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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同志听到主席这两句话，他很忧虑，他认为如果主席不在中央，发生错误的领导，下面跟着作了怎么办？也向我讲过。他就注意观察主席身边的同志，那些是执行主席路线的。他不仅观察到刘邓，而且观察到陶铸。所以我们推荐了林彪同志，也推了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富春同志犯了个错误，在传达我的意见时加了一句话说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我怎么能这样说陶铸呢？
谢富治同志能看出问题，敢于说话，过去向邓小平提过意见，也提得最早，各级干部要注意观察领导，群众也是观察领导，各级领导如不互相观察，互相帮助，有的领导同志情绪还在抵触，甚至还在对立，这是主席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反复循环，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能够在亿万人民的考验中，经得住风浪，受得住考验，聂元梓一张大字报后，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这是前阶段总的情况。
这一起来就遇到了抵抗，这个路线的名称，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总之，性质是一样。这一条路线的根源，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不仅是 1962 年，还有更远更远的根源，主席在前十条、廿三条中都讲哲学，大家不去学习，还说什么执行了没有？实际上都执行了，有自觉的，有不自觉的，那一个省没有执行呢？如李葆华现在很被动，中央工作会议上没听他说像样的话。李葆华，大家知道还是比较老实的。凡是不承认的，大区和省就很被动，九月十五日，林彪同志说了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家抓这个稻草，这样就更被动。对大区来说，任穷同志在，刘澜涛在，其他也有人在，大区负责人是三、四、六月都去见主席的，都是卅年，四十年以上的干部了，加上内战，四十多年了，为什么毛主席这样的说，我们都违反了？刘邓一说我们就执行了？是毛泽东思想太少了。尽管你主观上不是反党，彭罗陆杨是反党的。消灭私字，层层关口，看你过去过不去，不进则退，退了就落后就掉队，群众对刘邓很气愤，可以理解。我们不光是愤慨，还有我们自己，除有宗派关系的以外，一般都有思想上的共同性。六、七月你不得不承认，群众揭发是个侧面，但是他这个侧面是能站得住脚的，十一中全会一开，冷冷清清的局面一转变，马上轰轰烈烈起来，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大家陷入了被动。受压抑后，很快起来了，这就是社会革命真正的考验，所有制问题解决了，这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许多旧的东西，这都是生长修正主义的基础，可以说，搞不好中国必出修正主义，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有这个因素，这不是耸人听闻的，主席在天安门上讲了，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了，大有希望。
我说的是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各部、各省市没有一个过了关的，原来说中联部好点，实际上王稼祥、邓小平都有问题，对马来亚党比对父子党还严重，非常严重，比斯大林严重得多，但并没有触及灵魂，如妇联又揪出康克清，总工会搞得最晚，搞得最凶，现在中央各部无一例外，直接冲到国务院了，各位副总理要做精神准备。中央不比各省好过，你们来中央是休息，我们可不能到你们那里去休息。旧东西在脑子里总是有，应当彻底清除掉。
地方许多领导同志思想不通，八九两个月是这样，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开始不通，后来似乎通了，但好多问题没有揭发，山西未揭发，天津已揭开，内蒙已揭开了，但未解决，北京已瘫痪了，各单位的底子我们不很清楚。现在人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可以开会，京西饭店有危险，北京饭店又有人要接管，广大人民和解放军是可以信的。但是，有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十一中全会后，华北局觉得不好，彭真搞的乱子，新市委承担，说话不灵，就是没有一个依靠的力量，当然不会有大问题，十月工作会议表现出来的，华北如此，别的区域也是一样。陈伯达同志谈得比较尖锐，林彪同志语重心长，是领导同志谈法，大家应结合起来理解，和刘邓有共同的思想，用反动路线去抵抗运动，但又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更严重，所以非提出批判反动路线不可。群众运动决不因为我们阻挡就不前进，滚滚洪流是一直向前的。
十二月发表两个十条，十条就是支持和迎接革命的洪流冲向工矿企业单位，冲向农村。中层干部是否通了，现在还在观察，（地县现在根本没通）烧到他本身怎么办，宋任穷，本机关就闹得他混不下去了，这也是一个典型。两个十条迎接这个高潮，现在这个高潮已经起来了。如果军队，公安已通过反对经济主义，广播电台机关的也要出来，如左派工作做得好秩序就会好一些，军队要做好准备，现在不要出动，一旦某一方面领导权被坏人夺去搞很反动的东西，那时就要用军队来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只要方向对，有点小乱不要紧，十六条有些东西现在跟不上去了，革命的群众组织已超过了原来的设想，摆在面前的是迎上前去，因势利导，不要抵触，更不要对立，要象迎接钱塘江大潮一样。鲁迅是彷徨了一段，一九三○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上海的紧急通告，也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主席先读了，主席抓住了，这又是一个新的信号，挑起这个反扑是冲向社会以后，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不甘心失败就抵抗，有的是直接破坏，有的是指使各级的领导，必须进行全面的总攻击，全面的总进攻。
我们的领导，跟不上的，思想抵触的，甚至还有很对立的，现在新的高潮开始，我们得做精神准备，怎么办？我们解剖两个麻雀给大家做例子，一个是部门的，一个是地区的，部门的例如石油部，根据主席指示，我们号召大家学习石油部，在这个情况下骄傲了，固步自封了。石油部的成绩，首先归功于中央、主席的领导，第二归功于大庆全体职工的努力。当然不能否定石油部本身的领导作用，这才合乎实际。前五年比任何企业搞得都好，后来骄傲情绪增长，这里也夹杂着薄一波、李运昌故意为难，余秋里调小计委后，计划工作成绩大，很放心。大庆油田外边去的红卫兵冲不进去，本身职工要革命，也压得很厉害，整个工委陷进去了，执行错误路线，一冲倒后，全部瘫痪，由右变“左”，七万多职工，有一万多出来搞串联了，过去很少超支，现在超支很大，势必走到自己的反面，大庆油田栽这个跟斗也有好处，压得厉害，也就反得坚决，冲击力大，革命可能彻底一些，王铁人变成了造反派的头头，希望他们能在抓革命、促生产上走在前面，还可能后来居上， 32111 钻井队就是后来居上，石油部转变得好，可能转变得快一些，对石油部不能采取对吕正操、武竞天的办法，对彭罗陆杨斗得太多并不利，罢官的休息了，停职反省也是睡大觉，吕正操一直是自由出入于铁道部，对吕正操撤职留用，三个月为期，带罪立功，以观后效，铁道部造反派组织了监督管理委员会。
再解剖一个云南，原来估计云南比四川好点，整个西南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西藏怎么样，西藏以军队为主，可能好点。云南最近出了一件事，是想避开也不行的，就是因为云南省委对李井泉不满，但是不是站在正确方面来斗争呢？阎红彦从本位主义出发，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三省落后性相同，但是四川顽抗，搞白色恐怖，打击群众，因此还有人起来反抗，四川的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阎是一肚子不满情绪，群众起来后自杀、叛党。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绩，过去的几关都过了，但是顶难过的一关过不去了。薄一波不揪出来，但也有人议论要打倒他。阎不走这条道路，可能还有人认为他是好同志。现在就不能这样说了。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抽大烟，他的老婆是个封建婆，他上不请教主席，不读主席的书，最近事件发生后，郭超同志来反映，谷牧有个报告是错误的，对林彪同志的报告不看，读语录是说说的，作报告也是说说的。下不请教于群众，怕群众怕得要命，然后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呢？也是根本不民主，个人说了算。军区党委也要想一想主席为什么要搞大民主呢？
我们应当想一想，哪一点应请教主席，哪一条不符合群众要求，哪一点对同事（志）不以平等态度待人，第一次乒乓比赛时，阎只批评李井泉，而根本不批评自己，他和高岗不一定相同，他是以和高岗不同自我标榜，上不请教主席，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的道路上去。他给他父亲鸦片烟吃，张思尧我们是为了利用他向蒋帮作工作，可以给点鸦片吃，革命干部的父亲为什么要给鸦片吃？反高岗使阎背上了包袱，平时也只是抓生活，不抓阶级斗争，思想历史根源如此，必然走了绝路，对红卫兵不欢迎，是防，是挡。十月工作会议后，还是依靠保守派压左派，对造反派不相信，不支持。十月以后支持造反派是对的。元月四日，左派冲向军区大院，阎红彦、周兴一齐逃跑，游到西山，后又在西山开省委会，要周兴去见群众，群众叫“周兴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更不敢出来了，把军区暴露在群众面前，冲向了大楼，把赵健民揪出来，一说群众是反革命，二说阎红彦的去向知道也不能告诉群众，群众听了把他押到车上游街了，三、四个钟头，住到医院去当防空洞，扬言干部听到泣不成声，不吃晚饭。
我也犯了个错误，听说李葆华同志在福香楼被围四昼夜，签了许多条子，陶铸讲了后，中央通知叫李回来，造反派同意了，结果叫保守派抢出来，逃难到肥西县，发生了三天打架，这是什么样的感情？赵健民完全事实，咎由自取，叫阎红彦出来见群众，陈伯达同志打电话，阎问周兴怎么办，周兴说睡觉吧，明天再说。我们这里急如星火，不负责任，如此威风，吃眠尔通几十片就自杀了。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