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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一放再说，是很必要的。
考入珠海书院
中学毕业后，我没有报考大学。当时香港只有两三所大学，以我的学习成绩，是不可能考得上的。那时也有一些学习不怎么好的年轻人，跑到外国的“野鸡”大学去混文凭，可是我们家哪里有这样的钱呢？这样，我便走向了社会，在香港工商贸易局当三级文员。那时只要你中学会考及格，提出申请，就会被录取。在工商贸易局这个低微的岗位上，我只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由于感觉到自己并不喜欢这种老是被上司支使来支使去的工作，我于1966年辞去了这份差使，并于同年考入了香港的一所专上学院——珠海书院，在这所书院里，学习外国语言文学。我当时心想，经过大专教育之后，也许就会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生活的走向常常是因一念之差造成的。如果当年我没有辞职去考珠海书院，也许到今天还是政府机构里的一名文员。
珠海书院地处九龙的亚皆老街。它原名珠海大学，1947年成立于广州。学校取名“珠海”，并不仅仅是由于它地处珠江之滨，而且也反映了主办者的理念，这就是，希望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如“珠”一般晶莹璀璨，像“海”一般浩蕴深藏。珠海书院是由一群热心教育的人士在抗战胜利后创建的，目的是培养建设社会的专业人才。最初只开设文、理及法商三学院，共十二个学系。1949年秋，迁来香港，在香港教育署注册，获准开办大专课程；同时它也在台湾注册，受其*监管，是香港唯一一所有台湾背景的院校，因此校内总是悬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这所学校为香港的不少有志继续进修的高中毕业生，提供了接受大专教育的机会。半世纪以来，共为社会培养了一万多名社会科学、资讯科技、商业及理工方面的人才。他们分布于海内外各行业中，均各有成就，对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在珠海书院只就读了一年，并没有完成全部学业。因为在一所学校读书，并不是说你喜欢英文便可以单纯地只学英文，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必须修习别的相关科目，而我对学校开设的某些科目，譬如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之类，完全提不起神来。可是要是我不选修这些科目，便无法拿到足够的学分毕业。于是到1967年，我未等到学业完成，便中途辍学了。我在珠海书院所修的科目只有英文与英国文学史等少数几门，最终并未拿到毕业证。因为这个原因，我离校后从未参加过校友的联谊活动。但是我相信，假使母校知道我肄业后的发展情况，是会以我为荣的，因为我没有给她抹黑，没有辜负她对我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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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雷神父
在珠海书院，有一位叫荷雷（Hurley）的爱尔兰籍老师，对我特别垂以青目。他是一名神父，人特别善良。我入学之后，他很欣赏我英语方面的天分，对我关怀有加，常常孜孜不倦地教导我，对我进行个别训练。他纠正我的发音，与我一起探讨学习方法，给我介绍各种有价值的读本，教我怎样用英语正确地表达思想。虽然他对每个同学都很热情，并不见得就特别看重我，但是就我的感觉而言，他是所有老师中最欣赏我的人。他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生，弥足珍贵。因为觉得这位老师和自己很合得来，所以我一天到晚与他呆在一起，至于其他老师教些什么、讲些什么，我全都不关心。我之所以和荷雷神父合得来，是因为感觉到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一个“好学生”，而在他之前从来没有谁认为我是“好学生”，他是我这一辈子中第一个肯定我的价值的人。他对我的欣赏让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的鼓励让我学会了自我肯定。从前我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空中漫无目的地飘荡，认识了他之后，我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了比较清楚的方向。
▲我之所以和荷雷神父合得来，是因为感觉到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一个“好学生”，而在他之前从来没有谁认为我是“好学生”，他是我这一辈子中第一个肯定我的价值的人。
在管理学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方法，一种是纠错，一种是赞扬。两种方法，效果不同：应用纠错的方法，会使被管理者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但他不会有很大的进步，因为他每天都在战战兢兢地工作，生怕再有闪失；应用赞扬的方法，指出被管理者的优点、长处，会使被管理者的精神受到激励，对自己更有信心，从而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得更好。两种方法，孰高孰低，不言而喻。荷雷所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他的这一套方法在当时激励了我，到后来也给我对别人的管理产生了某种示范——尽管我对他的模仿是无意的。
▲在管理学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方法，一种是纠错，一种是赞扬。
在珠海书院读书期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我在全港大专英语演讲比赛中获奖。这个比赛是由一个叫做孟氏基金会的慈善机构举办的，当时珠海书院派出学生代表参加了这个比赛。在正式比赛之前，书院内部先搞了一次预赛。我在预赛中拿了冠军，于是代表珠海书院参加正式比赛。我的指导老师就是荷雷神父，比赛地点在香港中环的大会演讲厅。那时我们珠海书院在香港并没有什么名气，最有名的当然是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其次还有浸会学院，等等，舆论普遍认为我们这样的专上学院是来做陪衬的，并没有谁把我们放在眼里。我的演讲题目是《种族歧视》，不知道为什么，平时不善于辞令的我，一登台之后心中便充满了激情，面对着众多的听众，我口若悬河，侃侃而谈，非常自信流畅地完成了演讲。我的演讲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观众，演讲结束时台下掌声雷动。我一下台，荷雷神父便跑过来兴奋地拥抱我，连声说“我认为你至少应该拿第二名”。但是评委会最后评给我的名次是第三名。荷雷神父对这个评定结果很不满意，直摇头说：“不公平，不公平！你至少应该拿亚军，给你冠军别人也不会感到奇怪。”说完他又苦笑着补了一句：“看来在哪个学校就读还是有讲究的。”意思是说我的平台不如别人。虽然只得了第三名，但是这次演讲足以证明了我的英文水准。我的竞争对手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类名校的尖子，我与他们相比，也不遑多让。我的英文根底，成为了我后来在香港司法部担任翻译官的“本钱”。
▲平时不很善于辞令的我，一登台之后心中便充满了激情，面对着众多的听众，我口若悬河，侃侃而谈，非常自信流畅地完成了演讲。
由于英文演讲的成功，我在珠海书院引起了一些同学的注意，其中一位就是当时的名中医陈存仁的女儿。说实话，我当时还真有点喜欢她，而她对我应该说也是存有好感的。有一天，她带我去她家玩，她家住在九龙的一栋豪华住宅楼里。我进了她的家门之后，她妈妈带着轻蔑的眼神瞥了我一眼，用浓重的上海话说：“嘎年轻。”（这么年轻）便再也没有正眼看过我。我揣摩她是觉得我穷，没有自立能力，不配与她的女儿交往。没有多久，陈家就把他们的掌上明珠送到美国留学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这件事情对我产生了某种触动，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外面的世界对钱这么看重。
珠海书院时期的同学，有很多我都忘记了。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位：一位姓姚，他的英文还过得去，毕业后开了一家补习社，在其中推广他的“简易英文学习法”。后来他不办学了，又成了一名风水师。另一位姓吴，看到我英文好，便请我到他家去，给他弟弟补习。每次我去当课外老师，他妈妈都给我煮很好吃的面条。
第六章 “风云得路夸头角”
“破帽遮颜过闹市”
1974年7月，在服刑一年半之后，我告别了铁窗生活，离开芝麻湾监狱，回到了社会中。很奇怪，尽管拼命回忆，我依旧想不起自己出狱是在哪一天。这一天固然是我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但是也是我一生中的一个不光彩的日子，因此不记它也罢。
重获自由的喜悦只在我的心中存留了短暂的时间。出狱之后，我马上感觉到了自己的狼狈。初出狱的我，身无分文、居无定所，在失去了原有的职位的同时，更失去了原有的威风。我留在香港的哥哥对我的“不长进”感到很失望，因此对我态度很冷淡；当初吹我捧我最后把我送进了监狱的那些客家人看到我失去了利用价值，也不再来找我了。我觉得自己无脸见人，出了狱之后，即使上街走路，也做不到像从前一般自信了。见了熟人，总是下意识地躲躲闪闪，自己不想问候别人，也生怕别人与自己打招呼。
但是我却不想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因此常常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街头闲荡。有时走着走着，会毫无理由地对路边的树木猛踢一脚，或者对着地下的砖石狠吐一口，以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
我曾读过一篇由英国的著名作家V。 Sackville…West撰写的名文：No Signposts in the Sea，那个时候的我，就像作者所乘搭的那艘漫无目标地漂游在海上的船一样，失去了前进的航向，彷徨歧路。我很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却不知道“胎”应如何“脱”，“骨”应怎样“换”，因此心情相当苦闷。在家中呆了个把月之后，我自觉无趣，便从家中搬了出去，在天庙后道租了一个小房间独住。而瑞芬也接受了与我的分居状态。
▲我很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却不知道“胎”应如何“脱”，“骨”应怎样“换”，因此心情相当苦闷。
在我和瑞芬的婚姻里，从头至尾都没有过什么生活纠纷。我们分居的主要原因，是双方都发现，在我们之间其实不存在爱情。原来存在于我们之间的那种相互的好感，只是一种姐弟之情。在我入狱之前，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已经变得很淡，别说爱情，就连亲情的感觉也差不多找不到了。而且，我们二人的性格也有冲突。例如我就不喜欢她做事的婆婆妈妈，对任何一件事都要唠叨上三四遍；而她对我常常早出晚归、老不沾家亦颇有微词。我在芝麻湾监狱服刑的时候，她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