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你们要大公无私。
230） 周恩来、陈毅与范文同、武元甲的谈话
1967 年 4 月 12 日，北京
周恩来：……在过去 10 年里，我们一直在进行另一场战争，一场不流血的战争：阶级斗争。不过，在我们的将军中，有一些人，不是全部，他们善于打流血的战争，但现在不知道怎么打不流血的战争。他们甚至轻视群众。那天在飞机上，我跟你说到，我们这次的文化大革命，目标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破四旧，破除不适合社会主义革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
林彪同志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我们要摧毁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的“公有制”。
所以，要建立“公有制”体系，你依靠谁？根据解放后 17 年的经验，毛泽东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是完不成这一进程的。
我已经跟你谈过，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私有制”。这不仅是因为国际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因为国内还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残余、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农村还有大量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此外，在中国各地还存在着几千年的封建影响和资本主义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就算扫过了，还会有新灰尘落下。上面所说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是资本主义复辟和出现修正主义的土壤。过去 17 年，我们与“三反分子”进行斗争，现在，又有新的三反分子。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改造，但现在党内又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曾对右派分子进行了批判，但现在党内又出现了新的右派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推翻后，又产生了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原计划参观山西，但天公不做美，只好取消。不过如果你们访问大寨也不错。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永贵同志立场坚定，因为他始终坚持公有制。这是大寨的特点之一。大寨不仅发展了农业技术，而且把政治活动放在重要地位。陈永贵同志领导的生产队在过去 14 年里只向国家贷过一次款，那还是在 1953 年。但是他们第二年就把贷款还清了。即使是在遭大灾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救济。这个生产队只有不到 400 人，自然条件也比较差，但他们每年都向国家上交 100 到 150 吨左右的粮食。如果全国都像这样的话，国家每年就会有大概 40 亿吨粮食了。
大寨最显著的特点是破除了个人主义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坚持集体主义，树立了榜样。毛泽东同志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是。后来毛泽东同志参观了大寨，肯定了大寨的做法。
在像大寨这样有 300 到 1000 农民的生产队里，依然存在着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问题十分复杂。全国有 80 万到 90 万个生产队，你可以想象问题范围有多大。每个生产队大概有 200 户人家，全国有大约 160 万户人家。城市还有许多工厂。所以，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群众运动，就没法发现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谁是资本家的代理人。
我们要依靠谁来发动农民和工人呢？如果我们依靠党员和团员，有一个等级观念的问题，官官相护，我们的目标就会半途而废。
…………
周恩来：所以，我们发动学生和青年人来解决问题。他们渴望也更容易领会毛泽东思想。 1966 年 6 月 1 日，毛主席批准发表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这样，就发动起来了全国的青年学生。中共中央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创举。但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是用老方法。他们向各省派了工作组。结果怎么样？凡是领导被群众赶下台的地方，工作组接管了一切。工作组不知道被赶下台的干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此外，工作组又重犯了过去的错误，就是不依靠群众。群众不答应，工作组就镇压群众，说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这引起了群众强烈的反抗。因此，形势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群众站起来，但同时，代替了党的路线的新领导镇压群众。中央一级，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他们压制群众，把群众分成三种：左派、中间派和右派。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右派，即是反革命，就会遭到人身攻击，甚至被抓起来。在派了工作组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里，全国出现了反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群众运动的逆流。在 6 、 7 月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所有的大中学校都镇压了批判领导的学生。这种现象证明了毛主席在几年前说过的话：等级制要求盲目服从，所以中央某个人的错误会殃及全国。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赫鲁晓夫能在苏联上台。
毛泽东同志知道这种情况后，马上返回北京。在事实真相大白以后，他决定撤销工作组，发动自下而上的文化革命，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他召开了有各省省委负责人参加的十一中全会。全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错误。在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大字报，陈伯达同志作了报告，扩大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没有采取其他措施。随后，又发表了十六条和全会公报。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同志接见了红卫兵代表。经过这些事件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发展，先是在中学和大学，后来发展到全社会。
与此同时，各级领导却十分消极被动。 28 个省市的多数党的书记都参加过革命战争，也曾依靠群众。但是在和平年代，在掌握了权力以后，他们却害怕群众。
陈毅：群众一批判他们，他们就镇压群众。
周恩来：他们没掌权前依靠群众。但掌权以后，把权力看成自己的，害怕批评，害怕丢掉权力。在 8 、 9 月里，所有省市的党委都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这一级的党的书记，在不同程度上都感到害怕。
韦国清：所有书记都害怕。
周恩来：这说明对他们来说，革别人的命容易，但却很难避免不把自己的特权据为己有。
1966 年 10 月，又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从理论上来看，现在问题很清楚。上次全会提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是这次会议，提出了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全国解放斗争中，不同路线，不管是资产阶级路线还是无产阶级路线，共同的敌人都是帝国主义者。但是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没有这个共同敌人，两条路线自然就成了对抗性的了。
红卫兵领会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快，所以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此同时，一小撮省、部级领导组织了保自己的群众组织，在工人中这些组织是准军事化的，在学生中是保守派组织。毛泽东同志提到这些事情。这些领导人大搞物质刺激，用钱收买人心，同时又制造经济困难，强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卫兵坚决捍卫正确路线，把运动深入到全社会，特别是深入到政府机关和农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上海的革命力量从 2000 人发展到 100 万人。然后进入第二阶段，夺权斗争。运动发展的越深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越孤立。
今年年初以来，斗争的目标是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军队代表组成班子进行夺权。他们废除与走资派的任何关系，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就是省政府，在政府机关和工厂建立革命委员会。农村现在正忙于农业生产，夺权斗争还没有开始。毛泽东同志、其他同志和我坚信，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首先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经过 17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受到了教育，知识水平提高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我们坚信解放军是支持我们的，他们是人民的了弟兵，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是要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革命的。我们还坚信，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我们最终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当然，要消灭“个人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实现大联合，需要时间。要不断斗争，道路不是平坦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预计到今年 2 月至 5 月间，运动形势才会明朗，到明年的 2 月至 4 月，才会看到运动的结果。
首先，我们要懂得，一旦群众受到教育，觉悟提高了，一旦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们的力量就是无限的。仅去年一年，生产的产量非常高，超过了原定的指标，特别是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一方面，群众组织中有派性，使实现大联合还有很多困难。另一方面，那些与资产阶级路线决裂、站在群众一边的革命干部，现在想官复原职。我们不能让他们官复原职，因为这样作，实际上就是旧制度复辟。因此，我们现在要反对两种思潮。
武元甲：哪两种思潮？
李富春 ： 一种是肯定一切，另一种是否定一切。
周恩来：群众中流行的一种思潮是鼓吹否定一切。他们认为一切与旧制度有关的事物都应该摧毁。干部中有另一种思潮，鼓吹肯定一切，全面复辟全面联合。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军队的作用。军队帮助群众生产、革命，帮助群众夺权。除此之外，军队还在学校、机关和工厂进行军训。所以军队的任务十分繁重。军队最近开了几次会，有些会还正在开，讨论这些任务。
我们还有很多困难。但我们相信，只要发动群众就能克服这些困难。发动群众工作的中心是宣传两条路线的区别，即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做好宣传工作要树立典型。
自从去年 5 月和 6 月在杭州与胡主席会谈后，特别是去年 8 月党的十一中全会后，形势变化发展很快。运动深入进行，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我们对一些典型进行了研究，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我们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那一套，特别是刘少奇在过去犯的错误都公诸于众。他写的东西、起草的文件，是反对党的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我在飞机上已说过一些情况。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刘少奇也犯了错误。虽然他在口头上也反对大国、大党政策，实际上，他实行的就是这种政策。 1963 年他在越南访问时，你们大概也能感觉到他的这种错误。在刘少奇领导下，彭真、邓小平也是如此。他们不尊重兄弟党间的平等关系。我们还没有掌握他们的所有具体错误，不过刘少奇的错误现在已经很清楚。在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中，刘少奇搞沙文主义，在与苏哈托的关系上，他搞失败主义。这类例子很多。
那么，这种问题会不会影响党的威信和领导呢？我们的回答是不会。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只会使党更加健康。我们现在更清楚地看到，人民代表着创造力量。
我们还要告诉你们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我们党在掌权以前，是在各地活动，党员也来自四面八方，很难发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胜利以后，在刘、邓领导下，党的组织机构对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