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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天小丽就找到了我，她跟我说，她说赵老师，她说人家都说女人方人，嫁谁谁死，她说你说我是不是方人哪？我说我都不信这套学说。她说赵老师我不想活的，我要跳江，跳嘉陵江。我说你别跳江，你跳了江，你的孩子怎么办啊？因为她们家很穷。
这是她的工作现场，半夜一点了，还在那儿站着呢，这个望穿秋水，希望有一个客人能够看上她。这是北海的团城，刚上完香，很困难，但是只要是有香炉，最少二十块钱扔进去，我说你就别扔了，这菩萨不知道哪只眼开啊，它要全开行，它要不开怎么办啊？小丽她特别关心她的女儿，她觉得她不应该走她这条路，她觉得她走一条应该是受到正统教育的路。所以她带着她去那个渣滓洞集中营，让她受教育，给她送到当地最好的学校，光借读费就三万，还买了一套房子，就是说她一定要为自己的孩子着想，她说我是不行了，但是孩子应该过一个正常人的日子。这个观念对她来说，是支撑她生活的惟一的信念了，已经。这是她那个姥爷，她跟她姥爷说，你多活几年，我带你去北京。这是大年三十在她那个舅舅家、舅母家，她给他们家买了奶牛，两头奶牛，给她姨妈盖房子，因为她不在的时候，孩子不能带在身边，她姨妈照管孩子，给姨妈盖房子。
这基本上是一个小丽的故事，这个故事又是一个类型。
就是说她遭遇了生活中意外的这个打击，这个责任也不在她，但是她没有得到我们这个强势群体的资助，或者是必要部门的一种安排，所以也走到这条路上去了。
这三个典型的故事是三种类型的人。
（插短片）
这个姑娘十六岁，这是在发廊里面。
这个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但是由于家庭遇到特殊的这种不可抗拒的灾害，天灾人祸吧。很晚了，因为没有客人，她就不能回去，她累，但是不能回去，没挣着钱呐。
你看这个姑娘她站都不太会站。刚刚从这个监利，湖北那带出来，水灾出来的，穿上了一身新衣服，但是站那儿已经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姑娘三期肺结核，已经是三期肺结核了，还在那儿站岗呢。
这个姑娘被人打了，客人不给钱，不给钱人家不能白服务，要钱，要钱的，就叮当五四，一个皮鞋把这个后面踢出了一个大口子，缝了三十针，这是在医疗所现场。
这个姑娘也很小，后面还有两个男人，是靠她养活的，大老爷们得靠她养活。
这个姑娘十五岁，也是S省，完了以后到了那个深圳市，她到那儿去挣五百块钱，当工人，二十四个人住一间房，这个非常劳累。后来她有一天发现，她说跟她同乡出来的女孩子都戴着那个戒指、项链、耳环。说她们怎么能够这么有钱呢，后来一打听，噢，说人家在发廊里干，她这一生气就跑的K省来干这个。她一天挣多少钱，她一天挣二千七百块钱，一个月基本上是五万。有钱了以后，她就养活一些小伙子，有些小伙子甘愿让她养活。
这个姑娘也很年轻，她十九岁，她有一个一岁的女儿，她的丈夫被枪毙了，什么罪呢？强奸犯。她才十九岁，她丈夫就强奸。这是现场，她在等客人的现场。
这是一个夜景，后面一群女孩子都在那儿等客人。
这个地方是这个市的一个农村，但是没有地了，老百姓靠什么为生呢？靠出租空房子为生，租给谁？就租给从内地去的一些女人。年龄都稍微大一点，女人吧，靠她们。这是她们的合影。
这个女孩子被老乡骗来以后就天天念叨着，她有两个女儿都在上学，丈夫和她商量好了的，这个丈夫在当地务农，她出来找钱，养活两个女儿上学，结果这个钱她挣了，交给她丈夫了，她丈夫又找了个女人，孩子学费没人交了，她着急，这是一个中年妇女。
她做生意赔了钱，赔多少呢？不多五万。但是五万她已经无力支撑了，所以她到这个地方来。她们，她们收钱就更少了，十五块钱。所以她要省吃俭用，过日子一样，她要买最便宜的。旁边是卖那个塑料制品的。
这边这个男人是这个联防队的队长，表面上是查，其实暗地里是保护这些姑娘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的这个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出租屋取得的，而出租屋的租主，全是内地一些女人。
这个小伙子是大学毕业生，这个女的比他大了二十岁，这个大学毕业生有什么毛病呢？他手长，后来被学校给开除了，他老爱偷人东西，他觉得与其这样我不偷，我靠别人养着也行，他就找了这么一个比他大将近二十岁的一个女人来养着他。
这个女孩子很小，十六岁，到在这个地方来等待着什么呢？等待着第一个客人的到来，一般的客人也就顶多给她一、二百块钱，但是第一个客人要给四千，因为她是处女，就是等这个四千的客人到来。她在这些等呢，等了俩月了还没等着。
姑娘们晚上去上班的时候，男人们干什么呢？男人在上面乘凉，等着姑娘晚上挣钱回来。
（插短片）
赵铁林：这些照片大家看了，肯定是真事，虽然我隐去了这个具体的名字和地点，但是肯定是真事。而且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现象，很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我们就把它叫做当代中国底层社会的，我们就姑且以这种不太严肃的、不太严格的说法，叫做小姐问题，存在着一个小姐群体，小姐出来那肯定是有需要的小姐的人哪。
王鲁湘：对。
赵铁林：那谁需要小姐呢？那肯定是社会有相当的一个阶层或者是相当的一部分人，他有需求，他就有市场。那么就出现的一个所谓的泛性化，用潘绥明地下性经济学一统计，那个数字大概有九千个亿，不得了。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社会的这种容娼心里之外，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现象消灭掉。
王鲁湘：按照我们社会一般的这种道德来情衡量的话，这个被认为是一个，过去叫做什么一个社会的毒瘤，
赵铁林： 对。
王鲁湘：或者是叫做是一个社会的不干净的一面。
赵铁林：阴暗的。
王鲁湘：阴暗的。
赵铁林：丑陋的。
王鲁湘：丑陋的。
赵铁林：污秽的。
王鲁湘：对，因此的话我们要想使这个社会变得洁净的，这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一群人或者是一个职业，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够清除掉，或者说我们如果下定决心要清除掉，要花多大的成本。
赵铁林：这个就是说我们追求社会的纯净化，我们一直在追求社会的平等。我们这个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蒸蒸日上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它里面很大的一个含义就是纯净社会，就是社会不允许有剥削，不允许有污秽。那么这个社会成本，我们过去在社会学领域里面这个问题好象接触得不太多，其实社会成本不得了，北京市有多少人，一千三百万人，你知道北京有多少警察吗？十三万警察加上治安和保安也不过就是二十来万。那么我们的人口比例是1000：1，实际上按照世界标准来说，这个治安力量应该占据人口的4。3％，最起码也得三点多。你设置警察你得花钱，你要是在这个力量上投入这么大的话，比如说每一个洗脚屋，每一个发廊，每一个桑拿浴，我都给你站上岗，最起码这个警察得多少万，得一百多万你打不住，北京市。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追求纯净社会的成本太高。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在改革开放，文化多元化的时候，还有一个好像西学渐进吧，就是说人们好像对性的这个看法越来越西化。
王鲁湘：
实际上这个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间是大量的存在，这个事实上也不用大家说，首先是一个流动的商业社会的出现，出现了这种很多男人漂泊在外头，然后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新的需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出现了一些这种崇尚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他其实也并没有漂泊在外头，他也很容易得到这样一种正常的满足，但他需要去做这个事，需要去做这个事，那么现在我想问的是，因为今天咱们介绍的都是小姐的问题，小姐是怎么来的？小姐的来源主要是，您的调查主要是来自什么地方？
赵铁林：根据我的这个调查，将近十年左右的这个调查和拍摄，大多数的小姐来自于农村，来源于这个经济上不是特别发达的地方。就是说从农村来，但是从农村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农村出了什么问题？农村，我到那个地方去，小丽的家乡去，那个地没人种，那个地荒着，我说你们怎么不种地，他说种地还不够交那个税钱，我种地干什么，我越种多了我越赔钱，我不种地。你不种地那你靠什么来完税呢？国家税收总是要有的，地方税收总是要有的，那他就从他这个灰色收入里面拿出一部分钱来交上去，你交上去了，只要把钱交上去了，他就不再干涉你了，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农村的经济状态十分低下，人们为了解决他的衣食住行，这些姑娘们为了解决她的原始积累，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她们就从，大多数从农村出来了，这里面还牵扯到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以前在旧社会，比如说上海滩、北京八大胡同，那个时候如果一个农村的家庭里面出来一个女孩子干这件事情，那是极其丢脸的，万恶淫为首啊，你是淫为首，你已经是首犯了，你那是最严重的问题了。那个时候她们是很，现在出来跟没事人一样，回家衣锦还乡，小皮衣服穿着，有一个顺口溜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回来是这个皮衣服、大手提箱、手机嘀嘀嗒嗒乱响。
王鲁湘：我有一个问题好奇，不知道你也跟这些，像小丽小姐回过她的老家是吧？
赵铁林：对。
王鲁湘：她回老家以后，跟她村里头的人，包括她的亲属会不会真实地说她在外头面是怎么挣钱的？
赵铁林：她不用说，因为他们的家属到那儿去。想孩子了，没办法，姨妈带着孩子到当地她工作现场，给她做饭、给她洗衣服，她能不知道吗？所以就不用说，如果一个村子里就这一户，那她的脊梁骨要被骂穿的。如果他有十户或者是更多，或者家家女孩子都干这个，那就不用说了，当然没那么严重了。现在是农村基本上是一筐土豆，谁也不管谁，就是谁家有钱，谁家有钱，谁就是好样的，没钱？你说什么也不行。
王鲁湘：就是说中国过去这个农村社会是一麻袋的马铃薯，一个个的宗族，一个个的村社就是一个一个的马铃薯，然后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农村社会，整个国家其实没有被凝固和组织起来，现在是不是这个一个个的马铃薯又被切成一个个的马铃薯丁了？
赵铁林：对了。现在上面有很多好的想法，我们的政府有很多好的想法，要想把这个东西切实控制住，但是你下面这个，你这一级一级这个权力传递，它跟那个热传递它是一样的，你得有这个媒介啊，这个媒介没有了，你说让它腾空过去那不可能，下面执行政策的人他不听你那一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