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坐在废墟上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要死要活，还有一位老兄望着远处那座最近拔地而起的大厦说，啊，看啊，那里过去还只是一片荒原呢，我们要照它的样子将属于我们自己的宏伟的大厦建立起来，可是我只是个泥瓦匠，钢筋结构的大厦该怎么造？于是生活在废墟上的人们不再寻求泥瓦匠们的庇护了，他们纷纷迁徙到那座钢筋建筑里去了，在那里，他们不用被太阳晒，不用被雨淋，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那只是座漂浮在半空中的大厦。带头的就是一群被称作实用主义者的人。还有一些怪人留了下来，他们热衷于将地基的石头撬出来改造成各种稀奇古怪的样子，并宣称前人的东西都可以拿来被随意地解释。这个时候罗蒂出现了：“你们错了，你们都错了，世界上的每一块土地都是平等的，从来都是平等的，精英们，让我们来把这片废弃已久的荒地平整一下，我们要在上面植树造林，开赌场，电影院，文学沙龙，玻璃球游戏室，还要建教堂和实验室，这是最要紧的。”
皮尔士认为有四种确认信念的方法，它们分别是，第一，固执的方法，第二，权威的方法，第三，先验的方法，第四，科学的方法，皮尔士对前三种方法都持批判态度，固执的方法在社会上是行不通的，权威的方法对于保障社会秩序是必须的，但它阻止不了人们对权威信念的怀疑和反对，先验的方法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只有科学的方法才不受到任何主观因素的干扰。像马克思一样，杜威赋予了哲学和哲学家以新的使命，创立了一种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即：第一，在经验过程中，知识是重要的，但知识永远是工具；第二，经验的态度对疑难和变化更有兴趣，疑难与变化意味着机会，有了机会才可能有成功；第三，科学、知识的成功表现在对于具体事物的操作和控制过程中。“哲学如能舍弃关于终极的、绝对的、实在的研究的无聊独占，将在推动人类道德力的启发中，和人类想获得更有条理，更为明哲的幸福所抱热望的助成中取得补偿。”和康德一样，实用主义者所关心的根本问题也是认识是如何可能，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实用主义所认可的是一种将存在看作一切知识之根本基础的知识观。按照这种观点，认识论不应被理解为对我们认识活动所依据的抽象条件加以研究，相反，它乃是对我们存在方式的状况和结构进行考察，此种考察既是认识论的又是本体论的，于是在戴维森那里，观念与对象的关系从柏拉图的等级模式、康德的对立模式转变为单一模式的，也即戴维森反对二元论，反对“图示—内容”的二元论区分，反对真理是“与实在符合”的观念，但是又保留了世界的实在性，并提出“无需对照的符合”观，主张知识是独立于我们的思想或语言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二者之间是一种随机因果的关系。在真理问题上，罗蒂将戴维森同詹姆士进行比较，詹姆士认为真理或“真”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对象，不是一个表示某事态的语词，“真”只是一个用来表示赞同的语词，罗蒂将其总结为“真理不具有说明性的用途”。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所做的变革，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迎合科学至上主义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形而上学在实用主义者那里俨然已经成为了为科学方法扫清障碍的附庸与鸡肋，随时可以置之一边，没有任何尊严可言，当真理被贬低为临时性的话语的时候，信仰也就失去了它耐以生存的根基，可以说，实用主义给了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哲学以致命一击，既然形而上学是不可能成为科学的，那就只能成为一种人性生来的爱好，成为人类学（像早期海德格尔所做的那样），成为拟文学（像晚期海德格尔所做的那样），在罗蒂那里甚至成为一种娱乐，一种“有趣的东西”。我想，之所以会造成现在这种尴尬的状况，是不是和人类以及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否定性有关呢？如何决断？我不禁想起了一句口号：“回到康德去！”形而上学与科学本来就是不同的两个体系的东西，一个是为了满足人认识自己的需要，一个是为了满足人认识自然的需要，它们之间不存在谁统摄谁的关系，就像天空与大地，根本就挨不上，所以也没有任何争执的必要，在科学的领域，使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在形而上学的领域，特别是在道德哲学和审美鉴赏的领域，就必须使用康德的先验方法，以避免萨特和伊凡·卡拉马佐夫自由选择论的谬误，以及芙蓉姐姐现象的泛滥，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唉，看来那天宋博士被我数落了一通，这个星期以来一直泡在图书馆里用功呀，难怪经常见不到他的。
真是难为他了。
这里还有：
我们在说一个东西是“真的”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同时说了两件东西，海德格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说“这枚硬币是真的”，按照流俗的理解，我是在说这枚硬币不是假币，不是伪造的，但是，难道假币就不是真实存在的吗？于是“这枚硬币是真的”这句话也就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即事物的实存性。
按照流俗的看法，那本真者，无论是本真之物还是本真之命题，是那正确者、符合者，在此，真理和本真意为符合，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符合，首先，某物与预先构想出的关于它的观念相符合，其次，某一判断所意指者与物本身相符合，这种符合性的两个方面在传统的真理定义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一传统的界定是：真理是物向感知的接近，但海德格尔指出，这句话的拉丁文意思也可以说成是：真理是感知向物的接近，然而，如此理解的真理只在客观的真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尽管如此，前一个定义并不就是后一个定义的颠倒，毋宁说，每次谈到感知与物时，人们所想到的东西并不相同，前一个定义来源于基督教神学信念，即认为作为造物，它们符合在上帝心中预先构想的某种观念，真理在本质上总是意味着作为造物的存在与造物主相一致，在世俗理性的帮助下，对物进行筹划的可能性取代了神学所设想的创世秩序，这本身就是一条合乎逻辑的法则，客观的真理总是暗示着所讨论的对象与关于它的本质的或“理性”的观念相一致。于是给人以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这种对真理本质的界定独立于对所有存在者的本质的解释之外，与它们的“在”无关。必须区分两种非真理：命题性的非正确性是判断与物的不一致，客观的非本真性是存在与其本质的不一致，这两种情形都可以被理解为“不符合”。
我们所说的“相符合”也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海德格尔又举了两个例子，比如看到桌上放有两枚硬币，我们就说它们在外貌上相符或一致，很相像。但当我们说起其中一枚硬币时，我们谈到符合性：这钱币是圆形的，在此，已不是物与物的关系，而是判断与物之间的关系。那么判断与物在什么东西上相符合呢？钱币是金属制的，判断无论怎样也不是物质，钱币是圆的，判断是绝对无所谓空间的，你可以用钱币来购物，关于此钱币的判断却绝不能成为一般等价物，尽管两者有如此的悬殊，上述判断却一致于且真正代表了那钱币，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是如何近似那枚钱币的呢？“接近或近似”在此显然不可能意为两个不同类的事物性质相似，关于钱币的判断与钱币发生关联的方式是前者对后者的表象，是再现了所表象之物的内在和外形以及它彼时的重要特性，此处的“表象”意味着让某物作为对象而处于我们的对立面，物在朝向我们运动时的这种作为持存之物的显示，是在敞开、显露的领域内完成的，此显露性并不是最先由描述所创造的，而只是自行进入描述并被描述所接受，以作为关系的范围：它们总是必须与某种显示为如此这般的东西相关联。这样，判断便屈从于一种指令，这种指令责成它去表达那是如此这般的东西，通过服从此指令，判断通过存在来纠正自身以达到正确。以此方式来指导自己，判断就是正确的，那被如此陈述之物就是真的。判断的正确性来自于行为的显明性，这意味着，它必须首先成为一切描述的某种标准，这已暗含于行为的显明性中了，但如果判断的正确性只因为行为的显明性才成为可能，那么必然的结论是，那首先使正确性成为可能的某物必然应首先被看作是真理之本质，即与其自身相符合，这样一来，那种传统的观念只把真理归结为判断，认为判断是其唯一的本质的本源便垮台了。真理之本源不在命题之中。真理不是人这个主体针对某一对象作出的某种正确命题，然后便将此命题作为“真”，真理是对存在的启明，通过这种启明，某种显明之物显现出来，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进入这种显明性的显露活动，由此，人真正处于他的存在之中。
对于信念中被允诺在那里的真理来说，对其作出真理性的描述不是真理与我们的观念相符合，而是我们的观念向着真理的方向无限靠近。这便是实用主义的观念。
第二次枫林漫步
我合上笔记本。
看来我必须主动找他示好了。
我几乎没费什么工夫便在图书馆找到了他。
“你这是干嘛？放开我。”
“你终于肯开口说话了，我还以为你哑巴了呢。”
“哼，谁哑巴了。”
“你用功怎么不叫上我呢？”
“谁说我在用功。”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近段时间你一直躲在图书馆里看罗蒂和海德格尔的书，对吧？”
“你怎么知道！原来你看了……”
“对，看了你的笔记。”
“那又怎么样？”
“嘿嘿，你不是说你更喜欢文学吗，今天我们不谈哲学，只谈文学。”
“文学？谈什么？”
“谈……哦对了，就来谈谈复调问题吧。巴赫金在这方面的学说让我产生一个联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于文学史上的巴赫吗？”
“利用复调的形象、对位的形象，不过是为了指出小说的结构方法超出独白型统一体时会出现的新问题，正如音乐中超出单声便会出现某些新问题一样。但音乐和小说使用的材料大相径庭，谈不上更多的相同点。”
“巴赫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福楼拜、托尔斯泰等人放在一起作的比较使我非常感兴趣。他所说的‘典型的主观浪漫主义’应该指的是雨果吧，典型的独白式结构，再加上让人受不了的浪漫主义，其结果只能是缺乏现实基础。福楼拜则将作者的意识完全剔除掉了，进入一种彻底的客观主义。《包法利夫人》似乎只在开头第一个词出现过第一人称，而且还是复数格，非常奇怪，不是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呢，作者与主人公则变成了平等的对话关系，主人公拥有绝对的自我意识，可以公然反对作者的意见，这是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大变革。我觉得从雨果到福楼拜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脉相承的。”
“那类小说，如《布瓦尔与佩居谢》，融汇了内容极不相同的材料，不过这种内容差异没有也不可能在小说的结构方法上表现得很明显，因为材料性质的差异服从于贯穿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