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赵实乃庸才，虽然独据了益州，却不善于处理内部矛盾，李特的三弟李庠骁勇善战，很有些威望，赵虽用他却心怀忌恨。加上当时身边一帮出主意的人又添油加醋地鼓吹一番，说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呵呵，第二次出现这句话了啊，可不是简单的重复哦），又说“此乃倒戈授人也，宜早图之。”赵一想有理，便找了个有意谋反、大逆不道的借口把李庠给杀了。当时李特、李流兄弟都拥兵在外，赵赶紧又将李庠的尸首交给李特，派人去对他们说：“李庠虽然已伏罪被杀，但你们兄弟与此罪无关。”让他们仍然做他们的督军。（赵氏既杀李庠，却又把李庠的尸首交还，还留给李特兄弟兵权，恐怕挑衅也没这样的吧，如此还愁李氏不反？真是岂“庸才”二字可当！）
李氏兄弟十分怨恨赵，更引兵杀向绵竹。此时正好赵手下的几名心腹自相残杀，最终导致其内部力量大大削弱。李特乘夜偷袭赵派来的军队，一把火将赵的部下费远等人的各部人马烧死大半，更顺势攻入成都，赵带着一家老小仓促出逃，在半路上终于自尝恶果，被手下人所杀。
李特占据成都后，派遣使者向洛阳方面说明了赵的罪状。朝廷任命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进入益州，罗尚左右认为应早日除掉李氏这个大患，罗尚不从。罗、李双方似乎相安无事，罗尚做他的刺史，李特则屯兵于绵竹一带，并且设立大营收留流民。
但是罗尚进入蜀中的任务便是要遣返大批的流民。李特则多次帮助流民向罗尚请求暂缓遣送，罗尚一面向李特派去的使者阎式表示同意请求，一面却在暗暗准备进攻李特的流民大营，不想阴谋被阎式看破，回去后向李特提出要做好准备。
数日后的一天晚上，罗尚果然派遣三万人马偷袭流民大营，军队走近营地，见李特在营中正睡着安稳觉呢，自以为得计，便发动猛攻，刚一进入营地，只见伏兵四起，流民组成的军队向他们杀来，罗尚的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
李特凭借以六郡流民为基础建构的军队，乘着胜利的势头，不久便攻下了广汉，并与当地百姓约法三章，果然将广汉搞得井井有条，当地人的歌谣也道出了其中的差别：“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罗尚在李特的接连进攻中节节败退，只好据江与李氏对峙。
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李特渡江大败罗尚，攻下蜀郡，罗尚退守太城，向李特求和，李特以为蜀中已定，并不做防备。因当时军中粮少，李特便将六郡流民分散到各个村落吃饭。李流指出：“我们刚得到这些地方，人心还没有稳定下来，现在应该聚兵一处，以防不测，而不可分散部队。”李特之子李雄也持这一观点。但李特当时错误估计形势，十分生气地说：“如今大事已定，我们只应安定民众，岂可胡乱猜忌呢？”（取得了暂时的好局面就错误判断形势，自以为是，这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常犯的毛病，尽管李特的流民起义更像是有组织的叛乱，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起义。）
事实证明李流的担心不无道理，不久罗尚得到荆州等地派来的援兵。晋军乘着李特的军队分散在各地，带兵突袭李特的营地，由于晋军势盛，各村落纷纷反叛，李特的军队被打得大败，李特在乱军中被杀，李流、李雄以及李特的另一个儿子李荡各自退守。
不过，这一下倒是给流民的军队提了个醒。不久，李流率领李荡、李雄各部军队袭击罗尚的军队，大败之，流民的士气重新振奋起来。李流乘胜一直追到成都城下，罗尚吓得紧闭城门，坚守不出，李荡不慎中矛而死。
李特、李荡的先后阵亡令李流心生恐惧，眼看荆州援军将到，他竟采纳了妹夫李含的进言，以自己儿子李世和李含的儿子李胡为人质，准备向晋军投降。李雄等人拼命谏言，眼看无济于事，幸好，这献质请降的计划激怒了李含的另一个儿子——驻守梓潼的太守李离。
李离从梓潼火速赶来，却没赶上向李流进谏，只好来到李雄的营中商讨补救措施。
李雄说：“如今的办法，就是起兵袭击荆州援军；可是那俩老头（指李流、李含两位）却不同意，如之奈何？”
李离提议道：“不如我们私下行动？”
李雄得了支持，便与李离一起来到流民们面前，号召道：“我们已经谋反多时，杀了许多蜀地的官兵乃至百姓，如今一旦束手就擒，就只能任凭宰割了，眼下之计只有同心协力打败荆州的援兵才能共享富贵！”众人听了深受鼓舞，纷纷跟随李雄、李离突袭荆州援军，原来那荆州援军也不过纸老虎一般，一战就被击退。这一胜利也让险些走错路的李流惭愧不已，他称赞李雄：“兴吾家者，必此人也！”从此十分器重李雄的才干，将军事方面的事务一概交给他处理。
李流在当年就生了重病，临终前将身后大事托付给李雄。李流去世，众人共推李雄为主。李雄以郫城为都，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率领军队继续与罗尚的军队作战。他先是击退前来袭击郫城的罗尚，继而又攻下犍为，截断成都的粮道。孤立无食的罗尚不堪李雄的连续进攻，只好在夜里从水路逃出城去，李雄终于得偿所愿，攻入成都。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刘渊起事的永兴元年，李雄自称成都王，改元建兴，废除晋朝法律，重新约法七章。
晋朝内部正因为“八王之乱”而根本无暇四顾，蜀中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两年之后，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李雄又即皇帝位，改元晏平，国号大成，他便成为十六国中第一个自称皇帝的人。
（事实上，三国时期的分裂对于以后30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十六国的分裂局面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由于三国的存在，从秦汉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所谓皇族正统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们开始对其提出质疑。原本统一全国的晋朝是有条件重新建立起一套正统的体系，但又因为皇族自身的原因，这个新王朝却没有重新确立正统。尽管后世大多数历史学者都承认晋朝的正统地位，但这种威信是值得怀疑的。关于魏、蜀孰为正统的观念争执了一千多年，最终也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观点。而在当时，很多人也以能成就类似刘备的功业为奋斗目标，占据蜀地的地位并不低。三国末期钟会就曾说过：“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这也就是为什么李雄仅据益州即敢称帝的一个重要原因。请注意，以前称帝时是十分注重正统地位的，至少也要有玉玺这样的凭证，这可以参见《三国演义》中的很多例证。）
五、羯人石勒
在益州称帝的李雄尽管与三国时期的蜀汉同样定都在成都，但它的建立过程似乎更像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在李特、李流兄弟创立的业绩之上，李雄终于最后巩固了政权，并且废除了晋朝遗留下来的若干不合理制度。当时，李雄不仅有李氏一族的支持，还招揽了不少人才。成国建立初期的局面相当不错，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便是这个时候还在“窝里斗”的晋朝皇室。
在李雄称帝的那一年，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在一番明争暗斗之后，终于除掉了皇族之中最后两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成都王和河间王。为了便于掌控手中的权力，司马越又用毒饼毒死了那个连傀儡还不如的白痴皇帝司马衷，另立其弟司马炽为帝，这就是晋怀帝。
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刚刚掌握了大权的司马越意识到并州一带形势的严峻，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关于刘琨，他和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应该算得上是尽人皆知。刘渊获知这一消息，以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在版桥一带拦击刘琨。刘渊起事以来终于首逢对手，刘琨果然名不虚传，在版桥一仗击败了刘景，进驻并州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安抚军民。刘渊也清醒了一下头脑，放慢了步伐，考虑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此时邺城也发生了战争，在河北一带的成都王司马颖原先的部下汲桑，以为成都王报仇的名义，自称大将军，进攻司马腾驻守的邺城。汲桑本不足惧，但他的先锋大将，却是日后称霸北方，在十六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羯人石勒。
羯人乃是匈奴别部羌渠的后裔。相比于匈奴本部，羯人的地位要低得多，羯人的基本社会单位还是长期以部落的形式存在的。石勒原来的名字叫背，他的祖父耶奕于、父亲周曷朱，都是部落里的小帅，周曷朱性情粗暴，不得部下之心，后来他常常让石勒代为小帅之职，竟然得到众人的爱戴和信任。
当地的大户郭敬、宁驱认为此人非同寻常，经常给予资助，石勒感激之下，便为他们耕种。干活辛苦之时，耳畔总能听到金戈铁马之声，石勒心中疑惑，便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只笑笑，回答他说：“这不过是劳作时的耳鸣，不是什么不祥的事。”
晋惠帝末年，并州饥荒大乱。石勒和族人出外逃生，走散之后穷极无奈，又重新回来投靠宁驱。北泽都尉刘监觉得石勒很会干活，可以卖个好价钱，想把石勒绑出去卖掉，石勒在宁驱的藏匿下方才脱险。于是他只好出外求食，路上遇到了另一位恩人郭敬。石勒向他哭诉自己饥寒没有出路的悲惨处境，说得郭敬也为之落泪，将身边所带的衣服和食物分给了他一些。
石勒对郭敬说：“现在闹饥荒，就这样穷下去可不行。胡人们都饥饿至极，可以把他们诱到冀州一带求食，到那里，把他们卖掉，你得身价钱，诸胡得活命，双方都有益处。”
郭敬十分赞同他出的主意。正好这时的并州刺史司马腾也大规模地实行同样的计谋。他派兵大捉诸胡，两胡一枷，押到冀州去出卖。石勒这时二十多岁，结果也被捉去。押送他们的首领郭阳正是郭敬的族兄，一路上石勒得到额外的照顾，倒没受什么大委屈，最后他被卖到茌平人师欢家为耕奴。
石勒在师欢手下干活十分努力，闲暇时和其他耕奴聊天，就跟他们说：“我干活时耳边总会有鼓角之声，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见呢？”
别的耕奴竟也有人听到类似的声音，说：“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也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石勒笑道：“我自幼在家时就能听到了。”
耕奴们诧异不已，回家后就告诉了师欢。师欢见石勒容貌不俗，壮健雄武，又善骑射，深感他与众不同，就把他给放了。
石勒重新浪迹四方，为人作佣工。一次他被乱军捉住，恰好一群鹿从旁边跑过，军士争相追捕群鹿，石勒才得以逃走。（羯人的地位之低，令人难以想象，只因为他的种族，便被捉来放去，羯人与猪狗，真是无甚区别。这个故事在史书上另有一段记载：石勒逃脱此劫后，在路上遇到一个老头，对他说：“刚才那群鹿是我变的，你当为中原之主，所以我来救你。”这显然是日后石勒或者他身边的史官借题发挥，编造出来的，以说明石勒就是真命天子。不过帝王将相能有这么多可以发挥的传奇故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的成长过程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只有经历无数艰难险阻，甚至九死一生，方能成就大事。）
走投无路之下，石勒邀集了王阳、夔安、支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