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接着说：
“我就是不靠家庭，十几岁就出去闯的，你看现在不是什么都有了嘛！”
他们话里有话，生怕我结婚时会花他们一笔钱。“妈妈”在单位干的是会计，在钱的问题上精明得很。
其实他们真是多虑。
我再糊涂也不会指望他们。
奶奶也不止一次地跟我说：
“无敌呀，你要存点钱，每个月存一点，将来结婚是要花钱的，没钱怎么行嘛！”
我答应着：
“我是存钱的，结婚我也会省，花不了什么钱。你就放心吧！”
我无法和奶奶说，每个月交给家里钱后就留二十块的生活费，吃穿加上往返北京的开销已是十分的拮据。奶奶年事已高，我不能让她着急。
“妈妈”承担了在北京我结婚的开销，这其中还有奶奶给他们的二百块钱。
“妈妈”其实没花什么钱。
妹妹，即“老大”，已从插队的江苏农村返城，在南京的工厂上班，她寄来了一对枕套表示祝贺。
在密云插队的“老三”也一年前返回城里，在铁路部门工作，只有老四还在上学。
“妈妈”跟我说：
“老二和老三就不给你买什么礼物了，我们就一起代表了，好吧！”
老二和老三果真就什么也没有表示。
我还能说什么。
这是一个想在儿女心中培育冷漠和自私的母亲。
后来弟弟妹妹们结婚，我都有一份在当时看来不薄的一份礼。
“妈妈”也不再说什么让他们来“代表”我。即便说了，我也不会那样做。
礼者，理也。
为人父母，居然不懂人伦道理，这就难怪他们过去的所为了。
结婚后，“妈妈”对我说：
“以后你就不要给家里钱了。老二和老三也挣钱了，家里不那么紧了，你顾你自己吧。”我早注意到，“妈妈”并不向老二和老三要钱来“帮助家里”。她这样解释：
“老二收入少，开支大；老三说自己攒钱，将来结婚不要家里的。”
我们的新家安在“密云师范学校”的教师宿舍，床和办公桌是学校的，我们自己买了一张圆桌和两把电镀的折叠椅。当时流行的还是“暖壶文化”，朋友和同事送给我们的铁皮暖壶就有七八个。
为庆贺我们，妈妈和姐姐从南方寄来了两床被面和一对枕套，都是丝绣的，图案精美，做工也好，我们很长时间都舍不得用。
女儿是出生在“北京友谊医院”，接生的护士说：
“这孩子生出来干干净净的，以后起名带个洁字吧！”
爸爸说：“叫常红吧，那多有意义！”
我们听从护士的建议，给她起名为常洁。
四．教书和自学
老的“密云一中”一分为二，分出一所堪称当时密云的“高等学府”——“密云师范学校”。“文革”期间，高等师范院校没有毕业生，造成中学师资尤其是远郊区的中学师资紧缺，本应培养小学教师的中等师范学校到后来不得不同时担负起培养中学教师的任务。虽不敢称“系”而称“班”，即“语文班”、“数学班”、“物理班”、“化学班”，但都是面向中学，俨然是大学的架势。
我就教“化学班”的专业课，工作上的担子可想而知。
其实学校里还另有大学毕业、科班出身的化学教师，让我这个“农校”的化学底子，根本没上过大学的人来教“化学班”，我也没想到。
我干工作一是“下气力”，二是“卖力气”，可能让校长看重的就是这两点。
首先，我是肯下气力自学。
我自知底子薄，从工作开始就没有间断过自学。爱看书的人大抵自学能力比较强，我的自学经验是“多读书即能获甚解”；即同时读多个不同版本的高等教育的化学教材和有关读物，互相参照。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版本有详有略，有深有浅，引用的资料也各有特色，可以互为释疑。尤其像医药化工类院校的化学基础课教材，其中有许多结合其专业的有趣内容，在教学中偶尔拈来，学生很爱听。
再有就是不惜力气，能吃苦。
我一个人，既当化学班的班主任又教课，专业课每天四到五节，最多时一天六节，还要准备实验。每天是从早忙到晚，时常是晚上十一二点还在实验室。更为麻烦的是，化学班为适应将来的教学，学生的实验特别多，上面分发下来的那点有限的仪器和药品根本不够用；而学校后勤的人一听那些复杂的仪器和药品的名字就头疼，只有自己去采购。玻璃仪器还好说，到北京灯市口就能买；药品就不行，有些是危险品，要到永定门外三台山仓库提货。三台山仓库的人原则性特强，你要是坐公交车去，任你好说歹说也不给货，因为有规定，怕出危险。学校又没办法派车，只好自己骑车提货。我通常是周末骑自行车四个半小时到北京，周日午后提上几大瓶盐酸硫酸之类，捆在车后骑回密云。
有一次五点多钟骑车路过顺义县城，想打打尖歇歇脚，在一个饭馆前找到一个存车处，我跟存车的大妈说帮我看一下车，别让人碰倒了，这里面有硫酸。不说还好，这一说那大妈死活不管，非让我马上把车推走。我一溜小跑到旁边的小店买了瓶汽水，回来上车继续骑。到密云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下车时两腿发软，差点摔倒。这还得益于农校的锻炼，否则还真坚持不下来。
这一切都是自觉做的，那时可没有什么奖金补贴之类。
要说为什么，说实在的，怕的是误人子弟。
一位年长的教师曾在办公室讲过这样的古代笑话：
有一个强盗生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死后来到阎王殿，判官大笔一挥，打入十八层地狱！那强盗到了十八层地狱，捶胸顿足，十分地懊悔：
“哎呀呀，我何时才得翻身！”
正懊恼时，听得下面有动静，一个声音道：
“上面是哪位弟兄？想必是新来的？”
那强盗问：
“你是谁，你在哪儿？”
那个声音道：
“我在你下面，十九层地狱便是。”
“怎么还有十九层地狱？”那强盗好生奇怪。
“不瞒老兄，原来是十八层，只因我罪大恶极，阎王才又开了一层。”
“那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是教书的。”
“那你有何罪过？”那强盗不解。
那教书的答道：
“唉！我是误人子弟呀！”
这是一个让当教师的人听了笑不起来的笑话。
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哪个教师未曾有过失误？又哪个教师未曾有过遗憾？
一名好教师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尽心尽力而已。
五．永远的愧疚
奶奶已是八十高龄，身体渐渐地虚弱。爸爸和大伯家因赡养奶奶引起的矛盾也逐步升级。爸爸当面指斥伯母为“江青”，使两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我提议，要不我在密云县城租间房，把奶奶接过去住。爸爸想了想说：“我和你大伯商量商量。”过些日子他说和大伯讲了，可能是怕人议论吧，大伯不同意。
奶奶夹在两家之间，很是为难。有时不打招呼，大伯家说要出差，一辆三轮就把奶奶送来；而这边也照此办理，到时候一辆三轮把奶奶送走，不容商量。
我不知怎么好，每次看望奶奶，都感觉到她的伤心和无奈。有一回她忽然想起了什么，在床底下摸摸索索找了一会儿，摸出一只很老旧的银灰色的金属碗，递到我手里：
“无敌，这是你小时候喂饭的碗，你拿去，留好了，别弄丢了。”
我小时用过的碗，奶奶还细心保留着！我有些意外。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只铝制的，老辈人称之为“钢精”的碗。和现在的铝制品不同，那碗壁很厚，质地粗糙，也有些分量；四周凸凹不平，是跌落多次的记录。
我摸着这只碗，感慨万千。就是它，陪伴我度过了“无父无母”的幼儿时光。
这是一只不同寻常的碗，它记录着奶奶对我的恩情。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刚下课，传达室的人叫我：
“常老师，你的长途！”
那时接长途电话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爸爸在那边带着哭腔说：
“无敌，你敬爱的奶奶昨天夜里不幸去世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做好革命工作，不辜负她老人家的希望……”
我仿佛受到了一击，脑子一下子成为空白，再也听不清爸爸那边念报一样的悼词，只感觉他那边还在不停地说；我忘了当时自己说了什么还是什么也没说，放下电话，失神地走回宿舍，趴在床上失声痛哭！
奶奶离我而去了，这怎么可能！我以为奶奶会长命百岁地活下去，我还有许多事没来得及做，我要有房子，我要接奶奶过来，我要好好孝敬她，我要好好报答她！可现在，一切都晚了！我都没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
我请假回京，见到爸爸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奶奶病重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爸爸没有回答。
“妈妈”抢过话来：
“我是说告诉你的，你爸爸说怕影响你工作，才没给你打电话。”
我知道，他们是故意如此。
据爸爸说，奶奶是在大伯家病重的；大伯住院割痔疮，伯母出差，等他得到消息去看奶奶时，奶奶已说不出话，送到医院抢救了两天，终因心力衰竭而不治。我对他讲的话将信将疑。奶奶虽身体虚弱，并无大病，何至于“说不出话”，而且走得如此突然？
第二天，我随爸爸去八宝山取骨灰盒。我把奶奶的骨灰盒紧紧抱在怀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想到这就是我能为奶奶做的最后一件事，我心如刀绞。
到了骨灰堂，把骨灰盒放好。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跪在奶奶的遗像前放声痛哭。
如果没有奶奶给我的爱，我这一生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爱。奶奶的娘家在农村，奶奶是心地善良的农民的女儿。没有念过书，却知道做人的道理；虽有人不与为善，却总是与人为善。在内心卑劣的人看来，奶奶的宽容是一种软弱；其实这种宽容包含着不屑与之为伍的高贵和自尊。
奶奶姓吉，讳秀英。户口本上的名字叫常吉氏，终年八十一岁。
菩萨一样慈悲的奶奶，愿您的在天之灵安详！
我回想起奶奶交给我那只碗的情景，她一定是有了某种预感，要留给我一个永远的记念。
而我心中留下的却是永远的愧疚。
六．叹息的灵魂
女儿满月后即带回密云，白天托放在附近的老乡家，早送晚接。妻子在县城东的“新农村中学”，我在城西的“师范学校”，相隔有八九里地。为了更好地照顾女儿，我提出和“新农村中学”的化学老师互调，得到领导的批准；“家”也搬到了“新农村中学”的校园里。
我们体会到既工作又要带孩子的辛苦。几个月大时夜里折腾你睡不好觉，等会爬会走了又一会儿也离不开人。俗话说“养儿才知父母恩”，我是养儿更知当年的哺育之恩，更想念奶奶，也更感爸爸当年的薄情。
外公已瘫痪多年，渐渐地消瘦和苍老。我能做的，是每次回京时给他理发和剪胡子。在“密云一中”时每班都有一把推子，师生之间相互理发是常事，我也是那时学会的理发。我感觉到，理发时把他扶到椅子上已是越来越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