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警戒- 第66节

波尔金于是便跟着最高统帅来到他的办公室。

“你的情报可靠吗？”罗曼诺夫扬扬手中的文件问。尽管在将军们面前显得轻松自如，但现在他必须严肃对待波尔金呈送的情报。

“我们潜伏在韩国军队高层的‘少校’提供的。”

“他怎么不报告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少校”罗曼诺夫早有所闻，那可是独立于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之外的“佐尔格”间谍组织的骨干。只是他也不知其人真面目。

“您还不知道，她本来就属于太平洋军区情报处的，而且曾经遭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迫害。所以就通过军事情报管道送到我这来。”

“她是个女的？”罗曼诺夫吃惊地问。

“那不重要，关键是情报准确。”

“如果日韩军队真地发动攻击，我们真的可就麻烦了。”罗曼诺夫说着狠狠地把文件摔到古色古香的办公桌上，“太平洋舰队又西调，中国也蠢蠢欲动。实在麻烦啊。”

“我的意见是一边抽调欧洲兵力增援远东，一边把美国兵力调回欧洲。”波尔金小声地建议。

“我也是为么想的。”罗曼诺夫为难地说，“可是北美战区就要发起新一轮进攻。”

“中国军队完全可以在现在就发动进攻。”

这时机密电话响起，是外交部长杰里科斯基打来的，报告驻华大使到了中国外交部，但中国外长已经去参加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其他官员呢？他就不会问其他官员吗！”罗曼诺夫生气地对着话筒吼道，肥胖的脸因此而涨血通红。

“罗曼诺夫同志，都问了。”电话的另一头，杰里科斯基战战競競地回答，“但他们都以自己权限不足为由拒绝答复。”

“好吧，叫他想办法继续打听！”罗曼诺夫保持着高调的嗓子，“还有，把瓦西里叫来，我倒看看他在我面前怎么向我们宣战！”

“好的。罗曼诺夫同志。”

罗曼诺夫“呯”地一声把话筒摔回电话机座上。然后转身对波尔金说：“你去与科西金协调一下，然后马上回去组织海岸防御。必要时我会派精锐部队增援你的。”

“是，罗曼诺夫同志。”波尔金说完便敬礼离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国人还没动手，韩国人倒狐假虎威起来了。

罗曼诺夫疲惫地拖着肥硕的身躯走进卫生间。

第四十节　对策

罗曼诺夫心烦意乱地拧开水龙头，没有拿毛巾就用双手合起来乘水向脸上泼。急剧转变的形势令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一切都只能闷在心中。

他出神地望着装在古典金框中的大镜子里的自己。

“全世界都在与苏联为敌。”罗曼诺夫对着镜子里的影像自言自语。

如若中国真的出兵进攻苏联，那苏联将再一次面临空前的危机。罗曼诺夫也将经受人生中的又一次巨大考验。

“难道我们命中注定要与世界为敌？”罗曼诺夫苦笑着问镜中自己的影像。

回忆自己的经历，充满着传奇色彩。从德国到苏联，再从苏联到德国，然后从德国到美国，再从美国到苏联，如今从苏联到美国。不断地在他人的左右之下践行他的理想。

“我们的敌人高手如云，而我们却只有你我。”罗曼诺夫继续对自己苦笑，“确切地说，只有我自己一个。”

虽然表面上的罗曼诺夫总是春光得意，似乎与同志们无所不谈。但有道是“高处不胜寒”，领袖内心的孤独岂非一般人所能体会的。尤其是像罗曼诺夫这种被宣传成完美的领袖。

罗曼诺夫没有妻室，这也是他与拥有一个幸福美满家庭的死对头杜根最明显的不同。当然，换作在美国，罗曼诺夫这种五十多岁还没结过婚的人，是很难赢得至胜的选票的。不过在苏联，人们却把这种不完满的人生看成是领袖对革命与国家事业彻底付出的光荣代价。

话说回来，“为国而忘家”或者“舍小家为大家”往往也只是御用文人的拍马奉承。毕竟多数伟大领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罗曼诺夫同志而言，身修了没有，只有他自己清楚，他那谜一样的人生没人能搞清楚。家肯定是齐不了了。虽然有传闻他有过一大堆情妇，但传闻终究是传闻，何况情妇与妻子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治国嘛，以当前苏联的形势来看，内部繁荣安定，外部军事攻势如潮，打得美帝国主义抱头鼠窜，苏联一跃为世界霸主，可以说这国治得不错。至于天下，并未太平，环顾四面，欧洲、中国、日本和韩国正加紧调兵，虎视苏联本土。身负历史重任的罗曼诺夫此时压力可想而知，特别是眼下欧亚大陆群雄并起之时。

当苏联最高统帅郁于个人内心世界时，外面办公室的电话再次响起。

罗曼诺夫赶紧拿起毛巾擦干脸上的水，迅速走出卫生间，一把抓起电话。

“我是罗曼诺夫，请讲。”

“罗曼诺地同志，我是杰里科斯基。中国大使和武官已经被紧急召回，这时他们都已经上了回国的外交专机了。”电话里头，杰里科斯基紧张地报告，“他的职务代理人并不清楚目前的状况。”

“你马上指示我国驻华使馆和所有驻外机构全力打探，一定要弄清楚中国人的具体政策。”罗曼诺夫毫不犹豫地下达指示。

“是，罗曼诺夫同志！”

挂上电话，罗曼诺夫随即拨通了联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列夫？安东诺维奇？列昂诺夫的电话。

“列昂诺夫同志，通知大家下午四点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下午四点？”列昂诺夫深感为难，“边区的同志根本赶不及。”苏联庞大的国境有些时候是决策者们的一大阻碍。

“来多少是多少。”罗曼诺夫冷冷地说，“军队的会议已经开了，只通知文职和地方的同志就行了”。由于各军区首长都已经开了会，他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过是想亲自向政治局里那些文职干部说明自己的决定，并顺便看他们有没有好的意见。

“好的，罗曼诺夫同志。”列昂诺夫只好毕恭毕敬地回答。

接着，科西金来到总理办公室。

“一切都布置好了吗？”罗曼诺夫急切地问。

“罗曼诺夫同志，全部安排好了。”科西金得意地回答。由于远东各军区过境兵力变更部署的计划早上就全盘拟定，各军区只需按计划行事，所以司令员们很快就结束会议分头去准备。

“早知道他们什么意见也没有，我就直接下发计划好了。”罗曼诺夫有些失望地说，“真是浪费时间。”除了波尔金，没有哪个军区司令给出了他认为于当前形势有所裨益的意见。

“未来二十四小时内我们就可以完成部署。”科西金接着补充说，“是不是让尤里同志的心灵部队也部署到边境地区，协助防守？”

罗曼诺夫想了想，摆摆手说：“暂时不用，本土心灵部队数量有限，只有在搞清楚中国人主攻方向后才能在重点地段投入使用。你马上去总参谋部拟定一个从美国抽调部队回国防守的计划。我们要一边从美国调兵回来防守欧洲边境，一边从欧洲调兵防守远东。下午四点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必须做出来。”

“好的。”科西金语气虽然坚定，但脸色却为难。墙上的挂钟已经显示莫斯科时间下午一时了，而且红军总参长此时还没吃午饭，虽然他的领导也一样。

“还有，命令空军第519空降师马上启程回国，防守海参崴。我们不能轻视韩国人。”

“是！”

克里姆林宫到处都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中国人大兵压境，中国大使也在苏联外交部大放厥词，似乎东方巨龙准备对北方巨熊开战。但红军在北美的田纳西方面军的进攻还是如期展开，梅尔库罗夫和列别金率领各自的近卫坦克兵扑向美国和加拿大盟军，展开了惨烈的战斗。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文职干部们除了对中国口诛笔伐，大骂其叛离共产、违背马列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意见。

“刚才科西金同志已经通报了总体形势，大家就真的只能谴责中国，没有什么好的意见吗？”罗曼诺夫不满地扫视着大家。

其实就是有意见也不一定愿意提出来。罗氏主政克里姆林宫已近二十年，早期的民主作风已经荡然无存，尤其在对美开战后，更是独断专行，对于军队将领的意见，他倒是十分重视，但对于文职干部的意见，他却常常视而不见。还好他不至于像斯大林那样对异己分子大开杀戒，至少还能容下他们在自己的政治局里。

“我倒觉得中国未必会出兵。”一个冷静的声音从会议桌的远端传来，说话的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业部长雅克夫？列昂尼德罗维奇？达扬丘克。

“难道中国人吃饱撑着，没事把那百万大军调来边境消遣？”有人立刻讥讽。

达扬丘克不理会对方的讽刺，继续陈述：“以中国人的一贯原则，他们不可能主动越过边境，除非发生重大的侵略事件。这是第一个理由。所以只要我们不主动挑衅，我相信没有哪个中国人敢抢先向我们开枪。”

“第二个理由，中国大使曲长安只是在口头上发出威胁，并没有递交任何正式的书面通牒，而且事前事后，他也没有向新闻界公开。所以我认为要么这纯属他个人一时情绪化的疯狂行为，要么是中国政府精心策划，用以试探我国的反应。但我个人认为，第一种情况可能性比较大。曲长安我接触过，其父死于我军对日作战、解放中国东北时一个犯罪士兵枪下。此人反苏亲美思想也比较浓厚。有报道称其学生时代与人论战中国与苏美关系，他称苏俄近代夺取了中国百万领土和外蒙，但美国却未染中国寸土，反而用1900年的赔款（庚子赔款）给中国建了个大学。”

“达扬丘克同志，你提这些是什么意思？”有人愤怒地打断了工业部长的侃侃而谈。

“请说去，达扬丘克同志。”罗曼诺夫示意道，他要是的有建设性的见解，不是无甚帮助的愤怒与指责。

“结合曲长安和驻苏武官都被紧急召回，中国党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我认为曲大使的言论并非中国政府安排，显然事发突然，他们也在紧急商讨。所以我们暂时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先通报给中国外交部，看情况再加以利用。”

“第三个理由，我军在本土的兵力总数比中国军队总数还多，虽然必须对欧洲边境保持巨大压力，但我们若全力反击，中国人必败。这点他们不会没估计到。何况中国的重工业区集中在华北和东北，全部在我们空军的打击范围内。”

“这都是你的推测，可我们在短时间内根本不能从欧洲抽调兵力。”反对者依然如旧。

“那倒不一定。”达扬丘克轻轻笑了一下，“苏中开战，那可就是两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火并。欧洲帝国主义者绝不会一开始就急匆匆地进攻我们。他们会隔山观虎斗，先把戏看完，再一举把苏联、中国、美国都收拾了，重新夺回失落已久的世界霸权。”

“我同意达扬丘克同志的意见。”科西金元帅说，“当前形势下，能避免对华战争最好。避免不了，一旦开战，我方应速战速决，否则战事久拖，我军不但要陷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形势，还可能面临欧洲与日韩的侵略，陷入三线作战、四线作战。”

“同志们，五十年代初我作为援华专家在中国为他们做了不少事，现在很多中国政要都是我当年的朋友，甚至是我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