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检查报告虽然已经批了，先发给你们，你们讨论一下，看还有什么意见。张树芝、何运洪同志你们先看一下。你们要前进，你们要给群众做工作，要和群众见面，可以给一点时间。
张树芝插话：我们现在正在召集分区、驻军领导同志开会，我们已经给同志们讲了。我们还搞了个向群众公开检讨的声明，已报请中央审批了。
戚本禹插话：中央已经批了你们的检查报告，不再批你们的声明了。
张树芝插话：我们和驻军同志研究了纠正错误的十条措施，很快就报请中央审批。
总理：你们搞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余嗣贵插话：我们建议刘建勋同志回河南工作。
戚本禹：中央已经决定刘回河南搞筹备小组。
余嗣贵：我们就在公开声明中写上一条支持刘建勋同志。
总理：可以增加上这一条。
你们在讨论过程中，你们和家里打电话、通信，对错误是个逐步认识过程，这是许可的。你们来了一个多月了，有个认识过程，这是允许的。既然认识到错误，就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改。但是人的认识过程总是参差不齐的，这就要把工作做好。你们在这里我们做工作，有的思想不大通，在电话上受到家里的一些影响，在情绪上有所流露，就影响很大。内蒙就是这个问题，前面谈的很好，背后又搞一套，来压中央。地方的群众劝说回去了，军队的又来了，结果又搞了第二次。四川也有类似情况。
河南一定要注意反复，你们认识多少就谈多少，没有想通的就讲出来。我们告诉你们内蒙、四川的经验教训，就是免得反复。你们认识多少，就向地方讲多少，地方想不通的，就反映给我们，帮助你们解决。
元月份，主席给你们五大任务，就是“三支”“两军”任务。你们离群众太远，没有思想准备。你们在支农上有点经验，因为部队也搞了农业，军训上也有点经验，不过是属于灌注的。河南在支左上的错误较多。这是一、二、三月份的情况。四月份，发了十条命令，主要是讲爱民的。江青同志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了，八条是拥军的，十条是爱民的，这样就完整了。十条发表以后，群众有了根据，就又起来闹了。八条对你们有利，你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来发表了十条，对群众有利，冲你们（有的地方还有夺枪的），你们没有思想准备，又闹起来了，所以以后又发表了“六六”通令。这次来把思想搞通，好好做工作。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又是领导干部，犯了错误，就痛痛快快承认错误，好好改正错误，改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你们要好好讨论，不要有反复。
你们看还有什么？
张树芝：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贯彻执行。
徐文礼同志汇报了释放八·二四领导人陈红兵的情况，并提出对现在支持的这一派怎么办？
总理：群众组织嘛，是不会叫他们解散的。过去受你们压制的那一派，现在是造反派了，你们支持的那一派，因为军队支持他，必然要发展到跟军队一块压制对方，这样是左派的就比较少了。他们没有独立思考，你们把责任担起来就行了，他们比较接受教育，他们受了蒙蔽，转过来靠拢左派，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和左派联合起来。这要有个过程。这种反复今年就搞了几次了，去年还更多一些。经过这些反复，教育和锻炼了群众。在和平的日子里，经过这些阶级斗争，就教育了青年一代。
现在几派群众在一块签了字，大家都是平等相待。你们在部队中进行教育，不要说他们坏，主要是你们领导，错了就痛痛快快地认错，就改正。你们可不要动摇了，电话上给你们说几句就软了，这就麻烦了。
何运洪：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贯彻执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
总理：你们明天讨论一天，可以回去几个人，真正认真地做工作，要召开一系列会议，要有一个工作过程，要把真实情况反映上来。主席说，把时间估计得长一点比估计得短了好，把困难估计得多一点比估计得少了好，把情况估计得坏一点比估计得好一点好。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但还要实事求是。
你们也要估计到部分地区出问题，你们要把错误引向自己。内蒙就有这个问题，不仅两派在斗，一派出来打吴涛，而另一派很高兴，没人出来制止，正好暴露了他们自己，结果只好那样处理。
就谈到这里，你们明天讨论一天，晚上把情况反映上来。 282） 周恩来对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的指示
周恩来
1967。07。14
〖七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十一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吴斌，打电话给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传达了总理的指示。〗
（一）你给总理的来信已收到，关于毕业生的问题，如照来信所提的办法，时间会拖得很长，中央正在研究一个妥善处理的办法。
（二）据悉：西安最近打砸抢又在抬头，而且两方面都有，希望双方能通过协商予以制止，如果不行，将来可来北京解决，但现在不要来。
（三）听说交大对黄经耀、胡×有意见，黄、胡二人是中央派去的，而且从一开始也是支持交大造反派的，希望能注意同他们的关系。
（四）霍士廉身体很不好，要批判他可以，但一定要注意他的健康，中央已委托省军区和驻军加以掌握，关于霍士廉是叛徒的问题，根据中央所知，情况并非如此。 283） 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7。19
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先谈湖北形势问题。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廿多个省的前面，过去，以王任重为首的当权；湖北问题解决对全国有意义，以两条路线斗争开始分为两段；夺权和夺权以后。中南地区的陶铸已是有影响的，解放后十六、七年的影响，湖北地区、广东又是中南的模范省，有他的普遍性，这一重要责任在军区，当然不能排除陶铸的责任，当然不能叫陶铸来解决问题。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李雪峰），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摘桃子（不清）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 2 · 18 ”，“ 3 · 21 ”，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 1 · 26 ”，“ 2 · 8 ”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 3 · 21 ”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象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象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
《百万雄师》是 4 · 16 开始酝酿，五·一六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 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呀！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 六月七日 “百万雄师 ”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抓办搞的）在军区开过会， 六月八日 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指“ 2 · 8 ”、“ 2 · 18 ”、“ 3 · 21 ”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 有影响，这是坦白的。人武部、独立师（ 8201 部队）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有关案子。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翻印者按：可能指黑龙江）。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报复，这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第五、红三司是群众组织、偏保。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内蒙问题、河南问题。
第八、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对解放军的行为要澄清。
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中央要承担。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284） 周恩来对鞍钢两派赴京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7。25
〖时间：七月二十五日晚，地点：中南海小礼堂。李富春李先念参加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