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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以最普通的生活方式发生的。有一天晚上，在人们的例行集会之后，老爷子带着一副伤心的面容回到家。那天晚上他们知道，牧师要向他们告别。他在新罗歇尔区接受了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尽管他很不愿意抛弃他的羊群，但他还是决定接受这个位置。他当然是在再三考虑之后才接受的——换句话说，作为一种职责。无疑，这意味着更好的收入，但是这无法同他将要承担的重大责任相比。他们在新罗歇尔需要他，他服从他良心的声音。老爷子叙述这一切的时候，用的是牧师使用的那种动听语言，但是十分明显，老爷子受到了伤害。他不明白为什么新罗歇尔找不到另一个牧师。他说，用高薪来诱惑牧师是不公平的。我们这里需要他，他沮丧地说。他如此悲伤，使我几乎想哭出来。他补充说，他打算找牧师谈心；如果有人能说服他留下来，那么这个人就是他。在随后几天里，他当然尽了最大努力，无疑这使牧师十分狼狈。看到他从这些谈话后回来时脸上茫然若失的样子，是很令人痛苦的。他的表情，就跟一个试图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溺水者的表情一样。当然，牧师已拿定主意。甚至老人在他面前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他也没有被打动，从而改变主意。这便是转折点。从那个时刻起，老人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他似乎变得很痛苦，并且爱发牢骚。他不仅忘记在餐桌上做感恩祷告，而且再也不去教堂了。他恢复了去公墓，坐在长凳上晒太阳的老习惯。他变得难以相处，然后变得很忧郁，最后在他脸上渐渐出现了一种永恒的悲伤表情，一种包含着幻灭、绝望、无用的悲伤。他再也不提那人的名字，不提教堂，不提他曾经结交的那些长者。如果他碰巧在街上遇见他们，他就问他们一声好，也不停下来同他们握手。他勤奋地读报纸，从背面读到正面，不作评论。甚至广告他也读，每一个都读，好像要设法填满一个始终在他眼前的窟窿。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笑过。最多他只会给我们一种疲惫而无望的微笑，一种转瞬即逝的微笑，留给我们一种生命之火已经熄灭的景象。他像死火山一样，已经死了，没有任何复活的希望。就是给他一个新的胃，或是给他一个强健的新肠道，也不可能使他恢复生气。他已经超越了香槟酒和牡蛎的诱惑，超越了对光和空间的需要。他就像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屁眼里发出嘘嘘声的渡渡鸟一样。他在莫里斯安乐椅里睡着时，下巴掉下来，就像一个松开的合叶；他一向鼾声如雷，但他现在打呼噜比什么时候都响，像一个真正全无知觉的人。他的鼾声事实上非常像死亡前的喉鸣，只是不断被有间歇的、拖长的嘘嘘声所打断，就像在花生摊上吹的那种哨子声。他打呼噜的时候就好像在把整个宇宙砍成碎片，以便我们继承他的人好有足够的引火木材来维持一生。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可怕、最迷人的打鼾：鼾声如雷，可怕而怪诞；有些时候，它就像手风琴掉到地上，有些时候又像青蛙在沼泽地里呱呱地叫；在拖长的嘘嘘之声后，有时候是一声可怕的喘息，好像他正在断气，然后打鼾又恢复到正常的一起一落，就像在不断地砍啊劈的，仿佛他光着膀子，手中拿着斧子，站在这个世界像疯了一般大量积累起来的所有小摆设面前。他脸上的那种木乃伊般的表情，使这些行为带有一点儿疯狂的色彩。
脸上只有突出的大嘴唇活了过来，它们就像在安静的大洋面上小睡的一条鲨鱼的鳃。他极乐地在大海的怀抱中打鼾，从不受一场梦或一杯酒的干扰，从不是一阵一阵，从不为一种不满足的欲望所折磨；当他闭上眼睛倒下的时候，世界之光熄灭了，他孑然一身，就像在出生前一样，一个正在把自己咬成碎片的宇宙。他坐在莫里斯安乐椅里，就像约拿坐在鲸鱼的肚子里一样，安全可靠地呆在一个黑窟窿的最后避难所里，无所期待，无所想望，没有死亡，但却被活埋，被囫囵吞下，那突出的大嘴唇随着那虚无的白色呼吸的涨落而轻轻掀动。他在睡乡寻找该隐和亚伯，但是没有碰到一个活人，听到一句话，见到一块招牌。他和鲸鱼一块潜水，擦过冰冷黑暗的海底；他高速游过好几弗隆，仅仅以海底动物的柔软触须作为向导。他是烟囱顶上冉冉升起的烟，是遮蔽月亮的大量云层，是构成海洋深处光滑溜溜地毡的厚粘质。他比死人还死，因为他虽然活着，但他空虚，没有任何复活的希望，因为他超越了光与空间的界限，安全可靠地蜇居于一无所有的黑窟窿之中。他更应该被妒忌而不是被怜悯，因为他的睡眠不是一种暂停或间歇，而是睡眠本身。
因为睡眠是深海，因此，睡着就是加深，在睡着的睡眠中越来越深，在最深的睡眠中的深海的睡眠，在最深的深度中的充分睡眠，睡眠的甜蜜睡眠的最深最睡眠的睡眠。他曾睡着了，他正睡着了，他将睡着。睡觉。睡觉。父亲，睡吧，我求你了，因为我们醒着的人正在恐怖中煎熬……随着世界在空洞鼾声的最后的翅膀拍击中消逝，我看到房门打开，进来了格鲁弗·瓦特勒斯。“基督与你同在！”他一边说，一边拖着他的畸形脚往前走。他现在完全是个年轻人了，他找到了上帝。上帝只有一个，而格鲁弗·瓦特勒斯找到了他，所以，再没有什么东西好说，只是一切都必须用格鲁弗·瓦特勒斯新的上帝语言重新说过。这种上帝尤其以格鲁弗·瓦特勒斯发明的智慧新语言而大大吸引了我，首先因为我一直把格鲁弗看成一个无望的笨蛋，其次因为我注意到，在他灵巧的手指上不再有抽烟留下的斑痕。我们小时候，格鲁弗住在我们隔壁。他经常来找我练习二重奏。他虽然只有十四五岁，却抽烟抽得很凶。他母亲对此没有办法，因为格鲁弗是一个天才，天才就得有一点儿自由，尤其是他还十分不幸，天生有一只畸形脚。格鲁弗是那种在污泥里茁壮成长的天才。他不仅手指上有尼古丁斑痕，而且他还有肮脏的黑指甲，在练了几小时琴以后，指甲就会劈开，格鲁弗不得不用牙齿强行把劈开的指甲撕下来。格鲁弗常常把指甲和留在牙齿上的烟草末一块儿吐出来。这令人感到痛快而带有刺激性。香烟在钢琴上烧出了几个窟窿，我母亲还挑剔地说，香烟把琴键弄得黑不溜秋。当格鲁弗告别时，客厅里就像殡仪馆的里屋一样臭烘烘的。它散发着熄灭的烟味，汗味，脏衬衣味，格鲁弗骂起人来的那种不干不净的味儿，韦伯、柏辽兹、李斯特等人的曲调余音留下的那种燥热味、它还散发着格鲁弗流脓的耳朵与蛀牙的味儿。它散发着他母亲溺爱儿子而使他身上出现的种种臭味，以及他母亲哭哭啼啼的味道。他自己的家是一个马厩，非凡地适合于他的天才，但是我们家的客厅却像殡仪馆老板办公室的等候室一样。格鲁弗是个蠢蛋，甚至不知道还要用脚垫子擦脚。冬天的时候，他的鼻子就像阴沟一样淌着鼻涕。格鲁弗太全神贯注于音乐了，都没有想过要擦一下鼻子。凉凉的鼻涕淌下来，一直淌到嘴唇上，一条长长的白舌头把鼻涕吸了进去。在韦伯、柏辽兹、李斯特等人令人肠胃不舒服的音乐上，它加入了一种辣酱油，使那些虚无的菜肴美味可口。格鲁弗嘴里吐出来的话，两句当中就有一句是骂人话，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就弄不好这鸡巴操的玩艺儿！”有时候他恼火极了，会举起拳头，疯子般地拼命敲打钢琴。
这就是他的歪路子天才。事实上，他母亲往往十分重视这些发作；这些发作使她相信他身上有些了不起的东西。其他人只是说，格鲁弗叫人受不了，但是，由于他的畸形脚，他的许多事都得到人们的原谅。格鲁弗也够狡猾的，知道如何利用这只有毛病的脚；无论什么时候，他迫切需要任何东西，他都会显示出脚上的疼痛。只有这只钢琴似乎不理会这只残废脚，所以钢琴就成了被诅咒、挨踢、挨捶的对像，他要把它捣成碎片。反过来讲，如果他竞技状态好，他就会连着好几个小时呆在钢琴旁，事实上，你甭想把他拽走。在这样的时候，他母亲会站在屋前的草地上，拦住邻居，想从他们嘴里挤出几句称赞的话来。
她会如此出神地听她儿子的“神圣”演奏，以致忘记去做晚饭。
在下水道里工作的父亲常常饥肠辘辘回到家里，脾气很不好。有时候，他会直接上楼来到客厅，把格鲁弗猛地从琴凳上拉下来。
他自己也是脏话连篇，当他用脏话骂起他天才儿子的时候，就没有格鲁弗说话的份了。照老头的看法，格鲁弗只是发现一堆噪音的婊子养的懒货。他时常威胁要把这鸡巴操的钢琴扔出窗外——连同格鲁弗一起。在这种大吵大闹当中，如果母亲敢于插手干预，他就会给她一拳，让她去把尿撒撒干净。当然，他也有吃瘪的时候，他会这样问格鲁弗：你究竟叮叮咚咚弹些什么？如果格鲁弗说，例如，“嗨，the Sonata Pathetique（伤心奏鸣曲）。”老家伙就会说——“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嘿，以基督的名义，他们就不能用明明白白的英语来表示吗？”老头的无知比他的野蛮更让格鲁弗受不了。他打心眼儿里为他父亲感到羞愧，他父亲不在他跟前的时候，他就会无情地嘲笑他。他长大一点儿以后，他常常暗示，要不是那老家伙是这样一个卑鄙的杂种，他便不会天生是畸形脚的。他说，老头一定是在母亲怀孕时踢了她的肚子。这所谓的踢肚子，一定以多种方法影响了格鲁弗，因为当他完全长成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他突然如此热衷于上帝，以致于你在他面前擤鼻子都首先要征得上帝的同意。
格鲁弗皈依宗教就在我父亲泄气之后，这就是我想起格鲁弗的原因。人们有好些年没有见到瓦特勒斯一家了，然后，就在可怕的鼾声中，格鲁弗昂首阔步地出现了，他一边准备要把我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一边到处向人们祝福，并请上帝作证。
我首先在他身上注意到的，是他个人外表的变化；他已经在耶稣的血中洗干净了。确实，他洁白无瑕，几乎有一股香气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他的语言也净化了，不再说粗话，只有祝福和祈祷的话。他同我们进行的不是一种谈话，而是一种独白，独白中即使有问题，也都是他自己来回答。当你请他坐下，他坐到椅子上的时候，他就以长耳大野兔的那种机智说上帝献出了他所爱的唯一儿子，为的是我们能享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真的需要这种永恒的生命——还是我们仅仅沉迷于肉欲的欢乐，不知道拯救地死去呢？无疑，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向一对老年人——其中一个在酣睡，在打鼾——提起“肉欲的欢乐”有多么不合适。他如此活跃，如此兴高采烈地沐浴在最初的神思中，以至于一定忘记了我的妹妹是个疯子。因为他甚至没有询问她怎么样，就开始以这种新发现的宗教废话，向她高谈阔论起来。她对此全然无动于衷，因为，我要说，她的神经不很正常，如果他同她谈论菠菜末，对她来说也是同样意思。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