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条约，中国可不是好惹的！
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哈哈大笑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名存实亡，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早就和尼赫鲁总理成了好朋友，赫
鲁晓夫是支持印度的，你们不要害怕！
印席高级官员对此极感兴趣，忙问究竟，梅农便滔滔不绝他讲起赫鲁晓夫与尼赫鲁两人的非同寻常的关系：
为促使尼赫鲁和印度反华，赫鲁晓夫说西藏已对印度“构成威胁”，他暗中支持印度在西藏挑起叛乱，虽然在公开场合不得不支持中国对西藏问题的立场，但他非常“理解尼赫鲁总理所处的地位”，对“在印度边境一侧有一个中国的西藏看起来很不舒服”。
赫鲁晓夫极力讨好尼赫鲁，硬说中国挑起中印纠纷，不惜歪曲事实说“尽管在中印之间的冲突中，正义和真理在印度一边，而不在中国一边”，但是，“苏联不愿称中印任何一方为侵略者。在苏联通过塔斯社发表的声明中，苏联采取的立场是：一场误会导致了我们的印度朋友同我们的中国兄弟之间的意外的战争。苏联表示遗憾，并呼吁双方进行停战谈判和恢复友好关系。苏联事先知道我们的声明是不会受到北京欢迎的”。
梅农得意他说，赫鲁晓夫认为尼赫鲁总理是“一个明白事理与热爱和平的人”，赫鲁晓夫“觉得中国应该受到责备”，因而他两次访问印度，向印度提供长期贷款，从１９６０年起开始提供军援；苏联认为中国“奉行的是失去理性的政策”，因而赫鲁晓夫还把苏联最先进的米格—２１ 战斗机交给印度，用于对中国作战。
梅农还声称，美国总统肯尼迪也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危险的敌人”，向印度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用于对付中国人。有美苏大力支持，“我们不怕中国人！”虽然中国总理周恩来多次访问新德里，同我们的各部部长谈话，但我们都置之不理，有美苏背后支持，还怕对付不了中国人！
梅农和尼赫鲁的煽动性讲话，激起了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反华狂热，不断向中国进行挑衅活动。
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７日，在尼赫鲁、梅农的一道道命令催逼下，６０名印度士兵从三面向克节朗河２号桥头的中国哨兵逼近，中国哨兵喊话要他们停止前进，但印度军官却命令印度士兵举着步枪、机枪对准中国哨兵，大吼大叫要把中国哨兵轰走。在边境冲突中，两个中国哨兵被当场打死。
周恩来怀着悲愤的心情于１０月２日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又自我批评说：
我今天来，就是想汇报一下有关印度的情况。我的访问看来没有解决问题。现在，印度国内的舆论非常激烈，尤其是国防部长梅农，叫嚷要和我们打一场有限的战争。在这种气氛中，尼赫鲁也越来越强硬。我几次给尼赫鲁去信，希望举行高级会议，解决边界争端，他都坚决拒绝。他强调，会谈的前提是中国的军队全部撤出有争议的地区……
毛泽东“唔”了一声，望望菊香书屋外绿油油的菠菜，红红的辣椒，皱着眉头抽口烟缓缓吐出说：
“这不行！我们都撤出来，让给他，将来还谈些什么？中国有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小学课本上都有的，不能轮到我毛泽东，领土就变成了９５０万、 ９３０万，我无法向六亿人民交代。”
中印边界战争前夕，毛泽东自然想到他真正的对手肯尼迪、赫鲁晓夫。他不知这两个劲敌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印度扩张主义者，就问周恩来：“嗯，印度这样强硬，一定有后台吧？”
周恩来忧虑忡忡，双手抱在胸前，急切地向自己敬重的主席汇报说：
“英国、美国支持他们不用说了，据可靠情报，苏联也私下支持他们。从我国撤走的苏联专家，有一大部分已转往印度。苏联援印的比莱钢铁厂，如今已开工生产，钢铁产量翻了一番……据说苏驻印大使维列基正准备同印度签订新的经济协定，贸易额还将增长一倍。为了支持印度打这一场边界战争，苏联还准备提供４０架图—１２运输机。”
毛泽东原以为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还想尽量帮助他，把他拉回到马列主义的轨道上来；但在得悉赫鲁晓夫支持印度入侵中国后，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叛徒，一个反复无常的卑鄙小人。他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诗作中表达了这一激愤之情：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收回思绪，愤愤不平他说：“古有名训，生意不成礼义在吆！看来，赫鲁晓夫此公是不讲礼义喽！”
周恩来拿出《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给毛泽东看，讥讽说，赫鲁晓夫竟向最坚决主张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的中国大讲谈判的好处，跟西方观察家一个腔调。文章中写道：
“苏联过去和现在都相信中印之间没有理由发生边界纠纷，更没有理由使纠纷转化为武装冲突……如果双方能坐到谈判桌上来，心平气和地、不带任何成见地讨论他们相互的指控，毫无疑问，冲突早就会得到解决。谈判即使再困难，也总比战争要好。争执的问题必须在谈判桌上通过和平方式求得解决，而不能通过军事方式得到解决。”
毛泽东、周恩来又谈到肯尼迪。周恩来说：肯尼迪写信给尼赫鲁，大肆吹捧印度扩张主义者。肯尼迪说：
“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完全同情你。你在同中国打交道中，已经表现出高度的克制和耐心。凡是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所极力提倡的，你部已身体力行，而他们的信徒中能够做到这样的，却是寥寥无几。”
周恩来还说：美国驻印度大使约肯加尔布雷恩奉命改变了美国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的含糊态度，把英国殖民主义者制造的中国政府历来不承认的中印边界线，说成是一条“为现代惯例所承认”的国际边界线。
周恩来又告诉毛泽东一条来自己基斯坦的消息，并说：我们应该及早设法防止肯尼迪唆使尼赫鲁挑起新的边界争端。他说：
“巴基斯坦有家报纸说，印度跟中国制造麻烦，与其说是为了争领土，不如说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军援。每当美国国会开始讨论援外计划的时候，印度就毫无例外地仇视中国，以便捞取更多的美援。现在又到了美国国会表决具体拨款的时间，所以印度又频繁地挑起边境冲突。”
毛泽东吸口香烟频频点头说：
“有道理，有道理啊！蒋介石的军队就是这样，打一枪，看看主人的脸色，主人赏两块银元，就再打。不赏钱，就泄气了喽！”
周恩来说：“现在中印边界非常吃紧，不少边境哨所受到威胁，战士和边民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零星枪战时有发生。西藏、新疆军区多次来电，询问该怎么办？”
毛泽东感到处理中印边境冲突问题要谨慎行事，便说：
“尼赫鲁是我们的老朋友，印度是同我们建交的第二个国家，为新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的提高出过力，我们不能对不起人家。他不谈判，不要紧，我们可以等。谈判的大门，不能从我们这边关上。”
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缓缓踱着步子，他知道这是中国同赫鲁晓夫、肯尼迪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进行惊心动魄的较量，手一挥毅然做出指示：
“电告西藏张国华、新疆何家产，在中印边境纠纷中，我们坚持不先放一枪，不先伤一人，尽量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我们不能退，退了没得理讲。犬牙可以交错，要准备长期武装共处。总之，我们不想打仗，再做最后一次努力，让尼赫鲁走到谈判桌上来……” １０月３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参加完英联邦会议后回到印度，又受到英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的煽动，他以为中国软弱可欺，更起劲地挑起中印边界冲突。
１０月７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同印度驻华大使班纳吉再做会谈。班纳吉奉尼赫鲁之命威胁中国，要中国做出让步，其言辞充满火药气味，使会谈气氛极为紧张。接着，印度方面蛮横地关闭了中印边界谈判的大门。
１０月８日，印度总理尼赫鲁乘专机飞往中印边境地区，与印度前线指挥官考尔中将密谋全面进攻之方策，考尔气势如牛，下了决心：
“叔伯。我想把全线反击的日期定在１０月２０ 日，在这之前，做好一切准备。不管怎么样，我将把最后的胜利——新的印度版图奉献给您！”
尼赫鲁一理带钮扣的家织白色布上衣，望望特意插在第二个扣眼里的那朵玫瑰花，对考尔大加赞扬，两人决定即日起停止零星军事活动，全力以赴准备发起全线进攻。
于是，中印之间这段近３００公里的边界线上，突然停止了终日不断的枪炮声，出现了大战之前的异常静寂。
周恩来接到中国边防部队的敌情变化紧急报告，马上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为警告苏联不要明目张胆地支持印度扩张主义者，周恩来１０月８日下午３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毫不含糊地让他转告赫鲁晓夫： “印度可能在中印边境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如果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他们利用了苏制米格直升飞机在中印边界西段和东段进行空投，运送军需，有时还用苏制运输机。印度使用苏制飞机进行挑衅，对我们前方战士有影响。我们认为事先通知苏方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是我们只是通知，对苏联没有任何要求。”
赫鲁晓夫不敢小看中国的警告，便劝尼赫鲁小心从事。尼赫鲁头脑发热，以为中国软弱可欺，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０日命印军拉其普特联队的先头部队抢占了塔格拉山脊。
尼赫鲁见中国边防军在塔格拉山脊采取忍让态度，更加气焰嚣张，指使印军得寸进尺，于是，一名印军大胡子士兵竟背着轻机枪，面对中国士兵站着，摸着大胡子讥笑中国士兵不敢开枪还击，然后悍然开枪挑衅……
印军首先开枪挑起冲突，中国边防军被迫还击，保卫祖国领土，玩火者遭到应有的惩罚。中国乃礼仪之邦，以正式的军礼埋葬了印度挑衅士兵，警告印军官兵不要受人挑唆，再干自取其辱的傻事。
尼赫鲁迎头遭一闷棍，不能不想到中国的严正警告，但确实不摸中国的虚实，便请赫鲁晓夫出来暗中帮忙。
赫鲁晓夫对中国也两眼一抹黑，一时束手无策，他拍着秃头想了半天，便指示苏联驻朝鲜大使去见金日成首相，想通过金日成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摸中国的底牌。
金日成首相认为中国和印度作为万隆会议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国，发生大规模战争是不幸之事，便利用他与周恩来、尼赫鲁都友好的特殊关系，向中国表示愿做调解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非常重视亲密友邦朝鲜的意见，不放过一切使中印边界冲突向良好方向发展的机会，决定派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借与朝鲜签订中朝边界条约的机会，仔细倾听金日成首相的意见。
１０月１１日，周恩来和陈毅到达平壤，受到金日成的隆重欢迎，双方先在平壤内阁办公大楼亲切会见，１２日又在平壤牡丹峰宾馆促膝交谈。
周恩来深知中国正与尼赫鲁及其背后的赫鲁晓夫、肯尼迪做尖锐复杂的激烈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