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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想进入高等学校只有一条路――高考。这座独木桥把同龄人分为截然的两类：大学生和非大学生。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备受瞩目，将来的福利和前途都有了保障。虽然中学里学的数理化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用不上多少，考分的好坏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人人都痛说这种制度的荒诞和不切实际，但说这种话的人的子女照样还是苦读、苦考。
更容易被非难的是另一种制度：和北京一样，本市户口的高中生参加的是由本市自行制定考题的地方高考，大专以上的高校录取率在很大程度上由本市自行决定。在90年代初期，这个数字大约是40％。其他地方的高中生则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各省录取比率依国家计划而定，在上述时期最低的省份只有2％。这种不同的分数线造成的结果是，在进入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班级学习的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分数相差可以非常大。简单点说，在本市，成绩一般的学生上个普通大学不太热门的本科是探囊取物。而大学里与他同班的外地同学则很可能需要披荆斩棘杀开一条血路才能坐上他身边的位子。在这种制度下，学生还没有尝到人生的艰辛前，已经潜移默化地享受着作为大城市人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不过学习太不用心还是不行。至少会让老师和家长头痛万分。
班主任老师说：“朱夜，还是你去比较方便。他读书的小学就是你毕业的小学，他就住在你家对面，你们比较熟悉。”
听到这句话我的头就更大。我的确熟悉季泰安。弄堂里的邻居都熟悉季泰安。季家的长子季建国早就下乡插队落户去了。根据政策，已经有一个孩子下乡的家庭，如果父母身边仅有另一个孩子，那么那个孩子可以留在城里的父母身边，初中毕业后由街道安排工作。次女季建萍就这样留在了城市里，待业几年后，进入街道小厂当工人。早上我常从窗口看到她对着窗台上的小镜子梳头，两条小辫子梳得紧密而光顺。后来，邻里的阿姨阿婆们皱着眉头嘁嘁促促地谈起什么。接着，亭子间的窗帘就不再拉开。而后，开始有了婴儿的哭声。再后来，我第一次听到了“私生子”这个词。我曾经好奇地问外婆什么叫“私生子”，是不是和瓜子、桃子一样是可以吃的东西。外婆马上变了脸色，吓得我不敢再问。
在那个年代，私生子还是稀罕东西。在他出生时，还没有非常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在他外公给派出所写了检讨书以后，他和其它孩子一样报上了户口，有了相同的公民身份。但是这并不保证邻居们不会对他另眼相看。他们家的一举一动都是邻里小道消息的来源。后来那些频繁的争吵干脆毫不避讳人家的目光。老夫妻之间要吵，女儿和父母吵，每次季建国从乡下回家，吵架的激烈程度就会有质的飞跃。引来一堆闲来无事的邻居在亭子间的北窗下围观。
这个孩子就象沙滩上的椰子树一样，从热带暴风般的争吵的间隙里一点点地长大，黝黑、孤独、坚硬、青涩。小学的同学们多数同时也是邻居，深知他的底细，看他的目光总带着难言的暧昧。他和他们的交流似乎仅限于打架。
很多次我在窗台后的书桌上看书，偶尔抬头，对上了对面亭子间里那孩子阴郁倔犟的目光，总觉得那里面有种无言的悲哀，从他明澈的眼眸直射入我心里，让我恐惧，却又无法抗拒。
据说在我之前，泰安已经气走了3个“一帮一”的对象。
春天的下午，放学后的教室里只剩他一个人，在摊开的作业本上画画。我硬着头皮走进去，做了一番干巴巴的自我介绍，然后问他觉得哪一门功课特别难。他不说话。我只好随手打开他桌上的数学作业给他讲解做错的题目。突然一只足球从窗外飞进来，擦过他的耳朵，砸在他手边的桌子上。“哦！砸到野种喽！”操场上传来一阵没有负错感的哄笑声。泰安甩下本子，两手一撑桌面，飞身掠过旁边的桌子，直接从窗口跳了出去。虽然教室在底楼，窗台离操场的地面仍然有近一人高。我急忙走到窗口唤他回来。踢球的低年级学生四散逃去。他拔脚就追。在稍远处打篮球的高年级学生听到叫嚷声，纷纷聚拢。一场大战眼看就要开始。
我匆匆奔出教室，叫着他的名字，追赶着他。虽然我知道自己的1000米跑只有70分水平，但是我估摸着要追上一个12岁的孩子应该没有问题。可是他的步伐比羚羊还要轻快，我竟然追不上。我喊着、跑着，一个又一个惊叫逃散的小孩子撞在我身上。灼热的阳光蒸去了我的体力。小学高年级篮球队的男孩叫着“打死他！打死他！打死这野种！”在我身边跑过。
场面之混乱，不堪回首。
篮球队的男孩们操起了体操房里老旧的攀登架上拆下的木棍。我大叫“泰安！危险！”，一边追着他跑出操场，在老城由小菜场、老街、里弄和有电车架空线的干道组成的蛛网里继续无由的追踪。
在跨过又一个倒粪站的时候，我停了下来，两手支着膝盖，弯着身体，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他在眼角的余光中看到我不再追赶，也停了下来，挑衅地歪着头望着我。流汗的后颈在阳光下反着小麦般油亮的颜色，矫健轻盈的双腿不耐烦般踢着脚下的尘土。他咧着嘴，不屑地说：“我量你也追不上。”
我恶狠狠地喘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冲向他扑向他抓住他咬住他撕裂他吞下他……
不过，我挑了一个简单的法子。我说：“你要逃到什么时候？马上要考试了！你逃得过今天，逃得过明天吗？”
他冷冷地看着我。
我继续说：“你逃得了为和你的同学，也逃得过升学考吗？现在你不去好好学习，只知道跑，算什么好汉？考得好，老师和家长喜欢，人家看你才会不一样。”
“他们看我才不会一样。”稚嫩的声音，却仿佛是从冰层里穿出来。
我抹了一把汗，接着说：“现在跑得快有什么用？到时候没人理睬你，你跑也没人追，看你还有没有兴趣跑！”说完，很酷地甩了一把汗水，转身就往小学的方向走。
穿过小菜场的时候，我往背后瞄了一眼。他耷拉着脑袋，一路踢着地上的瓶盖，在后面10多步远的地方跟着我，就象惯于离群索居、性格高傲但实际上渴望抚摸的野猫。
我偷偷地笑了起来。
几年后，因为拓宽干道、建商业大楼，倒粪站、菜场和小学全部都拆除了。
我们在超市买了方便面、烧鸡和罐装青岛啤酒，走过车站，来到离崇德里北弄堂口两条街的俗称“新康坊”的地方。这里离繁华的大马路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原来是英国式的公寓房子，大楼下有专门供住户使用的停车库。当然，后来私人汽车成了历史，这些停车库也塞满了人家。在上一次市政建设的浪潮中，公寓拆了，建起了现代化的商业大楼，而停车库却没有被拆除，躲藏在商业大楼背后的阴影里，收纳着被豪华气派的商业大街筛除下来的零碎。
“百帮服务公司”就坐落在这样一个地方。
泰安推开门，老式窗式空调隆隆的响声和里面人的大声嚷嚷一同涌出：“啊！总算回来了！饿死我了！”说话的人是个大块头，一头染成金黄色的蓬松杂乱的头发，好象一个鸟窝一样扣在他头上，年纪比泰安大不了几岁。
“黄毛！瞎嚷嚷什么！”有人笑着在他头上揉了一把。我惊讶地发现，那居然就是我今天在地铁里看到过两次的年轻人。
“阿刚！吃饭吧！”泰安把印着“好德”字样的塑料袋往摊着文件夹的办公桌上一堆。被叫做阿刚的年轻人忙不迭地收拾着：“怎么搞的？这里又弄得这么乱！我不在你们就乱丢乱放，到时候人家的订单又找不到了！”
停车库改成的住屋，外间只有8、9个平房，放着一个饮水机、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办公桌上有一台电话、一个塑料文件格和许多纸张。通向里间的门关着。空调的冷气从气窗里透出来。不知道在里间听空调的声音有多响。
黄毛阔大的嘴巴拧了起来，眼睛看着泰安，嘴角朝我撇了一下。泰安哗啦哗啦地摆弄着碗筷，漫不经心地说：“啊！这家伙是朱夜，这些吃的是他买来的。所以我把他带过来了。放心，他说过他什么都不吃的。这些够我们吃了。”
“烧鸡！怎么又是烧鸡！”阿刚叫道，“我也买了烧鸡腿！路过大卖场的时候看到他们在打折，就忍不住买了。”
泰安抓过阿刚的手腕咬了一口他手里的鸡腿：“不是一个地方的，味道不一样。可以一起吃。”
“你饿成这样为什么不早点回来！”
“还不是因为这家伙！”泰安抬起脚跟指了指我的方向。
“呵呵，你认识他？”阿刚和善地笑着向我打招呼。
黄毛沉着脸说：“他究竟是谁？”
我主动说：“我是他的老邻居，很多年没有碰到了。朋友，天气热得很，有空喝一杯，浇浇火气。”
“好！上路！（识时务）”黄毛拿了一听啤酒一扬，拉开开口，仰头喝了一大口。
阿刚说：“你不会是跟了我一天吧？”
我忙说：“当然没有。我要上班的。”
黄毛插话道：“在哪里上班呢？”
“我在实验室里做，有时做做实验，更多的时候做杂活。”我说。
阿刚接着说：“早上我就感觉你们可能认识，不过你没有和他打招呼，我也不敢确认。”
“那时我也没有认出他来。对了，你们在干什么呢？”我四下望着，没有看到印着星球大战宣传画的专卖店口袋。
阿刚迅速地望了泰安一眼，泰安低头泡面，没有搭腔。阿刚把目光转向我说：“我们也在工作呢。”
就在这时，里屋的们开了，一个民工模样的人睡眼惺忪地走出来，挤过阿刚身边的时候咕哝了一声“老板”，走出门去。不久公用厕所里传出很响的小便声。我往里屋扫了一眼，里屋是用木板在主房里格出的狭长空间，硬塞进两张上下铺的铁床。其中一张上铺睡着人，下铺是那个民工刚刚爬起来的被窝。另一张下铺堆着箱笼行李，上铺铺着整洁的床单。
我笑着说：“哟！没看出来你是老板！”
阿刚也笑了：“才不是呢！我伯伯才是老板。”他指了指墙上挂着的营业执照，上面的名字是曹广德。
“用他的名字申请，但实际是你在干活？”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是啊。这样方便啊。他属于下岗照顾对象，用他的户口办手续什么的有很多优惠。”
“你伯伯让你用他的名义开公司，他开给你工资吗？”
“不是。这里由我自己管。每个月给他一些钱就是了。”
“啊！待你不错呀！”
“是呀。确实不错。我运气还算好。”
“老天！你们公司可真是无所不能呀！”我读着营业执照上写的经营范围，“‘速递、礼仪鲜花、家政服务、水电管道修理、保洁…’”
“喂！”黄毛那手里的啤酒罐子砸着桌面嚷道，“天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