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咖啡。
他学会了几句外国话。他学会了把东西啐得老远。他还体会到了一个士兵在第一场战斗之后幸存的那种神经兮兮的狂欢，士兵们相互拍打着，微笑着，好像战争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家了——他也经历了第二场战斗之后幸存的那种沮丧，那时，他才意识到，战争不是打一仗就完事了，后面还有越来越多的战斗。
他学会了用牙齿吹口哨。他学会了在岩石地上睡觉。他知道了疥疮实际上是令人作痒的小疥虫钻到了你的皮肤里，尤其是如果你一整个星期都穿着同样的脏衣服。他知道了人的骨头从肉里露出来的时候，确实是白色的。
他学会了飞快地祈祷。他学会了把给家人和玛格丽特的信放在哪个口袋里，以防他的战友发现他死掉之后找不到这些信。他知道了，有时候，他正在跟一个战友在掩体里悄声念叨肚子饿，下一秒钟，嗖的一声微响，战友倒下了，他的饥饿便不再成问题了。
随着一年变成两年，两年靠近三年，他知道了，当运输飞机即将把他们放下的时候，即使再强壮结实的男人也会呕吐。他还知道了，指挥官们在战斗的头天晚上也会说梦话。
他学会了怎么抓俘虏，虽然他从来不知道怎么成为一个俘虏。然后，在菲律宾岛上的一个夜晚，他的小队遭到了猛烈的火力袭击，他们分散开找掩蔽，天空被照得通亮，爱迪听到一个战友躲在沟里像小孩子一样地呜咽着，他朝他喊，“别哭啦，行不行呀！”随即意识到一个敌人正站在他战友的头顶，用枪指着他的脑袋，爱迪感到脖子上一阵冰冷，他身后也站着一个敌人。
上尉捻熄了香烟。他比队伍里的其他人年长，当了一辈子军人。他修长的身材，坚挺的下颌，以及昂首阔步走路的姿态，使他看上去像一位电影明星。大部分士兵都还算喜欢他，虽然他脾气暴躁，惯于紧贴着你的脸大声叫喊，让你看到他被烟叶熏黄了的牙齿。然而，上尉永远允诺，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让任何人掉队”，士兵们对此甚感宽慰。
“上尉……”爱迪又说道，依然震惊不已。
“一点没错。”
“长官。”
“不用那样叫。但是，很感激。”
“已经……你看起来……”
“跟你上次见到我的时候一样？”他咧嘴一笑，然后，朝树枝后头啐了一口。他看到爱迪脸上茫然不解的神情。“没错，在这上头啐什么呀。你也不会生病。你的呼吸永远不变。还有，饭好吃极啦。”
饭？爱迪摸不着头脑。“听我说，上尉。肯定是搞错啦。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在这里。我一生默默无闻，明白吗？我做维修。我多年住同一套公寓。我负责维护游乐车，“阜氏摩天巨轮”、“疯狂过山车”、无聊的小飞船。没有任何值得我骄傲的东西。我不过是随波逐流。我想说的是……”
爱迪咽了口唾液。“我在这里干什么？”
上尉用他那双红通通亮晶晶的眼睛望着爱迪，爱迪忍不住想问上尉另一个问题，这是蓝皮人让他想到的问题：上尉也是他害死的吗？
“你知道，我一直想知道，”上尉手摸着下巴说道，“我们小队里的人——他们保持联系了吗？威林翰？莫顿？史密迪？你后来见过他们吗？”
爱迪记得这些名字。事实是，他们没有保持联系。战争会像磁铁一样将人们粘合起来，同样也会将他们排斥开。战争中的所见所为，有时他们只想忘掉。
“讲实话，长官，我们都散伙了，”他耸耸肩。“对不起。”
上尉点点头，好像这不出他所料。
“你呢？你又回到了那个我们保证‘如果能活着回去就都要去’的游乐场吗？所有的大兵都可以免费坐游乐车？在‘爱情隧道’里每人有两个女孩子陪着？不是你说的吗？”
爱迪想笑，笑不出来。他是那么说的。他们都是那么说的。但是，战争结束了，没人来。
“是，我回去了，”爱迪说道。
“然后？”
“然后……我再也没离开过。我试过。我计划过……但是，这条该死的腿。我不知道。什么都不成。”
爱迪耸耸肩。上尉审视着他的脸。他眯缝起眼睛。他的声音低沉下来。
“你还耍东西玩吗？”他问道。
“走！……你走！……你走！”
敌方士兵吼叫着，用刺刀戳着他们。爱迪、史密迪、莫顿、雷勃奏和上尉双手放在头顶，被赶下一个陡峭的山坡。迫击炮弹在他们四周爆炸。爱迪看到一个人影在树林里跑，一梭子子弹扫过去，人影倒下了。
他们在黑暗中行走着，爱迪努力用脑子记住周围的景物——棚屋、道路和任何他能辨认出来的东西——他知道有一天他们要逃跑的时候，这些标记将成为宝贵的资料。一架飞机在远处轰轰作响，爱迪突然感到一阵令人恶心的绝望。这种自由和被俘之间的短短距离，对于每一个被俘士兵来讲都是一种内心折磨。爱迪好像只要一跳起来，抓住飞机的机翼，就能飞离这场失误了。
事实正相反，他和其余的人被困上了手脚绑在一起。他们被放在一个竹棚式的兵营里。竹棚是吊脚式的，下面是泥泞的土地，他们在那里一待就是几天，几星期，几个月，他们睡在塞着干草的粗麻布袋上。一个泥罐充当他们的马桶。到了晚上，敌方看守会爬到竹棚下面，偷听他们讲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讲的话越来越少了。
他们变得瘦弱起来，肋骨都露出来了——雷勃奏也不例外，他参军的时候可是一个敦敦实实的小伙子。他们吃的食物是咸大米饭团，每天还有一碗上面浮着草叶的黄乎乎的清汤。一天晚上，爱迪从汤里挑出来一只黄蜂，翅膀都没了。大家都吃不下去了。
抓他们的人似乎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晚上，他们会带着刺刀进来，一边在这些美国人鼻子面前晃动着刺刀，一边喊着外国话，等待回答。但是，这从来没什么效果。
据爱迪观察，他们总共只有四个人，上尉估计他们也跟大部队走散了，像在真实的战争里时常发生的那样，他们也是过一天算一天。他们面黄肌瘦，脸上长着一撮撮的黑毛。其中一个看起来当兵还太年轻。另一个长着爱迪见过的最歪的牙齿。上尉管他们叫“一号疯子”，“二号疯子”，“三号疯子”和“四号疯子”。
“我们不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他说。“我们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名字。”
在被俘的环境中，一些人的适应能力比另一些人强。莫顿是一个清瘦多话的年轻人，来自芝加哥市，每次听到外面有动静，他都会坐立不安，摸着下巴唠叨，“噢，见鬼，噢，见鬼，噢，见鬼……”直到大家叫他闭嘴。史密迪是一个消防队员的儿子，来自布鲁克林，他大部分时间沉默不语，但是，他好像常常在咽什么东西，喉结一上一下地移动；爱迪后来发现，他在咬自己的舌头。雷勃奏是一个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来的红头发年轻人，醒着的时候，他的脸上面无表情，但是，夜里他常常从梦中惊醒，大喊着：“不是我！不是我！”
爱迪大部分时间都是愤愤然的样子。他攥紧拳头，啪啪地打自己的手掌，一连几个小时，关节对着皮肤，他年轻时曾是个跃跃欲试的棒球手，当年的自己就是这副模样。晚上，他梦到他又回到了码头，坐在名叫“奔驰骏马”的旋转木马上，有五个人坐在马上转圈，直到铃声响起来。他好像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或者他哥哥，或者玛格丽特。然后，梦变样了，四个疯子坐在他身边的马上，一边戳着他，一边嘲笑着。
在码头上多年的等待——等待一部游乐车开回来，等待海浪退潮，等待他父亲跟他讲话——已经磨炼出了他的耐心。但是，他想离开这里，他想报复。他咬着牙齿，挥着拳头，回忆起他在自家的老街区里打的那些架，回忆起那次他用一个垃圾桶盖子把两个孩子送进了医院。他设想如果这些看守没有枪的话，他会怎么收拾他们。
一天早晨，俘虏们被一阵叫喊声惊醒，刺刀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四个疯子将他们拉起来，绑在一起，带到了一个竖井里。竖井里没有灯光，地上冰冷。他们看到一些镐、铲子和铁桶。
“这是个他妈的煤矿，”莫顿说道。
打那天起，爱迪和其他人被迫在矿井里从矿壁上刮煤块，供敌方战时之需。有人铲，有人扒，有人扛石板建三角架撑住矿井的顶部。还有其他的外国战俘在那里，不会讲英文，只是用凹陷的眼睛望着爱迪。他们也不许讲话。每隔几小时，他们会有一杯水喝。一天下来，战俘们的脸都黑得看不出了模样，他们的肩膀和脖子因整天哈腰而阵阵抽痛。
在被俘的头几个月里，爱迪睡觉的时候，总把玛格丽特的照片放在钢盔里，摆在面前。他不习惯祈祷，但还是祈祷了，每天晚上，他计算日期，用自己编的词儿祷告着，“上帝啊，如果你给我六天的时间跟玛格丽特在一起，我就会把现在这六天时间交给你……如果你给我九天的时间跟玛格丽特在一起，我就会把现在这九天时间交给你……如果你给我十六天的时间跟玛格丽特在一起，我就会把现在这十六天时间交给你……”
到了第四个月的时候，情况有了变化。雷勃奏的身上长出难看的疹子，且伴有严重腹泻。他一口东西都吃不下。半夜里，他浑身盗汗，把身上穿的脏衣服都湿透了。他大小便失禁。因为没有干净衣服给他换，他只好光着身子睡在麻布袋上，上尉将自己的麻布袋盖在他身上当毯子用。
第二天，在矿井里，雷勃奏几乎站立不稳。四个疯子毫无同情心。他一慢下来，他们就用棍子戳他，让他继续刮煤。
“别碰他，”爱迪吼道。
二号疯子是抓他们的人里边最凶残的一个，他用枪托朝爱迪狠狠地砸了下去。爱迪摔倒在地，脊背上一阵刺痛。雷勃奏又刮了几块煤，然后，瘫倒下去。二号疯子朝他叫喊着，让他站起来。
“他病了！”爱迪大叫，挣扎着站起来。
二号疯子又把他击倒在地。
“闭嘴，爱迪，”莫顿悄声说道。“别给自己找麻烦。”
二号疯子俯下身，把雷勃奏的眼皮扒开。雷勃奏呻吟了一声。二号疯子皮笑肉不笑，像哄小孩一样细声说道，“啊，”然后，大笑起来。他一边笑一边望着俘虏们，目光与他们对视着，保证他们都在望着他。然后，他拔出手枪，将枪口塞进雷勃奏的耳朵里，开了枪。
爱迪感到自己的身体被撕成了两半。他两眼模糊，大脑僵滞。枪声在矿井里回旋，雷勃奏的脸一片血肉模糊。莫顿把手捂在嘴上。上尉低垂着头。人们一动不动。
二号疯子朝尸体上踢了脚黑土，眼睛瞪着爱迪，在他脚上啐了口唾液。他朝三号疯子和四号疯子喊了些什么，他们两个似乎跟俘虏们一样惊呆了。有一会儿，三号疯子摇着脑袋，嘴里嘀嘀咕咕，好像在祷告，他垂着眼睛，嘴唇愤愤地动着。但是，二号疯子挥着枪，又叫了起来，三号疯子和四号疯子于是慢慢地抬起雷勃奏的脚把尸体拖走，矿井的地上留下了一道新鲜的血迹，黑暗中看去好像是洒在地上的油。他们靠墙把他放下，旁边有一把镐。
从那以后，爱迪不再祈祷。他不再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