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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掉邴尊之后,刺客又来到延熹里,打算刺杀宣女士。但这个小区规划独特,刺客要直接进宣女士家不易,只得从她的邻居——袁赦家的房顶上翻过去,结果不慎发出响声,被袁赦发觉。袁赦便跑到院子里击鼓,又召集家丁呐喊,宣女士有所察觉,刺杀行动失败。在袁赦的鼓动下,宣女士立即进宫,向汉桓帝哭诉。此案的过程显得有些诡异,真相显然只有报案人袁赦最清楚。但无论怎样,桓帝听信了岳母宣女士之言,决定立即对梁冀下手。
八月的一天,汉桓帝在厕所里召集几个太监开会。这种事在汉代的皇宫里并不罕见,汉武帝就喜欢在厕所里和大将军卫青讨论军政要事,因为那里不仅安静,而且便于保密。梁冀听说此事后做贼心虚,指使一个信得过的太监前去偷听,结果反被当场抓住。汉桓帝以此为由,宣布梁冀派人入宫行刺,意欲谋反,召集全体宦官、尚书台和御史台的官吏,命光禄勋袁盱调集麾下的禁卫军,与尚书令尹勋、司隶校尉张彪、黄门令具瑗等人去突袭梁冀的大将军府。汉桓帝自己则坐在宫中,一面盯着显示时间的沙漏,一面紧张地等待着政变进展的消息。
本来,梁冀也掌握着相当数量的禁卫军。他的亲戚梁淑担任卫尉,洛阳城外最精锐的“北军五校”之中,梁冀的亲戚占了三名校尉,如果能够及时动员起来,完全足以与袁盱的军队抗衡。然而事出突然,梁淑等人措手不及,全部束手就擒。北军将士和卫尉的部下见状,也都调转了矛头。天还没亮,光禄勋的军队便控制了全城。袁盱率部包围大将军府,然后宣读圣旨:革除梁冀的大将军职务,改封他为比景都乡侯,限即日去封地上任。比景县位于今越南中部的亚热带丛林地区,属交州管辖,当时被公认为东汉帝国境内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梁冀心中明白,只要一出府门,便不会再有好下场,就立即与妻子孙寿自杀身亡。
袁赦和袁盱都已经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现在该轮到洛阳令袁腾出场了。他的工作最安全,最轻松,也最有油水——抄家。袁腾抄梁家所得的地券、宝物等一律上市拍卖,共得30余亿钱,相当于东汉帝国政府的半年税收,桓帝为此免除了全国百姓下半年的税收。
其实,相对于梁氏家族执掌20余年朝政,一贯压榨豪强、盘剥百姓的历史来说,总家产只有30余亿钱,实在不能算多。西汉哀帝时,佞臣董贤受宠不过3年,倒台后政府拍卖其家产,共得43亿钱。就拿梁家前后出了3位皇后,6位贵人来说,仅她们的聘礼一项,依礼就至少应得8万4千斤黄金,约合8。4亿钱,加上彩礼肯定超过10亿钱;梁氏一门,公、卿、守、将等俸禄达“二千石”以上级别高官多达40余人,包括4位万户候,3位县侯,7位命妇,仅每年的合法收入就超过3亿钱。以梁冀的妻子孙寿为例,她每年至少从封地收入5千万钱。再加上历年的朝廷赏赐,无论如何低估,梁家的总资产都理应在50亿钱以上。如果再算上各项灰色收入,梁家的总资产恐怕不下100亿钱。可是到了袁腾手里,却只卖出了30余亿。看来,在这次拍卖过程中,袁家肯定当仁不让,贱卖贱买梁家资产,上下其手,大发了一笔横财。从此以后,像马融这样的旧贵族就得羡慕袁家的雄厚财富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梁家和孙家的主要成员都被公开处死。包括太尉胡广、司徒韩縯、司空孙朗“三公”在内,在这次政变过程中态度不坚定的数百名官员或被免职,或被逮捕,整个东汉朝廷为之一空。空出来的位置总得有人填补,于是汉桓帝开始大肆封赏。八月壬午日圣旨下,立邓猛为皇后,封邓猛的4位兄弟为县侯,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5名宦官为万户侯,尹勋为宜阳乡侯,仆射霍谞、尚书张敬等6名官员为亭侯,后来又加封侯览等8名宦官为乡侯。以往曾被梁党迫害、排挤的官员们如果还健在的话,大都很快得到了升迁:黄琼升太尉,祝恬升司徒,盛允升司空,陈蕃升大鸿胪,朱穆升尚书,杨秉升太常,李膺升河南尹,段颎升护羌校尉。
奇怪的是,在这一长串赏赐名单中,并没有任何袁家成员的名字。袁赦、袁盱、袁腾等人虽然在倒梁过程中立下大功,却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封侯。同样,司隶校尉张彪早在桓帝尚未登基之前,便对桓帝“有旧恩”,此次立下大功,不仅没有得到封赏,反而降职为南阳太守。这些看似奇怪的人事调动其实有规律可循,因为汉桓帝与其他东汉皇帝不同,吸取外戚梁冀专权的教训,重“义”轻“仁”,倾向于提拔没有家族背景、工作能力较强的基层官吏,而不是重用那些熟悉官场规矩的世家大族子弟。自梁冀垮台之后,终桓帝之世,“四姓小侯”与袁、杨、张等世官世禄的东汉政坛豪门都将与三公绝缘;反之,黄、祝、盛、虞、种、许等名不见经传的政坛小姓氏却相继登上了三公高位,这无疑也有助于桓帝加强自己的皇权。
新任公卿到京赴任后,桓帝一一接见,并请他们引荐贤才。陈蕃于是上疏,推举袁闳等人。袁闳乃袁彭之孙,就是袁汤和袁盱的侄孙,亦即袁成、袁逢、袁隗兄弟的堂侄,或袁绍、袁术兄弟的从兄。当年陈蕃之所以能够步入官场,与袁闳的推荐有很大关系。此次他向朝廷推荐袁闳,可算是投桃报李。桓帝征袁闳入朝,他却不肯来,也不再理睬陈蕃,甚至不和袁逢、袁隗兄弟等亲友来往,从此隐居遁世。
在消灭梁冀以后,汉桓帝对外朝官吏显然更加忌惮。从此之后,他就不再设置大将军一职,以便自己独掌朝政。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不仅重赏宦官,而且嫌尚书台和御史台的实力不够强,所以在公元159年又创建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秘书监,以便加强中朝。这样一来,外朝官员的权力比以往还要小,他们感到处处受制于人,难以施展抱负,自然会调转舆论的方向,把批评的炮火轰向曾经的盟友、现在的权力竞争者——宦官。
汉桓帝的确赋予了宦官空前的权力。经过八月壬午日的大封,5名宦官共得属民7万6千户,接近梁家鼎盛时的属民总和,几乎等于当时东汉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一夜飞入五侯家”,天下震动,称之为“五侯”。不久后,汉桓帝又封单超为车骑将军,这是仅次于大将军和太尉的最高武职,过去从未授予过宦官。立即就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白马县令李云仿效刘陶,上书猛烈抨击说:
“自从高祖皇帝受天命建立汉朝以来,至今已经364年了,即将满一周365年之数,恐怕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妖人会很快出现,对大汉不利。属土德、崇尚黄色的诸姓包括:陈、项、虞、田、许,臣认为不应该让这五姓的人担任太傅、太尉等掌管兵权的重要官职。梁冀虽然持权专擅,毒害天下,但陛下杀他,就如同杀个家奴一般简单。而如今却为此赏赐谋臣上万户,高祖皇帝在天有灵,会作何感想?西北列将与羌胡苦战了几十年,却未受任何封赏,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们会不会起二心?如今官位错乱,小人得势,财货公行,陛下是否不想当皇帝了?”
这封信非常有趣。李云列举属土德、崇尚黄色的五姓,没有提及袁姓,因为袁姓是陈姓的分支。原来,先秦中国古人的“姓氏”是分开的,一个“姓”包括好几个“氏”,表示该人祖先的出身。在社交场合,通常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例如管仲的姓是“姬”,氏是“管”,所以称“管仲”,而不是“姬仲”。“袁”本是春秋时期陈国贵族的一个“氏”,陈国是虞舜之后,姓姚(或妫),其君主以“陈”为氏。袁氏既然是从陈氏分离出来的旁系,因此也就属于姚姓,随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秦灭六国以后,礼崩乐坏,中国人的“姓”和“氏”从此不分,原来的“氏”全部被提高为“姓”。
李云指责汉桓帝滥封政变功臣上万户,也有他的道理。要知道,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后,只封了2位万户侯,就是曹参和张良。以萧何、陈平、周勃、灌婴、樊哙等人之大功,都只不过封了数千户而已。汉桓帝大封宦官,目的无非是加强中朝的力量,并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封赏之威权。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自然难以容忍。
按照古代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建议即便再有道理,如果说话的人身份不合适,照样会被视为胡言乱语,不可能被采纳,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李云的这篇上书,就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李姓在五行系统中的位置。按照《旧唐书》和《新唐书》,李姓属土德、崇尚黄色。而李云列举属土德、崇尚黄色的诸姓,故意没有提及李姓,还说什么“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妖人会很快出现,对大汉不利”,在汉桓帝看来,居心叵测。同样的话,如果由火德诸姓,例如姓刘的来说,是忠心耿耿;而若由土德诸姓,例如姓李的来说,就很容易被视为别有用心。更何况,李云最后还说:“陛下是否不想当皇帝了?”更是犯了大忌,这是他与刘陶之间根本不同的地方。
于是,汉桓帝便下令将李云逮捕,让中常侍管霸审问。对于此后发生的事件,有二种截然不同的版本:《三国志·钟繇华歆王朗传》说李云最终得到了赦免,此事轰动一时,后来魏明帝还曾就此向大臣王肃请教李云可以不死的原因,后者回答说:“李云的言论中确实缺乏逆顺的礼节,但从他的本意来看,是为了尽心报国。皇帝的威权超过雷霆,处死一个匹夫,和杀一只蝼蚁没有什么区别。桓帝宽宥李云,可以显示自己能够接受切直的谏言,把自己的大度与高尚品德传布于天下。”《三国志·文帝纪》又记载,公元220年,当曹丕篡汉时,太史丞许芝引前白马县令李云上事书说:“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看来这位李云一直活到了汉献帝在位时期,甚至连汉朝在公元196年迁都许昌都知道。而《后汉书》与《后汉纪》却记载,管霸虽然同情李云,但桓帝还是判处李云死刑。听说此事后,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大臣还联名上书,为李云说情。桓帝干脆就将这几名官员一并革职,但在几天后又把他们召了回来。最后,李云便悲惨地死在了监狱里。
在上述两种相互矛盾的记载之中,究竟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自从孔子删《诗》、《书》,削《春秋》以来,绝大多数中国历史著作都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历史作家的笔下,美化或丑化一个人(即便他贵为皇帝),实在是太容易了。区区几百字,就可以把汉文帝和曹操扶上神坛,而把秦始皇和汉桓帝扔入地狱。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4)
第三节第二次“跌倒”:结束宦官专权后的袁家
虽然打倒了梁冀,汉桓帝却无法规避梁冀留下的麻烦。太学的扩招,制造出许多清高的文化名人。皇帝没法给他们设计那么多官位,掌握了话语权的文人们只好靠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来发泄不满。于是,东汉中后期没有再诞生过一位“好皇帝”。
为了咸鱼翻身,袁家借住文人们的“无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