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得知此信的人是哈罗德？麦克米伦。当艾登约他到唐宁街10号小客厅会面的时候，他就住在隔壁的唐宁街11号。麦克米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那个凄凉的冬季下午，我可以看出，他依然是那样富有朝气，那样活泼愉快，那样温文尔雅。这是1914~1918年战争期间青年军人的典型特征。那场骇人听闻的浩劫的幸存者们往往怀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他们就像一批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的战士。他和我就是怀着这样的精神步入政坛的。现在，他经过长年奋斗，已经攀上了权势的巅峰，但是却被一种神秘的然而又是不可逃避的命运击倒了。”怅然若失的麦克米伦心情凄楚地沿着通道走回到唐宁街11号财政大阻的官邸。第二天早晨，他正在官邸中坐在一幅格拉斯够通的肖像画下读着《傲慢与偏见》以调理心绪，突然接到了请他去王宫就任首相的电话。
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国的一个转折点。它造成了英国的文化、政治和国际地位的严重断裂。苏伊士运河并不是英国衰落的先兆，而是使早就开始的衰落从此大白于天下。英国不再是第一流强国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消耗以及国内的分裂不仅严重消耗了它的财力，而且也严重削弱了它的信心和政治意志。艾登坚信，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没有做错什么事。数年之后，伦敦《泰晤士报》对安东尼？艾登做出了如下的评论：“他是相信英国是伟大强国的首相，也是第一位亲眼看到英国被危机证明不是伟大强国的首相。”此语堪做大英帝国的墓志铭，也道出了艾登的心境。
未来的安全：油管与油轮
苏伊士运河危机给国际石油工业带来了不少启迪。尽管运河已经恢复运营，石油公司对它的可靠性却已失去了信任。接着，石油公司和西方国家政府就扩建输油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但是，叙利亚禁止使用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一事表明，切断输油管也是易如反掌。显然，输油管并不是解决石油安全过境问题的唯一对策，其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在围绕苏伊士运河生命线的一切激烈争论之中，有一个方案被人们忽视。如果说运河和中东输油管都易受损害，那么还有一个更安全的替代方案，即使用环绕好 望角的航道。为了经济和实用起见，倘若利用这条航道向西欧供应石油，则必须使用装载能力更大、船体更大的油轮。然而工业界一般认为，从物理学角度而论，这种油是无法建造的。可是，日本的造船厂发挥了柴油发动机和优质钢材的优势，根快就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壳牌石油公司高级经理约翰？劳登回忆说：“1956年，油轮的船主们还在说，大船过于昂贵，其燃料费用也太高了。令我吃惊的是，日本人不久就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建造这种油轮了。”事实证明，这种油轮不仅出奇地经济，而且也符合安全标准。因此，超级油轮也同英国声势的衰落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崛起一样，成为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产物之一。
破镜重圆
苏伊士运河危机过后，英国人和法国人仍然对美国人怀恨在心。英国驻美国大使在1957年初措词尖刻地评论说：“艾森豪威尔像美国童子军一样看待殖民主义、联合国和玩弄辞令策略的有效性……他的天性和挽救健康的需要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无所做为的总统之一。”
在危机期间，美国竭力试图利用阿拉伯产油国来巩固它的地位。艾森豪威尔本人非常强调“把沙特国王扶植成中东地区的重要人物”，以便取代纳赛尔。他还向阿拉伯产油国明确表示，美国愿意为“在西欧恢复中东石油的市场”而努力。除了这种考虑之外，也有可能进一步支持中东的稳定的亲西方政府，把它们作为遏制苏联扩张主义的堡垒。英国和法国无疑同意这两项战略目标。它们之间的分歧在于手段，而不在于目的。
第二十四章 苏伊士运河危机（9）
大西洋两岸都承认，有必要弥合苏伊士运河危机造成的分裂。以“处变不惊”而出名的新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后来承认他的内心经常因紧张恐惧而痛苦万状。他与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携手共事，并且保持着友情和相互尊重。当人们提到麦克米伦可能接替艾登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形容他是一位“坦诚、细致的人”，麦克米伦还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在接受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沉痛教训之后，他说，“我们的一切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华盛顿的统治者手中。”这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对于艾森豪威尔的美好祝愿，麦克米伦答复说：“我对于将使我头痛的问题并无幻想。但是，３３年的议会生涯使我锻炼得坚韧不拔。我希望，这并不会减少我的幽默感。”
中东和石油以及欧美联盟的裂痕当然是一些最令他头痛的问题。正式的和解进程开始于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参加的百慕大会议。会议是1957年3月在大洋高尔夫河俱乐部召开的。在准备这次会议的时候，麦克米伦着重考虑了石油问题。他调来了一张标明各石油公司在中东的位置的地图和一份石油公司的“大系表”。石油与中东安全两个议题纠缠在一起，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诚如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说，就石油问题进行了“非常坦诚的谈话”，其中包括探讨鼓动建造超级油轮的可能性。苏伊士运河使所有西方强国都领教了变化多端的中东局势。在百慕大，英国强调，保持科威特和海湾沿岸其他国家独立的重要意义，所有这些国家的君主都极易受到纳赛尔式政变的损害。双方同意，英国需要尽一切可能确保海湾的安全。麦克米伦把中东石油称为“世界的头奖”，敦促两国政府进行合作，以实现该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繁荣。他说，这就是他们在战争期间曾经使用过的那种“共同方式”。百慕大会议的确弥合了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分裂。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许诺，每周以个人名义“无拘束地”互致一次信件。总而言之，这两个国家在中东确有共同的目标。但是，苏伊士运河危机已经富于戏剧性地证明，在未来的岁月中，执牛耳者将是美国，而不再是英国了。
1970年，在发生苏伊士运河危机14年以后，保守党赢得了英国大选的胜利，爱德华？希思接任首相。他在唐宁街10号为当时已是埃文伯爵的安东尼？艾登举办了一次晚宴。保守党党魁希思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也有同样的头衔艾登以贵客身份重返唐宁街10号，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心境美好的夜晚。希思发表了诙谐和优美的讲话之后，艾登起身，即席致答。他为英国人民进行了特别的祈祷，祈祷他们在北海水下发现一个“石油湖”。这恰恰就是英国人在1970年开始做的事情，尽管他们未能及时利用这一发现，以避免爱德华？希思在另一次能源危机中垮台。如果英国人知道或者猜测到这样一个石油湖的存在，1956年就会是另一番光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