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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陈邦彦却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危言耸听。却见他摇了摇头跟着纠正道：“正如陈大人所言，我朝目前确实正处于前无古人的繁荣时期。但是我朝现在所处的状态同样也是前无古人的。历代王朝草创之初，无一例外的都会减轻赋税、平分土地，做到耕者有其田。在税赋征收上也大多倾向于复古汉景之治，以实物征粮为主。待到中期，王朝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朝廷财政日益恶化。此时君王与臣子就会想到要变法，即对原有的祖制进行一系列的变更以求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如果变法成功，则王朝会迎来新的一轮复兴，时称中兴之治。若是不幸失败，则整个国家都会陷入混乱之中，甚至就此亡国。反观我朝建立不到五年，算是‘初创之朝’。加上之前数十年的战乱使中原人口锐减、无主之地甚多，因此不用朝廷重新安排也能做到耕者有其田。然而在另一方面，我朝又是从前朝禅让而得，前朝制度上的不少弊端并没有因战乱而消逝。为此陛下自出任前朝首相起，便开始推行新法、整顿体制。称帝登基后也没有像古代的开国君主那样沿用古法。而是在之前的新法的基础上进一步锐意求新。由此可见，我中华朝既是‘初创之朝’，又是‘中兴之朝’。”
既是初创之朝，又是中兴之朝？！陈邦彦这一崭新的观点一瞬间就抓住在场所有人的眼球。就连一直在与他抬杠的陈子龙也忍不住静下心认真倾听起来。眼见众人各个都摒气凝神地关注着自己，陈邦彦当下便用心的解释道：“因为是‘初创之朝’，权贵勋臣羽翼尚未丰满、根基尚且不深。加之陛下乃是一国之君，集天下大权于一手，所以我朝推行新法所受的阻力远小于之前史上的历次变法。同样，也正是因为有了‘中兴之朝’求新求变的活力和新法带来的诸多优势，我朝才能在短短的五年之内，完成之前朝代十几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完成的积累，达到如今这般繁荣的盛世。”
“恩，既然我朝兼有‘初创之朝’与‘中兴之朝’的优点，那也要同面对两种时期各有的弊端吧？”听陈邦彦说到这儿，孙露若有所思的插口问道。
“陛下英明。事实确是如此。”陈邦彦见女皇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不禁更为深入的坦言道：“不过，臣等今日来此是向陛下报告公社一事的。在这里臣仅就事论事地谈及其中最为关键的粮食问题。说到粮食的征收储备，就不得不先提我朝目前的实行的税制。依臣看来我朝所定税制，实则脱胎于唐朝两税制‘定税计钱，折钱纳物’的原则。其大致的做法，就是将朝廷财政以货币来预算赋税总收入，征收的时候则按需要部分地进行实物‘折纳’。前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在此基础上将过去按地、户、丁分别征收实行，征发徭役的赋役制度改为按土地、人丁征收货币与白银，故称‘一条鞭法’。而今经过陛下您的改革，我朝进一部简化了税收征收手续，并彻底以货币代替以前的实物地租。此举固然既保证了税收的稳定，也使农户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有利于人口增长、百姓安定、工商业发展。但与唐宋的两税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一样我朝的税制也有一大难以忽视的隐患——妨农利商。”
“妨农利商？”孙露微微皱眉道。虽然扶植工商业是中华帝国的一项重要目标。但深知道“民以食为天”的孙露同样也从未放弃过对农业的重视。因此中华朝农业税赋不但远底于明朝，甚至连相关的徭役也几乎被免除了。若说这样的税制都“妨农”，孙露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别的政策是不妨农的。
然而听出女皇话语中不悦之音的陈邦彦，并没有就此打住。却见他点头肯定道：“是的，陛下，臣并没有口误。远的不说，就拿与我朝相差不足百年的张居正变法时为例。由于当时的明庭赋税改收钱银，农民为了交税就需要将自家打下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如此一来上市的货物必然会随之倍增。一时间国库充裕，市面出现经济繁荣景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种‘繁荣’却是建立在农民血汗之上的。因为朝廷征收赋税总是有一定时限和定额，即公有赋役之令。正是迫于此‘公有赋役之令’，谷物之上市，总是集中于一时。其时限之迫，上市量之大，必然导致价格之跌落。陛下、诸位大人应该都还记得前明时，市场粮价升得有多贵有多快吧。显然，粮价的这种上升，决不可能是在农户完纳赋税的时候，而只可能是在他们完纳赋税之后。换言之，这种较高的粮价，一般总是商人在市场上的卖出价，而决不可能是他们从农民那里的买入价。”
“陈首相所言甚是。正因为如此当年的礼部尚书徐光启才会在自己的《屯田疏》中坦言：银钱愈多，粟帛将愈贵。”一旁的沈廷扬跟着痛心疾首地附和道：“为了交纳税赋农民要贱卖自己的粮食，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又要从米商手中以极其高昂的价格买回自己刚卖出的粮食。更有甚者，有些奸商为了哄抬粮价，不惜看着谷子在粮仓里烂掉也不肯拿出来销售！”
陈邦彦与沈廷扬一番话语让在场的孙露和陈子龙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沉思。陈、沈二人所描述的情景对于陈子龙来说并不陌生。事实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与陈邦彦、沈廷扬一样也是亲身经历了那段混乱时期的。而对孙露来说，对这些情况她虽没有在场的三人感受深刻。但类似将牛奶倾倒入河的故事她倒也听过不少。可见这种事情与是什么制度、什么国家都没关系。只要人类还存有逐利之心，就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然而还未等孙露开口发表自己的看法。底下的陈邦彦便进一步阐述道：“陛下，这些情况还仅仅是开始而已。如果是连年丰收的太平年景，以上的情况对于国家还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可是一但遇上个天灾致使粮食歉收，或是遇上大的战乱朝廷需要征收更多的税赋粮饷。再加上朝廷在其他方面不当的政策和底下官吏的徇私舞弊，则会使整个局势雪上加霜进一步恶化。这时候朝廷为了收购大量粮食应急就得去向商贾购粮。可面对疯涨的粮价，国库内征收的税银根本不够购买当初折算的粮食了。为解燃眉之急，朝廷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向农民去征更多的税赋。随着国家赋税征收货币的比重越来越大，钱重物轻的情况也在不断加剧，农民竭田亩之收，而不能应付国家之赋税。于是，为了完纳赋税，百姓便不得不将自家所产的生丝、土布、藤筐等等副产品，也投放到市场上去变卖。市场上的货物进一步供大于求。而百姓手中的钱财却连买粮尚且不够，何来钱财买其他东西。因此到最后中小商人与贩夫贩妇亦会因此而无所资取。先前繁荣的市场急骤萧条萎缩。陛下，如此算来最后受‘妨’不仅仅是农户，国家、中小商人亦会因此受到波及，甚至损失比农户还要大。最终获利的便只有那些依靠中间差价大发横财的投机商人。之后农民因税赋所迫揭杆造反，那些投机者所赚的昧心钱最后还是落在了流寇手中。而整个王朝则因此覆灭。如此前车之鉴陛下不得不防啊！”
“陈首相说的确实属实。可是那终究是明朝的事。现在的中华朝不是还有大量的藩属国定期进贡粮食。朝廷从海外摄取的白银和红铜也十分充足。使我朝不会像前朝拿般出现‘银荒’和‘钱荒’。难道凭这两点优势还不够稳定住市场，压制住那些奸商吗。再说若是税赋征收的时限真的影响了农户的买卖粮食。朝廷大可以根相应的情况调整时限，并制定相应的法律约束市场，不让投机者有可趁之机。这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嘛。”陈子龙皱了皱眉头说道。他还是觉得陈邦彦太过于悲观了。无论怎样中华帝国的敛财门路都比先前的明朝多得多。当初他可是亲眼看着远洋归来的舰队，将整箱整箱的银子搬下船的。若说朝廷以这样的实力都镇不住几个奸商的话，这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陈大人说的没错。正因为有海外白银、红铜稳定供应，我中华朝才不至于出现钱荒、银荒。百姓们才能安心享受‘一概纳钱’的好处，而不用承担钱荒带来的风险。至于朝廷用来稳定市场粮价的储粮，老夫在此可以毫无保留的在此坦言，这其中有五成是公社粮、二成海外粮、三成市场粮。陈大人你现在明白公社对朝廷的重要性了吧。”陈邦彦直言不讳的说道。
可还未等陈子龙接口，龙椅上的孙露便抢先一步惊讶道：“什么！五成？陈首相何以公社粮会占如此大的比重？”
“回陛下，确实如此。因为公社的粮食完全是卖给国家的，而价格也朝廷制定。因此朝廷往往能够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到大量所需的粮食。也正因为如此朝廷的储粮才不用受市场粮价波动影响，可以沉着应付各类突发情况，并在必要时依靠手中的储粮平复粮价。更可以此放缓农业上的征税时限，给帝国大多数农户以足够的时间买卖粮食。陛下，这就是臣等为何一再坚持保留公社的原因啊。”陈邦彦一个拱手语重心长的说道。
“恩，市场繁荣、粮价稳定、朝廷收税又便捷。如此算来，确实这么做对国家、对普通农户、对工商业主来说大家都得了利，似乎对谁都公平了。”孙露点了点头，突然又将话锋一转道：“但是惟独对公社的农户不公平，不是吗？”
“是的，陛下。臣等也知这么做对公社的农户来说不仅是不公平的，有些时候还是残酷的。但是陛下，事实也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需要有固定的粮食来源。而这粮食来源还得是廉价的，得低于市场价格。因此，必须得有人做出牺牲，这是现实啊！”陈邦彦知道自己这么说很无耻。但身为一个国家的首相，在为多数人着想的同时，往往得要选择放弃少数人的利益。
现实，真是残酷得令人心寒的现实。孙露知道自己也得像陈邦彦那样正视现实。有人得利，就必然会有人牺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公平。关键是这个牺牲由谁来做。想到这里孙露不由整了整思绪询问道：“那海外粮呢。这些年我朝可是在外开发了不少殖民农场。南洋等地气候又十分适合种植稻米。为何海外粮仅占二成？”
“回陛下，海外农场开发得再好，终究是由商会开发的。其粮价虽比中原略低，但终究得要同商会讨价还价，加上运输费用，其成本比之朝廷在中原市场收购低不了多少。再说南洋等地的殖民农场开发时间并不长，其产量尚不能达到中原的水平。”陈邦彦见今天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由又当着女皇的面补充了一句道：“如果朝廷能在海外拥有类似公社的海外直属农场和大量耕地。到那时或许中原的公社就该真的解散了。”
第81节 缓矛盾众臣柬合作 禀情况欧使来书信
陈邦彦的一席话语说得直白而又明了。他也相信孙露在这点上看得比帝国的任何一个人都更为透彻、更为长远。毕竟当年开创海外殖民的第一人正是眼前坐在龙椅之上的弘武女皇陛下。但这个问题同样又是隐晦的。正如陈邦彦之前所言，商会才是帝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