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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斥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积极内容后，三民主义就成了国民党维护“党专政”，镇压异己的一根大棒。由于南京十年国民党在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末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标榜的“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口号就成了一句空话。
1928年后建立并逐渐得到强化的国民党的党治国家结构是苏俄革命专政在中国的歪曲反映。国民党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承接的仍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的形态，但其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已经变质，“革命”成了国民党“党专政”的代名词。已经控制国民党的蒋介石以孙中山的唯一继承人自居，具有排斥其他政治力量，独掌中国命运的强烈的“使命感”，他在“党治”的掩护下，配之以系统化的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竭立建立其个人的独裁统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苏俄革命专政的形式成了蒋介石在中国强化其统治的工具。
二、关于“安内攘外”政策及与国民党党治国家结构的关系
围绕“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问题，在大陆与台湾学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大陆学者基于“安内攘外”政策的强烈反共色彩，对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台湾及少数美籍华裔学者则基本肯定“安内攘外”政策。美籍华裔教授陆培涌认为，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大贡献，就是安内攘外”，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李国祁教授声称，“安内攘外政策是必须的”，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存恭认为，南京十年，“安内攘外”政策获得了“成功”。对于“安内攘外”政策与国民党党治国家结构的关系，大陆与台湾绝大多数学者均较少论及，只有李国祁教授在论述“安内攘外”政策的同时，提及“一党兼政、训政问题，在政策而言，也是必须的”，但是对两者关系末作进一步阐述。
笔者不同意台湾学者对“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同时认为大陆学者仅从一个方面对“安内攘外”政策作出判断，而忽略“安内攘外”政策与党治国家结构的关系，也难以全面反映“安内攘外”政策的复杂性质。笔者认为，“安内攘外”政策是一项违背时代潮流的错误政策，它非但末获成功，相反，在推行中却遇到严更的失败。“安内攘外”政策的失败表明国民党的党治国家结构存在严重的弊端，这种结构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的趋势。
1928年国民党建立了“以党治国”的党治国家结构，这种政治体制能否正常运转还取决于国民党能否在党治原则下制定一系列具体的政策，用以调整各种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关系，使国家走上和平建设的轨道。北伐结束，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只限于沿海、沿江数省。中共坚持武装斗争，坚决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围绕军令、政今的“统一”问题，南京政府与占据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国民政附的统治还面临在华不断扩张侵略势力的日帝的严重挑战。面对这种形势，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统治集团试图运用党治国家的全部资源，造成一个建设国家的环境，“安内攘外”就是南京十年国民党在“党治”方针指导下为应付所面临的严重的内外危机、维护和加强国民党的统治而制定的只有全局性影响的战略国策。
“安内攘外”政策的核心是对内实行武力统一，“消灭反侧”，对外“寻求与日本较长时间的妥协”。11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文告，声言：“外患日急，国势阽危”，鼓吹“以卧新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蒋介石并要求国民党动员全部力量，“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至此正式提出“安内攘外”的口号。
“安内攘外”政策是一项误国的政策，它的推行严重地削弱了民族危机下革命进步力量的发展，加剧了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
（1）1927年后，国民党把坚决反帝，反封建的中共和红军视为威胁其统治的“心腹之患”，必欲以武力消灭之。1930—1934年发动了对江西中央苏区的五次军事“围剿”，及对鄂豫皖、湘鄂西等名共根据地的武装进攻，使中共受到严重损失。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的主力被迫撤离江西，向西南、西北地区长征。中共在中心城市的组织遭受了更为惨重的损失，至1935年，除了在河北地区尚保存个别组织，上海还有极少数受中共文委领导的党员继续活动外，其他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中共地下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
（2）在蒋介石的分化打击和军事镇压下，地方实力派的大规模的反蒋军事活动在1931年后大休停止。南京政府利用“追剿”红军将其势力渗入西南、西北地区，此举虽然加强了南京政府在西南、西北地区的影响，在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蒋介石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与冲突。
（3）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国民党为了“剿共”和镇抚地方实力派，一再对日本作“最大的忍让”，“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溏沽协定》，对日帝侵占东北予以事实上的承认，致使日帝势力迅速向关内蚕食。1935年6月中央军退出河北，导致华北危机空前加剧。虽然国民党在1932年2月即曾拟定全面对日防卫计划，1933年后加紧修筑国防工事，筹建海、空军，但是事实上对日本的侵略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予以阻遏，反而颁布“敦睦邦交令”，严厉镇压民众的抗日行动。
从表面上看，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在三十年代初中期似乎取得苦干“成效”，但在总体上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1934年底，国民党军队虽然占领了江西中央苏区，但其“安内”政策已走至尽头，前景极为黯淡。最大的错误在于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和中国现代化的客观趋势及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愿望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比的首要目标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国民政府勇于内战，怯于外战，极大地损害了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使其丧失了起码的民族尊严，导致社会大众普遍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严重的信心危机。蒋介石执意以武力消灭中共，但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大呼声给国民党的剿共政策造成巨大压力，使蒋介石的“剿共”行动受到严重的掣肘。一则，中共虽被削弱，但因号召抗日，获得全国各党派和社会大众的普遍同情，1935年后红军力量逐渐复苏；二则1933年国民政府为牵制日本而与苏联恢复邦交，既已联苏，继续剿共难以为改善中苏关系创造气氛；再则，仍然控制广大地区的地方实力派，高举“抗日”旗帜，发动针对南京的武装事变（1933年1月的福建事变，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国民政府若再继续对日妥协，其“合法性”资源将损失殆尽，地方实力派将以“抗日”而兴起，进而取代商京政府的统治。
“安内攘外”政策所面临的严重困境证明，国民党创设的党治国家结构有着巨大的制度性的缺陷，它无法推动其政策的贯彻与实行，更不能保证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实现社会变革难以跃过一个由国家对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累的阶段。因此强化国家中枢的政治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发展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性的指导，并非无一定的合理性。为了动员社会力量加速国家发展，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动员型的执政党。该政党不仅应以符合时代潮流的鲜明的政纲吸引党员和公众，还应兼顾改革发展与维护政府权威两方面的关系，建立起富有活力的政治制度，通过所领导的国家权力中枢有效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对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节。从这个角度看，“以党治国”不失为一种加强中央权力、稳定社会秩序的可行的方法。
实现“以党治国”还有赖于因内政局的安定和有一个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外部环境，1927年后，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反共和“剿共”战争，引致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武装对抗和日本的侵略不但加剧了政局的动荡，还严重消耗了国民党，使其领导的国家政权机构长期处于虚弱的地位。
达成“以党治国”的另一关键是执政党必须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保持高度统一。1927年后尽管蒋介石一再鼓吹国民党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和组织，但是国民党无法真正成为纪律严明、富有效率的党。长期以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纪松懈，内讧不断。比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为首的胡汉民派，和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在蒋介石集团内，又有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与CC系的明争暗斗。1930－1933年两年内，国民党两度分裂，1932－1936年又有南京与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半独立的粤．桂等省的对立。党内派系不断冲突和演合，使国民党的党纪形同具文，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难以真正统一。
国民党的思想“统一”更是建立在沙滩上。由于国民党在对待孙中山遗教上表现的严重的随意性，三民主义已丧失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在理论层面，国民党无法绕开孙中山，解释清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在现实层面，国民党不能解释，为何要在困难日亟的关头继续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问题。蒋介石只能有意不顾共产党、红军是有理论、有思想的政治及武装力量的事实，把中共与红军诬之为“土匪”，他只能用“服从命令”的训斥来回答蔡廷锴、张学良等对继续内战的“必要性”所表示的怀疑。国民党为了贯彻其政治主张，虽然也曾提出过一些鼓动性的口号，例如：“崇道德以振人心”，“建设新生活”，“反共剿匪”，但是这类口号的背后根本没有深厚的理论系统作为背景，因此，并不具有有震摄人心、凝聚人心的功效。由于国民党意识形态没有坚实的义理作为基础，国民党很快成了丧失政治理想的松散的集合。1928年后长期主持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曾总结在中国政治中以挥作用的三种关系是：①政治关系，②经济关系，③同乡同学关系。他认为，在国民党内发生作用的仅是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