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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所有人都已站了起来，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大手，说出他的心里话，“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泽东头脑非常清晰，对这句话不表示态度，只讲告别之词：“我就不送了。”
有人写诗赞颂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的此次四人会谈称：
四人会见举世惊，谈笑风生见解精。
世界外交称一绝，千秋万代留美名：
一小时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尼克松怀着会见毛泽东的亢奋激情，试图用理想主义的语言来表达他对华采取主动行动的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全世界都在倾听着，全世界都在等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毛主席写过：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伟大境界的高峰，缔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了。”
周恩来和尼克松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进行紧张的谈判，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是重要谈话内容，周恩来高瞻远瞩说：
“你们美苏两家槁军备竞赛，水涨船高。美国的军费是公布的，苏联的不公布，但它占的比例不会少，所以他们国内人民生活很苦。苏联农业生产上不去，不能仅仅说是气候的原因。苏联同加拿大的气候差不多，加拿大的农业并不坏嘛！苏联就是因为军费大多，这样浪费，搞核武器花那么多钱，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用，到一定时候还要报废，下个世纪人民会批评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搞核武器，中国希望美苏达成协议，减少核军备。美苏搞好关系，我们赞成。”
尼克松对周恩来的精辟分析极为叹服，又站在美国立场上侃侃而谈：
“我并不想硬说苏联的现领导有怎样的动机，我只能尊重他们自己的说法，但是我必须依据他们的行动来制定政策。就核力量的对比而言，苏联在最近四年间一直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决心不使美国落在后面。如果美国落在后面，美国对欧洲提供的保护盾牌，我们对太平洋地区同美国订有条约的各国提供的保护盾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尼克松则有求于中国帮助他从越南脱身，他揭露苏联的阴谋说：
“越南问题很简单，战争拖下去，唯一得到好处的是苏联，他们要把美国拖住，因为他们想借此扩大他们在北越的势力。从美国所得到的所有情报来判断，苏联甚至可能在怂恿北越坚持打下去，不要解决问题。”
周恩来坚持原则，明确告诉尼克松：“胡志明是我的老朋友，１９２２年我在法国就认识他。我认为美国撤出越南是唯一正确的做法，只要美国继续推行越南化、老挝化和柬埔寨化，只要他们一天继续打下去，中国就不能不继续支持他们。”
尼克松发现，“中国人对苏联既有极端的蔑视，又有相当大的担心”，周恩来完全意识到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前，先访问北京的象征意义和影响，他看到苏联报纸谴责尼克松访华，就非常高兴地对尼克松说：
“你先到这里来，莫斯科气得要命！苏联广泛动员他们的人、他们的追随者，大骂中国。让他们去骂吧，我们不在乎！”
访问中国短短一周，美国人对中国、苏联的外交差异有了鲜明的对比，这令美国人耳目一新，基辛格饶有兴味地在日记中写道：
“就这样，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到中国式的外交。苏联人一般比较生硬，中国人拐弯抹角。苏联人坚持特权，中国人讲究普遍的原则，表现出自信心，试图使实力问题显得无足轻重，而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苏联人把友好作为谈判成功后的奖赏；中国人在谈判之前就把友谊当作僵绳，他们至少在形式上使对方成为私交，这样就微妙地限制了对方能提出的要求。”
尼克松、基辛格津津有味地研究中苏外交风格迥然不同的文化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得出这样饶有兴味的结论：
“苏联人所居住的国家曾屡次入侵人家的国土，近期则主要利用武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对自己的要求的道义根据缺乏把握，因而不敢承认犯错误的可能性。苏联人从自以为绝对正确的教条转移到不可改变的立场（不知改变了多少次）。中国人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执文化的牛耳，甚至能用自我批评作为工具来为自己服务。中国人征求来访者的意见——这是一种赢得同情和支持的谦虚姿态。这样做还可以使来访者说出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目的，结果他就约束了自己，而中国人以后就能够利用他自己的建议（而且时常这样做）。苏联人脾气暴躁，有时口是心非，给人留下一种心理反常、心神不安的印象。中国人则强调价值标准的独特性，并对之深信不疑。因此，中国人表现了一种不为压力所左右的优越感，他们甚至用暗示‘原则问题不容谈判’的方法，事先就阻止对方施加压力。”
尼克松问他的智囊：“中国外交家可靠吗？”
基辛格毫不犹豫地告诉他的总统：“中国外交家是可靠的，他们从不搞小动作，他们不讨价还价，他们很快就亮出底牌，进行说理，顽强地加以辩护，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会谈取得重大成果，双方建立了互相尊敬和友好信任的关系。周恩来怀着轻快的心情对尼克松谈开了文化诗词，这使尼克松甚感意外，只听周恩来以温文尔雅的神态说：
“总统阁下，在你楼上的餐厅里，我们挂了一首毛主席书写的关于庐山的诗，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你到中国来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尼克松见周恩来如此善解人意，这样同情他的困难处境，一股暖流涌遍周身，无限自豪他说：“现在我们已经在顶峰了！”
周恩来见尼克松理解了毛泽东诗词的含义，觉得找到了谈话对象，因而谈兴大发，滔滔不绝地谈开了诗：
“还有毛主席的一首《咏梅》，我想挂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主席在这首诗词里指的是，采取主动的人不一定是伸手的人，等到百花盛开时，他就要消失了。”
尼克松对此极感兴趣，请周恩来指教，周恩来就充满深情地朗诵起毛泽东那脍炙人口的《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周恩来决不是泛泛论诗，微微一笑联系中美关系，寓意深刻他说：
“因此，我们同意你的想法，你是采取主动行动的人。你也许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的！”
尼克松深受鼓舞，正要圆满结束他的首次中国之行，未料到国务卿罗杰斯造反了，对中美联合公报提出１５处修改意见，实际上要推倒重来，这时离发表公报只有２４小时了，美国代表团一下子乱了套。尼克松大发雷霆：
“我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局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们还有没有脸？看我回去不把国务院那帮家伙都收拾了！”
基辛格冷静地劝说：“还是先顾眼前吧，要紧的是明天发布公报！”
这真是火烧眉毛的紧急大事。尼克松、基辛格商量半天毫无办法，最后决定请周恩来出面解难排忧。
基辛格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中国外交部副长乔冠华求助，乔冠华向周恩来转达此意时，认为周恩来太忙了，美方内部的矛盾还是由他们自己解决吧，没想到却受到周恩来的严肃批评。他语重心长地启发说：
“冠华，中美联合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意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的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这番话说得乔冠华顿开茅塞，忙笑着回答：“总理，我明白了！”
周恩来马上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毛泽东果决地回答：“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问题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公报发表的可能性。”
周恩来特意在杭州看望罗杰斯和美国国务院官员，称赞他们对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大力支持，消除了美方的内部矛盾，使中美上海公报得以顺利发表，震动全球。
世界舆论认为上海公报具有深远的意义，说“尼克松总统答应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要求，第二次公开保证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国军队和设施”，认为中国在上海公报中“所得甚多，所失甚少”；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因此大大提高，使中美苏三国关系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微妙变化。
正在积蓄力量准备竞选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开玩笑说，尼克松访华是一部很棒的电视“预告片”，应当把它搞成连续的多部电影或电视剧。这正是：
上海公报气若虹，外交奇绩举世惊。
苏联忌恨遭讥笑，中美关系展新程。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香铒钓鱼 勃列曰涅夫“绑架”尼克松
投其所好 苏联领导人“流放”基辛格
话说勃列日涅夫见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取得巨大成功，出尽了风头，使美国公众对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大加称赞，尼克松获得了蝉联总统的希望，勃列日涅夫心里更加嫉妒，便迫不及待地催促尼克松访苏。
勃列日涅夫对尼克松访华既恨又怕，他找来电视录像反复观看，要求尼克松这次访苏的规格必须超过他访华的规格。只有压倒中国，才能出勃列日涅夫心中的恶气。
勃列日涅夫首先要求基辛格也来一次秘密访问莫斯科，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基辛格曾秘密访问北京，使中国在世界上大出风头，苏联也有权得到同等待遇。
尼克松和基辛格对勃列日涅夫这一提议都举双手赞成，三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而且都拨拉得分外精：
尼克松认为基辛格秘密访苏是他正式访苏的垫场戏，等基辛格把气氛造好后他才正式出场，他更省力而会取得轰动全球的外交效果，创造连续成功访问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外交奇迹，以丰功伟绩载人外交史册，用来巩固不太稳固的总统地位，以便对付反对党和政敌，也可推迟他和国务卿罗杰斯的争论。
基辛格认为这样可以再风光一次，更不受舆论界和批评他的人事先定的规矩的掣肘，从莫斯科返回时就可以根据取得的辉煌成果的来龙去脉讲话，而不必按别人的愿望或虚构的口径讲话。
领袖欲极强而才能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对被毛泽东、周恩来压过自己一头极为恼火，处心积虑想搞个外交奇迹给自己脸上贴金。
这样，基辛格于１９７２年４月２０ 日清晨乘一架总统专机动身前往莫斯科，当晚８时在莫斯科一个军用机场的僻静、黑暗的角落里降落，由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陪同，以１００英里的时速驶往俯瞰莫斯科河的列宁山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