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蒂莫西·盖特纳，他在担任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之前，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甚至对于金融股票空头交易的临时禁令——这似乎反映了人们印象中政客对投机行为所持的那种无知的敌意——都受到了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金融家的极力敦促。白宫、国会和懒惰的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在布什政府末期反击经济萧条的措施制定上都是小角色。实际上，政府把挽救由华尔街造成的经济危机的权力又授予了华尔街。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七章 关于资本主义和政府我们学到了什么（2）
我并不是批评将金融危机的处理委派给金融专家而非政客和官僚的做法。但这是一个进一步的证据，表明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非政府的失败。
政府在这场危机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是放任而非鼓励。政府数十年来对银行——以及更一般地说，信贷行业——疏于监管，放任私人行动者——银行家、抵押贷款经纪人、房地产销售商、房主等——做出理性自利的决策，引发了金融危机，政府却无力阻止其恶化成为经济萧条。政府的不作为催生了市场的一次深刻的失败。这种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压力的结果（保持低利息率，保持繁荣的假象，赢得强大政治势力的好感，因为这势力——并非偶然地——是政治竞选的重要赞助者）。不过，它也是政府官员自满的结果，是天然地假定政府官员取得了预防经济萧条的有效工具的结果；在经济大萧条于1933年3月触底的75年之后，没有人预见到它还会重演——人们以为经济萧条已成为“历史”。政府的不作为还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一个结果，该意识形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克林顿政府，以及就此而言还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的若干克林顿前任政府所持有，1970年代是金融产业反监管运动开始的年代。这种意识形态承诺被布什政府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并在证券与交易委员会未能觉察麦道夫诈骗的事件上典型地表现出来。
政府在监管上出现了重大失败，但这一事实也不应掩盖市场的失败。更准确地说，是不能掩盖——实际上它凸显了——政府更好地监管市场之必要性，以保障金融市场稳定性这一公共善品。政府并非完全是消极被动的。2000年代初期极低的利息率就是政府政策故意造成的结果，低利息率鼓励了银行提高其资金杠杆比率。但是机会的存在并不等于决定利用它。没什么东西强迫贷款人在利息率下降的时候提高其资金杠杆比率。企业也可以在借款增加的同时按比例增加其净资产，以此维系其资产负债比率不变。银行必须经过决策才能提高资金杠杆比率，不能允许它们把决策的责任转嫁给政府（“是放松监管使我这样做的”），也不能允许它们把责任转嫁给金融工具，例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和信用违约掉期，这些工具看起来降低了资金杠杆比率的风险。那些金融工具是在私人部门发展起来的，受到私人部门的信赖，并对私人部门产生影响。
不管相关责任问题怎么解决，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都毫无疑问是事实，对于重大政府失败的标准政治对策是监管和改组。后者经常比前者更具优先性。政府想要证明它在采取措施预防事件重演，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廉价、最显眼也是最具戏剧性的方式就是向世人展示它已经“收到了那讯息”，“正在做一些事情”以实现改组。但是，要在危机之中进行改组，以及类似地，在危机之中进行监管与监管机制重构，都肯定会引起混乱。推行上述两种措施的理由在于，改变金融监管制度结构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微；总统的权力现在正处于巅峰，应该发挥作用，而且毫无疑问也会发挥作用。但是，如我将在第十章中论辩的，在对经济萧条的抗击中，政府官员们目前正困顿于此时此地必须化解的种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如何才能对金融中介机构施以最好的监管这个问题，让他们迅速给出一个明智的答案，那实在是太困难了，做不到。实际上，试图检修金融监管体制的努力可能会延长经济萧条，因为这会使政府官员从推动经济复苏的努力中分神，而且会使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所处的商业环境比现在更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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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经济学界昏睡于危机发生时刻（1）
关于这场金融危机在事前预测上出现的失败，最让人不解的谜题之一就是那么多学术经济学家都缺乏先见之明。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是经济学中声望很高的领域，一流的宏观经济学家和金融理论家都是一些杰出人士。可是，尽管房地产泡沫从2005年起就开始泄气，并在2006年破灭，经济至迟从2007年底开始进入衰退，正在迫近的经济崩溃的警告在2008年春天隆隆作响，但却充耳不闻，没有多少经济学家，不管是学术界、政府还是商界的经济学家，及时地拉响警报，给政府和银行业以真正的冲击。
我并不认为经济学家预测错误的原因在于愚钝，而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不相信这个国家可能滑入比另一场温和经济衰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周期性遭遇的事情——更糟糕的任何境地。还有其他很多一流的宏观经济学家，以及杰出的金融理论家，在风暴积聚和爆发的时间里只是沉默着；或许那就是谨慎的做法。即使现在，经济学职业界还是茫然于不确定性和优柔寡断，仿佛它对已然发生的事情感到难以置信。就如何应对这场经济萧条来说，经济学界的共识尚未出现。大部分经济学家似乎基本上不愿做出任何尝试性努力，将经济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并没有多少经济学家注意到（或至少谈到）企业管理者薪酬措施与高风险借贷之间的关系，或者意识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其他附属抵押债务责任和信用违约掉期的风险，或者将个人储蓄的萎缩和在这种情况下贷款给经济造成的危险联系起来。似乎并没有多少经济学家注意到，银行产业的危机一旦爆发，就不是（或至少主要不是）缺乏流动性的危机，而是破产的危机。不仅警示信号一再被忽略，直到无可挽回，而且，当经济学职业界最终苏醒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不管是政府经济学家如伯南克，还是私人部门经济学家，都没有为处理这场经济萧条准备好应急方案。
一些媒体评论将经济学界令人不满意的表现归因于学术界过分依赖有关经济的抽象数学模型。但是，知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并不全是学术经济学家。而金融学教授们，他们主要供职于商学院而非经济系，其研究领域与有关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的宏观经济学有一部分重叠，并趋向于深深嵌入真实世界中的金融市场。他们不仅是书斋中的理论家；他们还是咨询师、投资人，有时候还是资金经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要么是在进大学教书之前，要么是在离开大学在外挂职期间，都为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非学术机构工作过。他们的学生一般都是先在商界工作几年才进入商学院读书的，因此会给他们带来商业实践中的最新知识。
金融学教授与金融产业之间的纠缠关系有一个阴暗面。如果他们对金融产业提出批评，并建议强化监管，他们就可能变成“害群之马”，并失去报酬丰厚的咨询业务。这种利益上的冲突可能会使一些经济学家故意放水。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哪位理论家会研读或者深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商业经济学家——咨询师、商业企业或贸易组织的雇员——强调经济预测，而且经常拥有特定行业的知识和数据，但很多人都受到其商业身份的拖累。你不能指望受雇于房地产公司或银行的经济学家会讨论房地产和信贷泡沫问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八章 经济学界昏睡于危机发生时刻（2）
在这场经济萧条可归咎于格林斯潘、伯南克、萨默斯、鲁宾、保尔森、考克斯所犯错误的限度内，这些错误又可部分地归因于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对反对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运作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过度信奉。这里的要点只不过是，对金融产业过度放松监管是由主流经济学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承诺诱发的政府失败，主流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这样的可能性：金融市场之所以看起来是强健的，是因为监管措施防止了先前金融危机的发生。这场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某一种资本主义的失败（宽泛意义上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或者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相对于“欧洲式”资本主义的“美国式”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最忠实信徒们的失败。
经济学界在预测并果断应对经济危机上的失败的根源在于，有关经济萧条的研究是经济学的一个相当不能让人满意的分支领域。这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这个领域。有关经济萧条的经济学文献卷帙浩繁而且引人入胜。不过，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经济萧条特征的不连续性很难建模。
萧条经济学所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萧条在多数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有事件，因此，要收集足够多的样本，以能得出可靠的、能够揭示经济萧条的原因、危害程度、后果以及对策的统计学结论，就需要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即不同——经常是极为不同——制度、文化、政治、经济环境中发生的经济萧条的数据加以综合研究。在相互竞争的种种假说无法获得严格的经验检验的情况下，要在其中做出选择就会严重依赖前见。就关于经济萧条的假说来讲，有关前见可能进而又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一来，就把我们又带回到了讨论开始的地方。左翼经济学家倾向于将经济萧条视为缺乏监管的资本主义的失败的证据，右翼经济学家则将经济萧条归咎于政府政策的误导，他们相信，如果没有那些政策，至多只会有周期性的温和经济衰退。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这些分歧反映在彼此敌对的一些宏观经济思想学派中，如货币主义学派、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阻断了共识，并使政客和公众彷徨于没有道路的荒野。在一个领域中存在若干相互对立的学派这一事实本身表明这个领域是柔弱的，不管其从业者是多么的出色。
对于经济萧条的原因与对策的经济学理解尚没有进展到可以使分析不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在受到经济学家与他人共有的政治情感影响的经济论战中，双方都提出了一些好的论点及论据，但论战却无法通过经验性检验的方法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由意识形态所塑造的前见将会给论战者造成迷惑性影响。此外，这场经济萧条，就像上一场经济萧条一样，可能会刺激经济学家进行一些新的思索，同时为经验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数据。
这一讨论或许有助于解开另一个谜题：为什么新闻界，包括金融媒体和一般媒体，对于迫近的经济危机比经济学家更警觉。不论新闻报道者具有与本·伯南克或者罗伯特·卢卡斯之类的人相关的何种智识局限，他们至少都没有受到来自于经济理论或经济史的前见的羁绊。而且他们比经济学家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