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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问题仍然比较棘手。
按照王元庆的估计，就算在10月之前占领新德里，然后让新政权上台，同时着手组建与培训“印度新军”，到2036年春节，最多武装一支人数不超过10万的军队，而且很有可能是一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准军事部队。靠这样的部队，肯定无法控制整个印度。要想稳住印度的国内局势，至少需要50万“新军”。毫无疑问，培训肯定会持续到2036年底。新军担不起重任，共和国的作战部队还得留在前线。果真如此的话，在2036年初结束战争又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政治家，王元庆不会像军人那样思考问题。
实际上，以军人的手段，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办法也不难，只是得更加深入的权衡利弊。
以王元庆的战略眼光，他不可能不知道如何解决。说到底，解决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在战争结束后，以最快的速度建立民主政权，把印度的还给印度，共和国尽量不要干预印度内政，由印度人决定印度的未来。
虽然这也是必须走的一步，但是早走与晚走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按照王元庆最初的想法，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肯定要以人道主义援助、战后重建等等名义在印度推行军管政策，等到印度社会秩序稳定下来，物资供应能够满足绝大部分民众的需求，再考虑解除军管政策，通过大选组建正式政权，由此确定印度的政治体制与国家基本结构。
可以说，这么做最稳妥，也最能实现共和国的利益。
提前在印度推行民主制度的问题非常多，比如战争对印度人造成的影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会对民主选举造成巨大影响，而民主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将使印度再次对共和国构成严重威胁。无论如何，王元庆不希望数十年后再打一场印度战争。
要想达到最初的目的，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按照王元庆的设想，必须首先在占领区的管理问题上做出让步、将部分权力交给印度人，而不是由占领军掌握当地民众的生杀大权，由此产生的问题足以让王元庆头痛，比如其他盟国会不会同意这么做；然后还得加大对印援助，尽快在占领区恢复正常秩序，使占领区的民众过上比战前还要好的生活，由此产生的巨大投入也能让王元庆头痛，比如维持几亿甚至十几亿人的生活，就得用光共和国战略粮仓里的粮食，给战争受害者的补偿，也足以让共和国的战争预算增加好几成；最后还得在占领区内扶持一批开明政客，让他们在印度的民主制度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由此带来的问题同样能让王元庆头大，比如如何确定哪些人是开明政治家，就是一个有待商椎的问题。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虽然王元庆知道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需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到此，王元庆就不得不考虑一个只有政治家才会考虑的问题，那就是提前结束战争所获得的好处，能不能抵偿为此付出的代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提前结束战争就没有任何吸引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王元庆就会全力支持裴承毅。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无法用投入来衡量。
想到这，连王元庄都不得不承认，裴承毅不但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头脑的军人，还是一个能够用政治家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的军人。
会议上，裴承毅就明确提到，不能用金钱衡量的好处才是最大的好处。
原话是不是这么说的，王元庆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很多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都无法用金钱衡量。
别的不说，这场战争对共和国外交造成的影响就无法用金钱衡量。虽然通过在舆论宣传上大做文章，成功化解了美国的阴谋，稳住了欧盟，也稳住了俄罗斯，但是随着战争进行下去，在谁都知道共和国能够从战争中获得巨大好处的时候，那些把利益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国家，肯定不会让共和国独享其美。别的不敢保证，王元庆至少能够断定，美国会在战争后期提出“利益均享”原则，要求共和国在战后放开印度，向全世界开放印度市场，阻止共和国独霸印度。只要美国带头，现在对共和国还和颜和色的欧盟与俄罗斯肯定会积极跟进，瓜分战争带来的好处。
到时候该怎么办？
母庸置疑，共和国不能得罪所有强国（地区），更不能站到世界的对立面上。
仅此一点，就必须让战争尽快结束。
换句话说，战争越快结束，西方国家插手印度战后事务的机会越少，与共和国瓜分战争利益的可能性越渺茫。虽然从外交上讲，共和国必须让部分国家尝到甜头，但是外交斗争与军事斗争一样，谁掌握主动权，就由谁来切蛋糕。越快结束战争，共和国手里的主动优势越明显，到时候，就不是西方国家逼迫共和国多分点蛋糕出来，而是由共和国决定怎么分蛋糕，以及给谁多分一点，给谁少分一点。掌握了这个权力，西方国家就得看共和国的脸色行事，而不是跟着美国起哄。如果用得好，印度这块蛋糕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导致西方社会两极化。
可以说，这些问题王元庆都能想到，也能处理好。
由此带来的好处，足以让王元庆动心。
从共和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长远国家利益来看，印度战争结束之后，共和国已不存在周边威胁，从纪佑国时代开始的战略扩张行动将宣告结束。接下来的数十年，共和国只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准确的说，是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集中力量解决因为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而全面推行政治改革只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算不上主要问题。
毫无疑问，停止战略扩张，就得进行战略防御。
名为“防御”，实际上是以积极进攻为主的防御，就像美国在此阶段大力推行战略防御政策，实际上却在处处为共和国制造麻烦一样，完成战略转型之后，共和国肯定会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各个领域内与美国展开竞争，给美国制造麻烦，想方设法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打击美国的国际威望。
对付美国，肯定不能单靠共和国，而要利用全世界的力量。
也就是说，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进行全面调整，以“交朋友”为主要目的。
共和国首先要争取的就是欧盟与俄罗斯，利用欧盟希望通过政治一体化最终实现全面统一，以及俄罗斯迈向战略复兴的急切愿望，积极拉拢欧盟与俄罗斯，以构建“多极世界”为口号，让美国不得不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从而无法集中力量对付共和国，甚至不得不在关键问题上与共和国妥协。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拉拢欧盟与俄罗斯，就得让欧盟与俄罗斯尝到甜头。
不但得让欧盟与俄罗斯尝剩甜头，还要让欧盟与俄罗斯觉得共和国是可以交往的朋友。
只有在共和国决定怎么切印度这块蛋糕的情况下，才能让欧盟与俄罗斯在尝到甜头之后对共和国感激不尽。
毫无疑问，让欧盟与俄罗斯在印度有所收获将是新时期外交政策的起始点。
由此带来的好处，绝对无法用金钱衡量。
裴承毅不轻不重的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希望元首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相信，只有提前结束印度战争，才能让共和国在未来的国际博弈中掌握主动权。
实际上，不用裴乐毅提醒，王元庆都明白这个道理。
顾卫民也明白这个道理，颜靖宇不会比顾卫民差。叶致胜有没有明白这个道理，王元庆就有点拿不准了，因为在他看来，叶致胜是那种擅长处理细节事务的行政官员，而不是那种拥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正是如此，王元庆才在回到中央的时候，首先把叶致胜带了回来，让叶致胜替他处理了很多行政事务。把颜靖宇调回中央，并且直接把他放到了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也是王元庆的长远考虑，因为作为地方官员，颜靖宇要想掌握共和国的国家大权，首先就得熟悉中央政府的运作方式。当年，王元庆担任纪佑国的首席助理时，对中央政府的运作方式就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成为国家元首之前，王元庆还当了五年的副元首，在此期间获得了管理中央政府工作的能力。
当然，不管叶致胜有没有明白，王元庆在9月3日，也就是裴承毅回到首都的第二天就做出了决定。
在裴承毅递交战争计划之前，王元庆召集顾卫民、颜靖宇、叶致胜与阎尚隆开了一次内部会议，明确了态度，安排了具体工作。与王元庆预料的一样，顾卫民与颜靖宇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作为精通外交的外长，阎尚隆也认为有必要加快战争进程。虽然叶致胜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只是仍然不太明白王元庆的安排。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准确的说，只差最后一道程序。
9月4日夜间，裴承毅跟随项铤辉再次来到元首府，正式提交修改后的战争计划。
王元庆只粗略翻看了一下，就在文件末尾签了名，让秘书盖上了元首印章。其他几位领导人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只是各自提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项铤辉看来，这很难理解，因为就在2天前，包括王元庆在内的国家领导人都在质疑裴承毅的战争计划，甚至认为没有可行性。
裴承毅并不觉得惊讶，他能看出提前结束战争的巨大好处，自然相信元首不会看走眼。
作战计划得到批准之后，裴承毅与项铤辉就离开了元首府。
虽然项铤辉让裴承毅多留一天，明天一早再启程返回沃济拉巴德，但是裴承毅还是谢绝了项铤辉的好意，当天晚上就搭乘空军的专机离开了首都。
对裴承毅来说，时间非常紧张。
返回的路上，他就接到了袁晨皓的电话，凌云霄率领的突击部队已经在当天傍晚回到占西，按计划开始休整。
回到前线指挥部，裴承毅收到的第一条消息就是博帕尔的最后一股印军缴械投降。
虽然在此之前，也就是9月4日12点左右，袁晨皓就按照计划，命令工程部队前往38军的控制区，开始修建基础设施，即便仍然有部分印军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负隅顽抗，也不会对下一阶段的进攻行动产生多大影响，但是最后一股印军缴械投降，为38军省下了很多麻烦，而且让38军的将士能够得到休整。按照唐应龙的承诺，只需要1周，38军就能恢复全部战斗力，参加西进战役。
能够多出动1个重装甲军，绝对是好事中的好事！
第156章 外交努力
博帕尔沦陷，印度即将被中国军队腰斩，军事抵抗走入死胡同。
9月3日，中国海军舰队离开孟加拉湾，开赴阿拉伯海。陆地战场上，数个得到充分休整的野战军开始向博帕尔运动，大批作战物资也通过铁路运往博帕尔。为了增大空中支援的范围，工程部队正在全力抢修占领区内的印度空军基地与大型机场，为陆军航空兵准备的野战机场也在加紧施工当中。
新一轮大规模进攻的征兆已经十分明显。
当天上午，杜奇威向美国总统，布兰迪诺提出建议，尽快采取外交行动，迟滞中国军队的进攻行动，为印度争取组织防御的时间。
不用杜奇威提出建议，布兰迪诺都知道美国该在外交上采取行动了。
博帕尔攻防战打响之前，布兰迪诺通过美国国务院，委托兰德公司、国际战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