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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百名士大夫喋血京师的第二次党锢运动期间，袁绍正在家乡汝南安安静静地服着他的“六年之丧”。这是多么奇异的现象！
为了解释这件怪事，就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
袁绍的首任妻子是谁？
这个问题仍然史无明文，《后汉书·袁绍列传》只说他的后妻姓刘。然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提及：李膺之子李瓒对自己的儿子李宣说：“袁本初汝外亲。”所谓“外亲”，与“外戚”的意思相同，即姻亲。李膺在公元169年自称“年已六十”，说明他生于公元110年，比生于公元146年的袁绍年长36岁。所以，袁绍很可能是李膺的女婿，即李瓒的姐夫或妹夫，也是李宣的姑夫。当然，情况也可能相反，即李瓒是袁绍的姐夫或妹夫。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袁成“早卒”，且有一个女儿嫁给高躬，生第二个女儿的可能性不大；袁逢的女儿既是袁绍的姐妹，也是袁术的姐妹，但袁术却不被李宣视为“外亲”。因此，李瓒不太可能娶袁家女子为妻，袁绍的首位妻子应是李膺的女儿。
与党人领袖李膺的联姻，肯定出于袁绍及其长辈的精心设计。李家相传为赵将李牧之后，与袁家同属土德、崇尚黄色，同为豫州大族，在社会上又备受尊崇，与之联姻的好处显而易见。对于李膺来说，袁绍英俊潇洒，知书达礼，虽然不过十几岁，但作为袁成的宗法继承人，已是一家之主，私人财产至少有上亿之巨，条件这么好的女婿一百年也未必能找到一个。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发动之后，袁绍却要为这次联姻付出沉重的代价。
身为党人领袖，李膺受到的处分尤为严厉。他自己被处死不算，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流放到边塞，其门生、故吏及所有直系亲戚全部被禁锢。于是，李膺的女婿袁绍也成了党人，同样必须被禁锢。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在母亲去世和党锢运动开始后，只能赋闲在家，还得为自己没进监狱而感到庆幸，原因大概是袁家在宫里有袁赦帮忙说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一直要等到公元184年党锢运动终止之后，才能出来做官。同样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的前两个儿子——袁谭和袁熙——会比小儿子袁尚大出许多，因为他们是袁绍在6年丧期之前生育的，而袁尚是袁绍在6年丧期之后生育的。在这6年丧期内，袁绍真的遵守丧礼，没有和他的妻妾们生育任何子女。
至此，袁绍的“六年服丧”之谜已经逐渐揭开了面纱：
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开始的公元169年，袁绍刚刚完成了自己的三年母丧。袁绍见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被处死，十分害怕，只好在故乡继续呆下去，而名义就是为自己宗法上的父亲袁成追补服丧。其实，他对这位没给自己留下任何印象的伯父兼继父不可能有多少深厚的感情。他的后三年服丧，更多地是在哀悼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之死，也聊以避世，等待复出的时机。这使得他的青年生涯非常与众不同，特别是与他的异母兄袁基和异母弟袁术相比，显得更加特别。
被禁锢的党人袁绍固然必须赋闲在家，但是并不必苦修72个月之久的超长丧礼。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看来主要是为了在士大夫，特别是党人中树立威望。正是在第一次党锢运动之前三个月，著名党人荀爽曾经上奏汉桓帝，强烈要求在官员中恢复“三年之丧”制度。党锢运动开始之后，袁绍不仅没有为了避免戴上“党人”的黑帽子，与李膺的女儿离婚，反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仕途，身体力行地坚持执行“三年之丧”，尔后又“追行父服”。这种行为看似反常，实际上是对汉朝政府的抗议示威，必定会赢得荀爽等党人的钦佩，为袁绍以后的人际交往积攒政治资本和领袖威望。除此之外，自从袁安平反楚王英案，挽救许多佛教徒的生命以来，袁家便势必会时常与佛教接触，这或许也是袁绍过6年禁欲苦修生活的精神动力来源。
在禁欲苦修期间，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忍”字。汉语中的“忍”字有双重意思：一是忍耐、坚毅、有自制力，二是残忍、不宽容。这两重意思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却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中世纪日本的“忍者”，也许能最好地诠释“忍”字的这双重特性：对自己强加极高的要求，尽全力保持和提高坚毅、忍耐的自制力；对他人则相当残忍、不宽容，甚至对自己的子女都是如此。在这个方面，古代印度和希腊的武士阶层（即所谓“刹帝利”），与日本忍者也极为相似。笔者认为，长期的禁欲往往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如果修炼者信奉的理论中缺乏恕道，便容易产生反社会、甚至反人类的思想。袁绍经长期禁欲苦修和赋闲在野之后，一旦手握大权，便立即开始极端血腥的报复，后来又把仇恨的火花撒向亲友、部下和同事，最终导致众叛亲离、自我毁灭，其思想根源恐怕正在于此。
作为袁家仅有的党人，袁绍可以孤独地过他的苦行僧生活。但对于袁家的其余成员来说，汉灵帝的朝廷可从未忘记他们。据《后汉书·崔骃列传》记载，在建宁年间（公元168～171年），名士崔热ナ溃藜揖美眩蘖χ紊ァＳ谑牵饴谎畲汀⑻驮辍⑸俑物G三位九卿一起凑钱帮崔家办丧事，大鸿胪袁隗书写碑文。由此可见，就在第二次党锢运动期间，袁氏一门同时出了两位九卿，骤然重新显贵起来。此事还说明，袁氏兄弟与杨赐、段颎二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杨赐的杨家，是东汉末年唯一可与袁家相提并论的公族。杨赐的祖父杨震官至司徒和太尉，杨赐的父亲杨秉官至太尉，杨赐本人是汉灵帝的老师，后来官至司空、司徒和太尉，杨赐之子杨彪也把三公作了一个遍，算是另一个“四世三公”门第。但是，若论首次担任三公的时间，杨氏四世可都比相应的袁氏四世晚几十年：杨震晚于袁安，杨秉晚于袁敞，杨赐晚于袁汤，杨彪晚于袁隗。若论势力和财富，杨家更远远不如袁家。袁、杨两家人的关系相当不错，杨秉曾与袁逢联合查办侯览、侯参兄弟贪污案，杨彪又娶了袁逢的女儿，生下儿子杨修。因此，杨赐与袁逢是儿女亲家，而杨修就是袁逢之子袁基、袁术的外甥，其实也是袁绍的外甥。后来隋皇室自称是杨震的后裔，这和唐皇室自称是李广的后裔一样不可信，但足以说明，南北朝、隋唐时期，杨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相当高，值得皇室攀附。
公元170年春，段颎凯旋回到洛阳。汉灵帝命大鸿胪袁隗到西周旧都镐城去劳师，拜段颎为侍中，封新丰县侯，属民一万户。大鸿胪一职主管外交和封赏，所以袁隗此行合情合理，但也能看出，朝廷用心良苦，给足了袁、段两家面子。次年，段颎升任少府，所以崔热ナ赖氖奔湟欢ㄊ枪�171年。
公元171年正月初一，汉灵帝为了庆祝自己的15虚岁生日，宣布大赦天下，只有党人不赦。也就是说，只要是党人，就仍旧不许做官。尽管如此，党人袁绍还是在这一年停止服丧，随即来到了首都洛阳。既然无法立即重新步入宦海，那么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6）
第二节金钱的力量：倒向宦官的军官群体
为了打击讨厌的士人，汉灵帝下令刊刻熹平石经，规范太学教材，又颁布了影响深远的《三互法》，防止党人们拉帮结派。深谙官场规则的袁家这回再次显示了惊人的智慧，收获司徒高位。在东汉帝国由中兴而衰微的转折性时代，袁家反而完成了四世三公的伟业，开始了备极尊荣的光辉岁月。
在袁绍回到洛阳定居的次年，也就是公元172年，东汉政坛上的众多风云人物像是要为后生才俊让出施展才华的空间那样，接连告别了人世：三月，“官场不倒翁”太傅胡广病故，太傅掾王允主持葬礼，蔡邕作长篇碑铭；五月，第二次党锢运动的主谋侯览因罪自杀。
六月，窦太后在软禁中神秘地死去，随后在朱雀阙的墙上出现一篇标语，指责“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导致天下大乱。灵帝和曹节、王甫等宦官责成司隶校尉刘猛追捕此文作者，结果查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抓到主犯。灵帝大怒，将刘猛革职查办，改拜御史中丞段颎为司隶校尉。段颎受宠若惊，立即以征讨羌人同样的干劲，积极地四处抓人，前后共逮捕了千余名嫌疑犯，其中大多数都是太学生。三个月后，段颎又按照曹节、王甫、袁赦的指示，处死反对王甫的郑飒、董腾等宦官，并以谋反罪逮捕了桓帝的弟弟勃海王刘悝及其妃宋氏，迫使他们自杀。
刘悝案给阉党带来了官运，12人因而封侯。不过，它与朱雀阙标语案加在一起，又令士大夫们对段颎恨之入骨。
身为一代名将，段颎为何要阿附宦官呢？这是由东汉帝国军政制度决定的。同为镇抚西北边疆的将领，张奂、孟佗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依附宦官，绝非偶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除了行军用兵之术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后勤。段颎等人每次出兵，都要向朝廷呈递细致的军费预算。由于东汉后期经济不景气，将领们总是面对着军费不足的困扰，导致士兵的数量、装备和士气都不能令人满意，甚至连基本的军饷都难以保证。当时，中朝势力强大，掌握着帝国主要的经济命脉，将领如果与中朝的宦官关系不融洽，后勤便没有保障，更谈不上战胜敌人了。此外，中朝还主导着人事部门，将领的个人前途与此息息相关，滕抚和段颎两人截然相反的仕途就是明证。因此，东汉后期的军队，无论是京师的禁卫军，还是外地的边防军，都相当畏惮宦官，到了惟命是从的地步。
随着老朋友段颎的得势，袁家的再度辉煌也已指日可待。公元172年十二月，汉灵帝下诏，封大鸿胪袁隗为司徒，袁氏家族空前的“四世三公”官场伟业终于大功告成。至于袁隗留下来的大鸿胪之位，则被灵帝赐给了曹操的父亲曹嵩。
既然已经当了三公，袁隗自然要开府，而开府就需要招聘幕僚。段颎如果曾经向袁隗推荐董卓为幕僚的话，必定是在这个时候。袁隗肯定不会想到，作为朋友段颎的门生和他本人的故吏，这位“董师爷”心中全无知遇之恩，反而将会置自己全家老小于死地。
袁隗出任司徒3个月之后，他的老朋友杨赐也升任司空；又过了3个月，司隶校尉段颎又升任太尉。至此，当年一起为崔劝焐ナ碌脑蟆⒀畲汀⒍物G三个好朋友同时担任三公，真可谓盛极一时。
不过，这样的盛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半年之后，杨赐和段颎相继因病辞职，但袁隗的司徒位子还是坐得很稳。
公元173年，时年17虚岁的汉灵帝获得了大喜讯：何贵人给他生下了第一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