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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群：您讲的非常好，谢谢。他实际讲到了一个建筑师，他应该追求的一种精神品格和文化素养，那么中国有句老话，叫外圆内方，像关先生所做的这种建筑，实际也体现了外圆内方，表面和大自然最大限度的融洽，但是从骨子里边又体现出自己个性化的追求。好，那位小伙子。
观众：刚才谈到了对中国建筑的继承与发展，我是这么看，可不可以从一个文化层面，更深层面看一下，咱们经常讲中国文化和西欧文化，或者美洲文化，可不可以讲，所有的建筑一个立足点，它首先是一个人类文化，只要是建在了中国，它就是中国的建筑文化，比如在北京建设一个建筑的话，我们不要过分地考虑，它是中国的建筑，或者是北京的建筑，它只不过是一个在北京建筑的一个全人类的建筑。
比如举一个例子来讲，中国的佛教可能不是中国的文化，但是它传入了中国以后，结合中国传统技术，建筑材料，现在已经成为我们中国建筑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是否拿以前的观点来看现在的建筑，是否不要过分强调是本土的文化还是外来的文化，它只要是全人类的文化我们就可以吸收，这个文化过了几百年以后，可能它也是我们北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谢谢。
张泽群：说得太好了。我们有城市观更有世界观。好，请，又一个北京设计院的朋友。
观众：听了大家的观点我觉得有很多启发，但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一点观点，我觉得是这样的，建筑设计包括建筑整个行业，它是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的，总是在建筑行业里边来谈建筑设计的继承与创新，其实是有横看成岭侧成峰，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个道理的，我觉得应该跳出来，我们建筑师其实很多，各种各样的建筑师其实他并不是没有想法，并不是没有创新的思想，更不是没有实现他想法的办法，而是实际上限制于各种各样的框框之中，就像我们的建筑师在50年的发展中，几十年前可能也并不是他的设计水平就是那个样子，现在设计水平是这个样子，而是说经过这么长时间，他才能够在各个方面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造出这样的建筑，我想我们现在可能建筑师所受的限制，不仅仅是建筑行业内的，比如说我们一些传统的思想文化，包括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一些做法，依然在建筑界在使用着，在这样的体制下，我想建筑师很多创造性，和建筑师的很多灵感都不能得到适当的发挥。所以我觉得作为建筑师来讲，一方面应该继续保持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而同时应该让我们就是说，不能够为了抛去障碍，而跳跃性的前进，这样反而阻碍了我们的前进，我的看法就是这些。
张泽群：好，谢谢，因时因事。刚才我们的观众朋友也提到，建筑真的是要标新立异，但是标新立异又不能嚣张 疯狂，同时还要追求一种和谐融洽的氛围，我就想起来我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在看它那个城市的建筑，我觉得非常地让我惊讶，这个城市表面来看，非常不现代，很古朴，但是它确实承载了历史的发展，看到这个楼，一五几几年，旁边这个楼就是一九几几年，鳞次栉比非常地融洽，但是又能感受到人类的进步，那假如我们在长安街上，我们的中国第一大街上，我们要树立一栋一栋的建筑的话，如何体现标新立异，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又怎么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建筑师把我们人类的这种纵深感，进步感体现出来，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关肇邺：刚才我说需要你有知识，也要有你自己文化的积淀很好地结合起来，再有一种创新的精神，这样来长期的我觉得需要磨炼，才能够达到也许能够达到，很难说是不是一定做得很好。
张泽群：这个要是从正命题论断，恐怕很难，因为要写一本书恐怕都写不清楚，我们做一个否命题，我们假如让长安街上不再出现跟暴发户镶金牙式的建筑，怎么做到。
关肇邺：我这样吧，借一句话，这个不是建筑师的问题，这是要靠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品味的提高，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张泽群：那么我们再请教马先生，假如现在让您在长安街上做一个建筑，您首先考虑到的是创新还是结合时代发展的第一主题。
马国馨：这两个我觉得不矛盾，创新和第一主题实际是一回事，因为建筑师本身职业就是一个创新，必须创新，抄别人的那就不叫建筑师了，重复自己也是没能耐的表现。对 对 建筑师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职业，所以这个我刚才讲，同样一个题目它可以做出十个解八个解，一百个解都可以，但是这几个解哪个最有生命，那就是说大家认为在这当中，它体现了一种创新的思想，所以我觉得长安街上，如何做这个我觉得我看了长安街的建筑以后，我觉得应该我理解是不是八个字，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就是要有宏观的控制，然后你在你这个个体上你能够精雕细刻，然后自己做出来，我觉得必须要有这样的配合，如果没有配合，你光在小处着手，大处不着眼，那就可能出现各行其是，如果你大处，大家都做了，但是你小处没有很好的精雕细刻，那可能就平平淡淡，所以从我思想上，我觉得这恐怕是从环境上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从创作上是一个宏观和微观结合的问题。
张泽群：既是一个理念也是一种技术手段，是的，我们再请教崔恺先生，假如说外研社不是在西三环，这个项目正好是在长安街，或者说是景山附近，您会怎么样，还拿这个红楼出来吗。
崔恺：我觉得当然不会了，因为不同的环境建筑师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而且首先是应该尊重环境，实际上我现在也在做一个长安街上的项目，而且是一个具有文化载体的项目，就是首都博物馆，当然我们开始是中外合作，在白云路口上，就是燕京饭店对面，已经在开工，在建设，当然我今天并不想展开谈这个项目，因为有关文化的话题也是非常沉重的，但是我想呢，在不同的位置上，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不同类型的项目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像关先生在清华大学做的这个图书馆，在北大做的图书馆，那么两种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处理方式，马先生做的亚运会的场馆，作为一个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大规模的国际水平的一个体育建筑，那当然承载了很多的期望，表现技术，表现结构，当然也有民族的意味在里面，所以我想这个肯定是每一个建筑师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思路，但首先观点，或者自己的这种理念应该是非常清楚，你创新但是要尊重环境。同时呢，当然要继承传统，但我觉得继承传统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话题。我想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建筑界一直都在抱怨就是业主领导要求建筑师做什么做什么。前几年也是在房地产界刮欧陆风，实际上到现在还没停，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在哪儿了，因为我最近也是刚刚从欧洲回来。我这一次去，我也参加了一个小的旅行社，在开会以后呢，带我去看一些房子，结果我发现这旅行社根本就不知道现代建筑在哪儿，就是你必须得告诉他在什么地方，在哪条街上你才能找到这个，那么他们最熟悉的是什么呢？老房子，去看宫殿，去看庄园，去看广场，你可以想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出国，包括政府官员打在前面，现在老百姓跟在后面，都去看，那么所有人都觉得几百年不落后的就是教堂、就是这个。反过来非常危险，就是要在北京的小区里边，要在北京的一些公共建筑上去涂脂抹粉，去模仿欧洲的这些传统建筑，就是刚才说的叫西而古。可是也很奇怪，很多的外国旅行者到中国来，他们当然对中国的现代建筑水平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水平不是很高。所以他们多数都去看故宫、去看颐和园。但是他们回去并没有要求他们的建筑师去把颐和园搬到巴黎去，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对什么是传统，什么是文化的一个不同的理解，我们就认为传统，实际上我们现在有时候把传统或者文化和历史混淆起来谈，实际上历史是在发展了，传统是过去的。当然传统里边有很精华的东西需要继承，尤其作为文化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时间段的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今天做文化我们不能说是做清代的文化，或者是做汉代的文化是我们中国的，实际上今天也有我们今天的文化，所以我是在觉得你是在北京做也好，在上海做也好，你尊重环境，然后你有你自己的文化的背景，然后你有自己的学识和自己的建筑师的责任感，显然你应该做一个当代的，这个时期的这个时间段的一个中国建筑，我觉得还是应该可以的。另外呢，我也想说一点观点，我们今天的话题实际上是从十大建筑引来的，实际上我觉得十大建筑在一个城市当中固然是非常显赫，但是它并不能形成这个城市的整体，换句话说，这个城市是由很多普通建筑组成的，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些普通建筑的质量，这些普通建筑的发展实际上表现了这个城市整个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够现在还在做四合院，是因为四合院承载不了我们这么多的人口，承载不了我们现在功能的要求，所以我们会变成现在，所以你可以看到城市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保护古建筑，使这个城市停滞，但同时发展过程中，是有一个延续的，所以我想，可能这个话题有点大，对于一个十大建筑来讲，我觉得是历史的一个记录，我们希望尊重这些记录，我们希望不要拆除，实际上刚才已经有一个例子，就是50年代的华侨大厦被拆除，我觉得不应该，不管新的做得多好，这个已经是我们现代的一个遗产了，建筑遗产我觉得不应该拆除，同时我们应该继承很多的就是我们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我们尊重这样一些建筑的成果，那么什么样的建筑需要继承呢？不应该看它的年代老和新，而是应该看建筑师在这里面有多少创新的价值，有多少艺术的追求，有多少工夫花在这里。
张泽群：这个您说的太好了，刚才关先生也讲，建筑是文化的体现和载体，同时也是衡量人群文化的一个标尺，我就想起冯骥才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他到巴黎考察，他去过很多次巴黎，他就看到巴黎古城的改造，他说想一想，他说现在巴黎所存在的建筑很多都是一六几几年的建筑，想想一六几几年，那个时候很多巴黎人还是从二楼直接把尿、屎直接倒到大街上，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城市，可是现在在一六几几年曾经倒出过屎尿的窗口里面就装上了现代化的电梯，那么城市因为有了这些古建筑，不能说它没有传统，但有了这些现代化更体现了人们文化和精神状态的进步，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对文化的要求必须拆了一个旧建筑，树起一个新建筑才表明我们进步了，我们能不能给自己的文化观、文化表现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崔恺：对。 我是觉得应该可以打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代年轻的建筑师来讲，我们现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