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负责的客户服务项目在二〇〇四年一季度结束时告一段落，出差又出差、挨骂无数次的成果是我们部门的客户投诉率降到比去年同期还低百分之二十，远远领先其他部门；锦上添花的是那位长得像贝多芬、连“请坐”都没来得及说就骂我半个小时、每隔三句话来上一句“我们要起诉你们公司”的客户不知是不是有点于心不安，专门写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来把我狠狠夸了一顿。艾米在上级面前很露了一下脸。在项目开始的时候，我满心希望借此再往上爬一级，可是，到了收尾的时候，却发现爬不爬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公司打算把我们这一片的大部分项目转移到海外子公司。
谣言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飞了，印度的子公司开始派员工来培训，来了一拨又一拨，学的就是我们做的工作。管理层开始不承认，后来终于不得不承认，用个模模糊糊的“发展海外业务”来掩人耳目，但是大家心里越来越清楚，这一波迟早会来，到时候，比任何一轮裁员都要可怕。我们兢兢业业，像一群小鸟，辛辛苦苦地在大树上筑巢，天天数着窝里有几个蛋了，然而天气一变，都被雨打风吹去。
终于有一天，大家都着急了，因为马屁精周末来加班，“无意中”在公共打印间里看见了艾米打印的一份文件，忍不住把消息广播给所有人听：我们的老板在卖房子。以艾米宝贝她房子的劲头，绝对大有文章。
大家表面上不动声色，背地里，老员工忙着打听现在被公司解散的行情，看看是不是趁机退休算了，少壮派都开始张罗后路。
“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已经写过一百集，我的脑汁被榨得差不多了，心也越来越沉。故事眼看就要收场了。故事总会收场的，如果，如果到了收场那一天，还是我在唱独角戏，怎么办？
我对骂和夸都已经习惯，心情有点像看一部自己导演的电影，是午后场，坐在最后一排，回放那些过去的日子，那些聪明和愚蠢，那些错失的缘分，看着观众或感动、或欣喜、或悲伤。他们的感动、欣喜和悲伤，其实都不是给我的，是给他们心中的那个人；他们的感动、欣喜和悲伤，是他们自己的往事在借尸还魂。
电影总会散场，下午场完了还有夜间场，这一部放完了还有下一部。等那个大大的“完”字打出，灯光亮起，不得不走，或许有人会对我说“真不错”，“谢谢”，但是，没有人会来温柔地拍拍我的肩膀，接过我手里的可乐和爆米花，说“璐璐，我们回家”。没有。
我害怕那种曲终人散的凄凉：此刻再感动，时过境迁，可还有人记得我？我要一个记得我的人。
强将手下无弱兵。美国国庆节前，当艾米最后一次在她家后院的游泳池边请我们吃烤鸡腿和热狗，并暗示大家另觅出路时，大部分的人已经有了着落：有打算退休的，有转行搞地产经济的，有誓与硅谷共存亡、准备等经济进一步复苏再找工作的，大部分人另寻东家。
八月份，公司正式宣布艾米手下的部门在美国的开发计划中止，除了极少数并入其他领域，大部分项目迁往印度子公司。艾米升级调往洛杉矶分公司做另一个产品的总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马屁精在中部找到了工作，得意洋洋地公开了那套用来计算部门同事“竞争力”的代码，果然设计精密、干净漂亮，和他工作上得过且过的作风全然不同。Chris不知怎么钻营弄到了一个外派印度的名额，因为这样相对容易升级，他已经买好一打保罗衬衫，立志到那个东方文明古国蹲点三年五载，等有点功名再杀回美国来平步青云，证明了他的鸿图大志，原来美国人也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凭去年做客户服务项目的经验和人脉在达拉斯分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虽然不算很对口，但比较稳定，新老板同意保留加利福尼亚的工资，我已经很满足了。
同事们聚在一家印度餐馆吃饭，Chris挑的地方，说这里有全市最好的印度菜——他现在对任何同印度有关的东西都大感兴趣。刚进公司时我立下志向，将来哪一天离开，要所有同事来送行，现在实现了，只是没想到，我同时也给他们送行。我们济济一堂，一边大嚼咖喱鸡咖喱猪肉咖喱羊肉咖喱蔬菜一边痛骂老板拿人血染红顶子一边互留通讯方式，气氛空前融洽，甚至依依不舍：没有了利害关系，人都可爱三分；钩心斗角的人一旦惺惺相惜，通常更容易欣赏对方。
月底，林少阳启程回中国，这两年，他连升几级，终于发现小池塘里容不下大鱼，跳槽到另一家公司担任中国分公司的技术总监。
林少阳本来希望张其馨留在美国，用他的话来说“留个后路”，张其馨却断然辞了工作陪他回去。
张其馨临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凑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没有郑广和、郑嘉森，也没有林少阳、林达，就我们三个人。
我们叫服务员替我们拍了一张照。张其馨看着数码相机上的照片，皱皱眉头，很不满意，“好像又胖了。”说的当然是她自己。
“气我是不是，我比你还胖，”郑滢瞪她一眼，然后发现新大陆一样地叫起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三个人里面，关璐变化最小了，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我们凝视着照片里的自己，骤然发现，七年的时光已经飞逝而过。七年毕竟是很长的时间，何况青春岁月。七年前，还不流行数码相机，那个时候，拍了照片得过几天，等冲出来，才能看见，想多要一张，还要拿底片去加印——我就拿着一张照片的底片去加印了寄给程明浩的。
“你辞了工作不觉得可惜吗？”郑滢把沙拉塞进嘴里。
“当然有点可惜。临走的时候，我老板还说我干得很不错，本来有打算明年给我升一级的。”
“那你还辞？”
“没办法，想来想去，还是他更加重要，他不在，我一个人待在美国有什么意思？”张其馨对着汤碗甜丝丝地笑起来，“女人嘛，总要回归家庭的。”
“说得像真的一样，”郑滢嗤了一声，“我看你是不是担心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弄出点花头来？”
张其馨脸红了，轻轻敲了一下桌子，“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煞风景。”
“你真觉得男人比事业重要？”郑滢问。
“那当然。”张其馨毫不犹豫。
郑滢撇撇嘴。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很佩服张其馨。七年前，她为了一个男人来美国，现在又是跟着另一个男人回去。她的贤惠依然无人可比。
也是那一次，张其馨告诉我，林少阳前些日子去南加州招人，见到了杜政平。他又结婚了，娶的是他的一个同学。
“长得怎么样？”郑滢起劲了。
张其馨看看她，又看看我，犹豫了一下，“林少阳说，看上去挺贤惠的。”
我笑笑，“那很好。”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有点失落，却并不后悔。
时间过得飞快。好像所有的人都已经抛开过去，向未来进发，除了我。好像是不太好，可是，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关人家什么事呢？
那天下午，下了一场雨，我在公司底楼的图书室里还参考书，无意中透过两道玻璃窗看见一道斑斓的颜色轻轻柔柔地搭在对面楼外一个转弯角里，直扑入眼。那是一条彩虹，像座小小的桥梁在草坪上凭空架起，让人看着心里又踏实又舒服，宛如哭过的天空还给大地一个微笑。有这么一道彩虹，下多大的雨都值得。
我叫住几个同事，叫他们看，他们也微笑着赞赏一番，但我相信他们并不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兴奋。后来，彩虹慢慢散掉，我却高兴了整整一下午，因为，我终于见到了真正的彩虹，它比装在瓶子里的好看得多。
郑滢生过孩子后母性越来越强，知道我调去达拉斯，难过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说舍不得我，“你一个人跑到得克萨斯去干什么？”
“得克萨斯怎么了，没有州税，房子又便宜，钱经用，多好。”
“那么远，气候又没这里好。”郑滢现在觉得加州是美国的“上只角”，而旧金山是加州的“上只角”。
“你忘了我们那时候想来美国差点都打算申请去阿拉斯加念书？”
“此一时彼一时，”她嘟起嘴，“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心里就难过，难过得要命。他妈的！”
我搭住她的肩膀，眼睛也有点酸：十一年了，我和郑滢几乎就没有怎么分开，见她的时间比见我妈还多。我们从海那边到海这边，一路手牵手磕磕碰碰地走来，在中国在美国都大大方方枕一个枕头睡觉，在街上勾肩搭背，见识过彼此最最尴尬难堪的时刻，我给她提供卫生巾，她给我提供避孕药，我骂过她的男朋友，她也骂过我的男朋友。都不信奉什么两肋插刀，却差不多做到了肝胆相照。然而，千里搭长篷，哪有不散的宴席？
她警告我，“得州大概比这里更加难找男人。”
我说：“不一定要急着找男人啊，玩两年也好。”
她看看我，突然问：“你是不是还在想着他？”
“没有。”
“骗人，你文章里的那个人就是他。”
“我只是有时候会‘想起’他，不是在‘想着’他。你难道不会偶尔想起从前的人吗？比如你那条项链？”
“我不会‘想’出一篇小说来天天自己揭疤。”
回家的路上，我望着车窗外随处可见的棕榈树，不由也难过起来。刚来加州，看见棕榈树，大惊小怪了很久，现在看惯，却又要走了。
达拉斯我去过一次，是拜访一个客户，匆匆忙忙停留了三天，对它只有两个印象：一，有一位美国总统在那里遇刺；二，那个城市的机场叫Love Field——爱情田地。听着很浪漫，其本身的设计也和爱情一样扑朔迷离，让人动不动迷路。不久，我又要去那里，住不知多少时间，然后说不定又会搬去另一个地方，然后说不定还有下一个——可能是芝加哥、亚特兰大、纽约、波士顿、休斯敦，谁知道呢？
在这块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浩荡版图上，干什么都不大容易，惟有流浪，实在太容易了。
其实，刚才我没有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达拉斯，那儿没有州税，房子便宜，钱经用，却也没有我认识的人——连个Chris都没有。跑那么远，会孤单的。对了，程明浩一个人跑来跑去，他也曾觉得孤单吗？
我还是坚持天天写故事，看的人比从前少了，大部分人觉得情节索然无味，我想出很多办法来搞花样，不奏效，好些人写来电子邮件问打算什么时候写结局。说实话，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我心底里暗暗盼望的是：某一天，会有人出来帮我写那个结局，可是一直都没有，我依然面对一个庞大而陌生的人群，没有那张熟悉的脸。还是，他明明在里面，却不肯告诉我？因为他还在生气，或者嫌弃我，或者，更加糟糕，他已经有了别人，根本不爱我了？这些可能性让我感到绝望。
我好几次想给他写电子邮件去，写好却又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