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以往更不愿在大陆上作战，这样，特拉发加海战的唯一积极后果是拯救了
那不勒斯。看来这次海战只是确认了英国的海上霸主的地位。在拿破仑看
来，特拉发加海战只不过是一个不幸的插曲，人们是很容易理解这一点的，
因为只要他在大陆上立于不败之地，英国就永远不会打败他。
四、封锁
拿破仑的事业至少可以确保他掌握主动权。只有招架之功的英国再也无
力从事征服新的殖民地。唯一例外的是韦尔斯利，他继续在印度扩张。他吞
并了阿瓦德的一部分，控制了卡纳蒂克，并建立了对苏拉特和坦焦尔的保护
关系。他利用马拉塔人内讧的时机在那里也采取了行动。马拉塔王公之一霍
尔卡把丕什瓦巴杰劳从浦那赶了出去；韦尔斯利却把巴杰劳于1803 年5 月
护送回到浦那，这样把他变成了受保护者。韦尔斯利随后又对道拉特开战，
后者的父亲辛地亚在十五年前，在1788 年征服德里时几乎要建立起一个庞
大的帝国。韦尔斯利又袭击了贝拉尔王公拉古吉·邦斯勒。1803 年9 月23
日，他在阿塞战役中打败了道拉特，在阿尔加翁击溃了拉古吉·邦斯勒，这
两位统治者都割让了他们的部分辖地。1804 年，霍尔卡也拿起了武器，成功
地击溃了蒙森上校的部队，但他自己后来也以失败告终。第二年，大莫卧儿
皇帝阿林沙的国家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尽管获得了这些利益，但韦尔斯利的
自行其是与目中无人的态度还是激怒了东印度公司，并使得已经焦头烂额的
英国政府感到担忧。韦尔斯利辞职，并于1805 年8 月15 日启程回国。
英国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始终是如何利用他的海上优势取得贸易的垄断
地位。它全力恢复了有关封锁的规定。从1803 年到1805 年，它的虚拟封锁
的范围甚至扩及法国占领下的汉诺威。与此同时，英国在1803 年5 月18 日
开始重新颁发特许证，甚至允许用中立国船舶载运敌货进口。对敌人的殖民
地贸易重新实行了“1756 年规则”①，但对也能为它服务的中立国则实施得
并不严格，予以适当照顾。在欧洲，中立国只得顺应形势，屈从英国；而对
美国的关系则很快就发生困难。美国航运事业的进展日益遭到英国妒忌；斯
蒂芬在他的《伪装下的战争》（1805 年）一书中认为，“迂回路线”②有助
于欺骗，所谓“中立化”的敌货甚至没有卸船，也没有按照美国的规定征收
关税。由于英国海军部从未明确地规定在何种情况下“中立化”才算有效，
所以一些捕获法庭就开始数以倍增地没收货物。1806 年4 月18 日，美国国
会采取了报复行动，它宣布，在11 月15 日以后禁止英国货进口。但是这时
拿破仑实施了大陆封锁，于是形势就起了变化。
由于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仍然没有被封锁，所以英国能够象在前次战
争期间所做过的那样重新组织它的贸易，因而损失甚少。1803 年它的出口从
二千五百五十万英镑下降到二千零四十万英镑，但在1805 年回升到二千三
百三十万英镑。再出口受到的影响较大，从1802 年的一千二百七十万英镑
下降到1805 年的七百六十万英镑。英属安的列斯各岛（世界上糖的主要供
应者）的糖的产量继续上升，价格不断下降，因为尽管英国的消费不断增长，
但进口过剩。糖价从1805 年的每公担五十五先令下降到1807 年的每公担三
十二先令。连年丰收和开垦土地（由于1801 年圈地条例促成）的结果使面
包价格下降到每磅两便士，这就使得地主要求加强谷物法，他们的要求在
1804 年得到了满足。这说明为什么从法国入侵的梦魇下解脱出来的英国舆
论，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前，一直处于一种漠不关心的状态，它漫不经心地
瞧着大陆的事态。
这一时期拿破仑的经济政策没有引起英国人太大的关注。1803 年6 月20
日，他重新下令禁止英国货进口；他原先指望入侵英国，后来又把全副精力
倾注在他的大陆战役上，但是不管史学家怎样看法，他认为在这期间这项禁
令只不过是次要的措施，他甚至没有很严格地执行这一规定。事实上，他依
然忠实地执行着有节制的政策，这一政策从他上台以来就替代了督政府的政
策。他对中立国的贸易未加任何限制，结果中立国成了交战国之间的中间
人，使伪装中立国货物的交战国货物依然来来往往。大陆封锁完全符合构成
拿破仑重商主义思想一部分的保护贸易主义思想。而且，封锁政策是为满足
工业家的愿望而制定的；它排除了外商的竞争，但却不排除必要原料的进
口，也不妨碍本国货物的出口。海关税表表明，这一政策不仅是针对英国的。
共和十一年，精制糖与糖蜜，不论来自哪个国家，一律不准进口。1804 年3
月13 日和1805 年2 月6 日，棉织品及殖民地产品的关税都提高了。1806 年
3 月4 日，对殖民地产品又加征收附加税。由于这些货物主要来自英国，因
此可以默认，封锁并无实效，而这时拿破仑的封锁政策其实并不是一种作战
的手段。
最狂热的保护主义者总是那些棉纺企业主，特别是纺纱厂厂主，因为英
国棉纱进口量从1804 年的三十一万公斤增至1806 年的一百三十六万八千公
斤。里昂的工厂主也同样强烈要求排除意大利的竞争，他们要求把皮埃蒙特
的生丝专门供应给他们。从不断上升的海关税率可以看出，工厂主的影响起
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逐步地使拿破仑采取了他原来并不想采取的措施。夏
普塔尔不同意这样做，巴黎的商人也不同意，他们在1803 年通过商会谴责
了所有的贸易禁令和针对中立国的所有措施。1806 年2 月22 日，拿破仑终
于下令禁止进口漂白布、印花布、软棉布、灯心布及金属器具；但他允许继
续进口其它棉纱，杂货以及各种丝缎带，但要征收附加税。到1805 年，已
拥有超过一百万纱锭的棉纺业又取得了更大进展，纱锭的生产从1806 年的
二百万公斤上升到1808 年的四百五十多万公斤。里昂的工厂主也得到了满
足：尽管1803 年和1806 年的法律准许不单从里昂，也可从热那亚和尼斯出
口皮埃蒙特的生丝，但是海洋被封锁确保了里昂人的垄断地位。他们还在意
大利王国谋取好处，1808 年，他们把通商条约强加给意大利，这一条约减低
了法国进口货的关税，并且由于税率的特惠而保证了里昂对意大利的生丝贸
易。
然而有些迹象表明，拿破仑也顺着督政府的老路滑下去，他因封锁没有
起作用而烦恼。1804 年3 月13 日，他下令禁止进口“直接来自英国”的货
物，并命令中立国要出示货物来源地的证件。另一方面，他的民族经济主义
的倾向很自然地与战争热狂融合在一起，这表现在1806 年2 月22 日对成包
棉花突然征税的措施上；毫无疑问，这一措施使工业家极为不满，并导致增
加了对亚麻及苧麻的使用。最后，法国的反英政策逐渐也施加于自己的盟国
——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在1806 年甚至强加于瑞士，对瑞士只有棉纱
是破例开禁的。至于英国同德意志的贸易，则由于法国对汉诺威与库克斯港
的占领而受到阻碍，这是督政府没有做到的事。很多人仍然相信，只要扼杀
了英国的出口贸易，就能击败它，蒙加亚尔的著作再次表达了这种信念。
总的说来，拿破仑对英国的封锁没有采取对策，这种封锁超越了传统的
重商主义的措施，也比交战国之间通常采用手段更为严厉。拿破仑耐心地容
忍英国施加于中立国的强横要求。这一点甚至体现于他在1806 年3 月4 日
在参政院所发表的演说中，使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时他非但无意加强封锁，
反而在等待和约缔结，以便着手完善他的禁止进口制度。“在与英国媾和四
十八小时之后，我将下令禁止进口所有外国货，我将颁布一项航海条例，它
规定，我国的港口只许法国船舶进入。”但是当拿破仑在大陆上赢得了摧枯
拉朽般的节节胜利，并建立起大帝国时，他的大陆政策激起他的权力欲，从
而使一切翻然改观。〃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
五、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起源
由此可见，不能说拿破仑的大陆政策是他对英作战的后果，说成仿佛是
由于不能在海上或以入侵其本土战胜英国，他就封闭欧洲大陆市场来摧毁英
国。他当然不会没有过这种想法；但是这种想法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以往的
征服扩张使这项政策奏效。这种想法也不能解释那些激怒大陆列强的轻举妄
动和侵占行径。假如我们这样说就会更加接近于事实：尽管欧洲大陆的君主
们象英国一样不安地注视着拿破仑在扩张势力，尽管他们内心仍旧充满对这
位革命民族的领袖的仇视——他们通常称他为“科西嘉人”“篡位者”，或
者象玛丽亚…卡罗莉娜所称的“罗伯斯庇尔的继承人”，更不用提其它浑名
了——假如没有英国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够拿起武器的，因为他们是分崩离
析，贫困不堪的。亚眠和约的撕毁使他们有希望获得英国援助，因为英国有
钱资助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而且组成同盟对它最有利。然而在1803 年，
他们显然缺乏主动作战的精神，至少在德意志各邦是如此，奥国甚至在1802
年12 月26 日承认了自吕内维尔条约签订以来在意大利境内的变化。即使反
法同盟的组成是可能的，甚至象是就要发生的，但是决不是注定不可避免
的。设法推迟同盟的建立，耐心等待，直至英国象在1801 年那样必然陷入
的困难之中（这些困难不单是由法国造成的），这是最符合法国民族利益的
政策。但是这种平淡无奇的政策拿破仑从来没有想过。不尊重任何人，相反
地自高自大，这只能加速同盟的组成，并且要冒可怕的风险，注定了要挑起
连绵不断的战争，除非征服整个欧洲方得罢休。再没有比这样的前景更能适
合拿破仑的性格。
1803 年之前，与俄国和好一直是拿破仑外交政策的基石；而两国失和是
沙皇造成的，这样沙皇就能主动发起组成反法同盟。当时二十六岁的亚历山
大一世是一个放荡堕落妇人的孙子，而其父是一个疯子，因此他生来就存一
种病态的变幻无常的性格，而他所生长的环境及早婚更加重了这种特点。叶
卡捷琳娜把他托付给瑞士沃州人拉阿尔普教育，此人侈谈自由主义，却没有
把它的精神灌输给他的学生，保罗又使他接受普鲁士式的严格的体格训练。
他随时都可能堕入这个凶恶残忍的宫庭的陷阱，因此变成一个矛盾交织的
人：既单纯而又敏锐狡猾；既胆怯而又固执；既性急而又懒散；既侈谈道德
而又放荡淫逸；这是一个“北方的塔尔马①”，一个好色之徒，一个轻易变
节的拜占廷帝国的希腊人②。他即位后轻易地就获得了自由主义者的声誉。
在很快地贬黜了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帕伦和潘宁之后，他便在自己周围聚集了
一批对西方文明有一定兴趣的人，如曾在日内瓦和伦敦逗留过的柯楚别依和
诺沃西尔佐夫，和在巴黎留过学、曾受教于罗默①的斯特罗格诺夫。除这些
人之外，还有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