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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袁绍会有这么多拜访者呢？他根本不是大臣，手里没有政治权力，更无法像张让那样，随心所欲地封来宾当官。如果他们是想借此讨好司徒袁隗的话，肯定存在更加有效的方式，毕竟袁绍只不过是袁隗的侄子，而袁隗当时至少有三个亲生儿子。
要想了解平民袁绍“宾客争赴其庭”的奥秘，就必须从两个问题入手：一，来找袁绍的都是些什么人？二，他们来找袁绍，都想达到什么目的？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只需要研究袁绍在第二次出仕（公元184年）之前，都与哪些人熟识就可以了。综合各种史料来看，在公元184年前，除了自己的亲戚以外，袁绍与下列人员来往密切：何颙、荀爽、荀彧、王允、郑泰、曹操、刘表、张邈、许攸、逢纪、伍琼、周毖，还有一个姓吴、字子卿的。以下对这些人物的身份作一简要介绍。
把何颙放在与袁绍交好的众多名人之首，自然有其道理，因为他是袁绍最好的朋友，又特别有活动和组织能力。凡是何颙认识的人，也都是袁绍认识的人，更都是曹操认识的人。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人，年轻时入洛阳上太学，并在此期间与同学袁绍相识。除了袁绍之外，何颙又是太学生领袖郭泰和贾彪的好友，参加了许多次社会运动，又特别受到太傅陈蕃、司隶李膺等名臣的欣赏，因此被朝廷列入党人黑名单，受到禁锢。此人喜好行侠仗义，助人为乐，曾经因为朋友的缘故，亲手杀过人。何颙虽然和袁绍亲如手足，却从不与袁术来往，惹得袁术大怒，四处说何颙的坏话，甚至叫嚷要杀掉何颙，何颙却依然故我，由此也可见他的社会地位何等重要。
荀爽字慈明，颍川颍阴人，是著名党人，前文已有介绍。荀爽的侄子荀彧年轻时便与何颙相识，何颙非常欣赏荀彧，称赞他说：“颍川荀彧，王佐之器。”后来，何颙与荀彧很可能结为了义兄弟或儿女亲家，所以当何颙死后，荀彧将他的遗体收掩，葬在荀爽的墓旁。荀彧的弟弟荀谌、侄子荀攸及老乡钟繇、辛毗、辛评、郭嘉、郭图、陈群等人都与袁绍、何颙、曹操关系密切。
王允字子师，太原祁人，郭泰的同乡兼好友。此人文武双全，精通典籍，弓马娴熟。郭泰见王允好学不倦，盛赞他说：“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他与何颙、荀攸关系密切，后来共同策划刺杀董卓。
郑泰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出身官宦人家，是个大地主，以富有和慷慨著称。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人，太监曹腾的养孙，喜欢飞鹰走狗，任侠放荡。他上过太学，成年后出任郎官，后受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推荐担任洛阳北部尉，主管治安时不避豪强，颇有声名。何颙曾经称赞曹操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是张俭的好友，著名党人，“八顾”之一。公元167～183年间遭到通缉，长期隐姓埋名，流亡四方。
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喜好行侠仗义，著名党人，“八厨”之一。
许攸字子远，南阳人，与何颙同乡。此人是个花花公子，好财如命，易于冲动，因此被袁术斥为“凶淫之人”。但许攸也有个优点：当朋友有难时，他向来义无反顾，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帮忙。何颙认为，在为朋友排忧解难方面，没有人比得过许攸。许攸的最后一次“排忧解难”，就是帮助身陷绝境的曹操在官渡打败袁绍。
逢纪字元图，籍贯不详，很早便与袁绍相识，以忠诚可靠闻名。
伍琼又名伍孚，字德瑜，汝南人，与袁绍同乡，据说“少有大节”。他喜好行侠仗义，后来亲自刺杀董卓，结果失败遇害。
周毖字仲远，武威人或汉阳人，曾与何颙、许靖、伍琼一起，向董卓推荐韩馥、刘岱、张咨、孔伷、张邈等人为关东封疆大吏，他们随即与袁绍组建联军讨董卓，周毖也因此被董卓处死。
吴子卿的情况不详，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名叫什么。但与袁绍有深交的人又都是“海内知名”，不至于被所有的史书忽略。笔者推测，吴子卿应当是何进的部将、袁绍的同事吴匡的亲戚。按照《三国志》与应劭《风俗通》的说法，吴匡祖籍河内，是蜀将吴班之父，也是吴壹的亲戚。何进死后，吴匡曾经与袁绍、袁术兄弟联手诛灭宦官，可见双方关系密切。
这样一来，袁绍的朋友圈成分已经不难看出：以上过太学的党人为主体，而且大多喜好行侠仗义。除了曹操之外，当时这些人没有一个在朝为官，但几乎都相当富有。
袁绍在党锢运动的时代背景下，结交这样一批朋友，目的何在呢？
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长期的党锢运动令大批知识分子无官可做，他们多数不屑于、或没有能力从事其它的职业，因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太学的过度扩招更加剧了这个社会问题。于是，数以万计的东汉“孔乙己”们浪迹街头，无所事事，只能靠攀附有钱、有权的大家族度日。袁绍发现，这场社会危机其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要利用袁家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将这些寒酸的知识分子团结到自己身边，进而颠覆汉灵帝和宦官的统治，从而达到夺取东汉政权的终极目的。
自从袁绍在公元172年回到洛阳之后，他就一直在不懈地推进着这个惊人的计划。在他与何颙等人的努力下，一批骨干成员“结为奔走之友”，在经济上帮助党人，“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在政治上救援党人，“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借用现代语言讲，这是一个以袁绍为董事长，以何颙为总经理，以荀爽、王允、郑泰、曹操、刘表、张邈、许攸等人为股东兼部门经理，以资助贫困党人和对抗朝廷政策为宗旨的慈善基金会兼武侠组织，或者说：黑社会。我们不妨按照董事长袁绍的字，称之为“本初俱乐部”。
所以，袁绍门口的来宾虽然多如牛毛，其实“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很容易打发。他们中的多数人和乞丐没有太大区别，袁绍只需要按期向他们发放点生活费就够了。但是，这些人又与乞丐不完全相同，因为知识分子特有的“骨气”令他们羞于“吃嗟来之食”。袁绍自己就是党人和大知识分子，当然了解这些人的心理，于是“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让被施舍者有与施舍者身份平等的感觉。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经济需求既然都得到了满足，当然对袁绍心悦诚服，“莫不争赴其庭，辎軿柴毂，填接街陌”了！
不言而喻，“本初俱乐部”是一个完全非法的组织，更是一个被宦官等当权者深恶痛绝的组织。但如今，袁绍既是九卿袁逢的亲儿子，又是三公袁隗的侄子，还经营着这样巨大的黑社会组织，正所谓“黑白两道通吃”，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但是天下没有攻不破的堡垒，而且经常从内部被攻破。令袁绍和“本初俱乐部”领导层深感头疼的是，他们有一个强劲的竞争者，而其领导人正是袁绍的弟弟——袁术。
自从袁绍的高祖父袁安以来，袁家成员就一直以乐善好施著称。按照《魏书》的记载，袁家一直“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袁术小的时候“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担任长水校尉时，因为经常违反交通法规，百姓编绰号讽刺他说：“路中悍鬼袁长水”。袁术为人如此嚣张，当然不受知识分子喜爱，登门请求资助的人很少。后来，袁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折节下士”，终于能“与绍争名”。
不过，除了个人的品行与能力之外，袁术与袁绍有三点根本性的区别，从而使得他的“公路俱乐部”注定竞争不过袁绍的“本初俱乐部”。
第一，袁绍作为李膺的外亲，是板上钉钉的党人。只要袁绍还被禁锢，党锢运动就不可能终止；反之，一旦朝廷招袁绍做官，就无异于宣布党锢运动的终结。按照汉灵帝在公元179年颁布的诏书：“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党人兄弟不连坐，例如孔融的哥哥孔褒就是党人，还因保护张俭而被处死，孔融虽然也参予了对张俭的保护，却没有被禁锢，得以“辟司徒杨赐府。”所以，袁绍的弟弟（宗法上的堂弟）袁术也没有遭到禁锢，自从成年起就宦途顺利，“举孝廉，除郎中，历职内外”，在公元183年前一直做到尚书。因此，对于有党人背景的人来说，接受袁绍的救济相对比较保险，而袁术就可能随时抛下他们不管；对于没有党人背景，但也没有官可做的人来说，接受袁绍的资助不仅有利可图，而且不会像接受当权者的救济那样，受到党人的指责，落下一个“惟利是图”的臭名。
第二，因为袁术一直是朝廷命官，所以他公务繁忙，不可能像赋闲在家的袁绍那样，全身心投入“俱乐部”建设中去。当然，袁术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整治“本初俱乐部”的成员，但袁绍又有袁逢和袁隗的保护，袁术其实奈何不得。
第三，袁绍和袁术的经济地位不同。按照中国古代的宗法，父亲去世后，儿子或养子就是一家之主，对家庭财产有完全的支配权；如果父亲还健在，那么儿子的官职不管多大，只要还不是皇帝，就必须接受父亲的经济控制。作为袁成的宗法继承者，袁绍是一家之主，在经济上完全独立自主；而袁基、袁术兄弟在经济上还要受父亲袁逢支配，真正可以随意使用的，只有基本工资和不定期的朝廷赏赐。因此，和袁绍相比，袁术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在从事慈善活动时瞻前顾后，不能像袁绍那样无所顾忌。
正是由于这三点原因，袁术的“公路俱乐部”规模始终有限，成员的素质也远远不如“本初俱乐部”，甚至引不起宦官的重视，袁术也不得不生活在袁绍的阴影之下。他对此非常不满，大骂道：“这些混蛋不来跟从我，却去跟从我的家奴吗？”还曾经多次诽谤和威胁何颙和曹操等“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
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成功的地下组织，“本初俱乐部”的章程大概非常严格。想要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需要经历相当复杂和艰苦的考验。史籍记载有曹操早年的几件奇特经历，正可以作为这种制度存在的证明。
在“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之中，曹操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不是党人，也没有被禁锢，仕途几乎与袁术一样顺利，其父曹嵩因为是宦官曹腾的养子，还被全社会公认为阉党。既然如此，曹操为什么要加入袁绍组织的这个旨在资助党人的地下团体呢？他不是应该和父亲保持一致，站到与袁绍对立的阵营中去吗？
引导曹操“弃暗投明”的原因肯定很复杂，而且可能与年青人中常见的心理变化有关。在曹操上学期间，社会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