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我和总理一起去非洲访问。我们讲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可它们总讲不要责怪美国,也不要责怪越南。它们搞调和,对修正主义苏联装聋作哑,避开不谈。这是当时非洲对美苏两个原子大国的普通态度。
一九六五年,我受毛主席委托去非洲访问六个国家。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承认美国侵略越南不对,应该支持越南。也开始讲苏修不对,对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不支持,自私自利是错误的。但它们还是说越南应当和谈,打下去,吃不消,对越南不利。还认为苏修还是能够反帝的,说你们把它列入不反帝,是因为你们两大国有成见。我与塞古·杜尔总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和他争了两次,第一次六个钟头,第二次九个钟头。我们说反帝就要反修,苏联不反帝,出卖越南。塞古·杜尔根本不同意。我们俩争吵起来,闹得很厉害。我说:“今天你也不能说服我,我也不能说服你,十二点钟我还要上飞机呢,今天不谈了,以后让事实说话。如果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就向你承认错误,如果你错了呢?”他说:“我错了,我就承认。”这个总统很可爱,可以和他争论,谈起话来不觉得寂寞,也没有总统架子,争完了,他还自己开汽车送我,把我送到宾馆,他还说越南应该和谈。他一直送我到飞机场,说无论如何我们两国要友好下去,有争论,也许是我不对,不要生气,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是完全同意的。
这次,完全不同了。他说美国和苏联的援助是毒药,是鸦片。中国的援助才是无私的。只有走中国援助的道路才可靠。
还有,保加利亚党代会闭幕了,苏联在会上策动联合反华,想召开国际共运会议,照样没有成功。造谣,也没成功。联合国大会每开一次,从九月一日到十二月,浪费很多纸,浪费很多粮食,美国操纵,苏修喜欢。
现在,每次会议都要遇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和越南问题,逼着很多人表态,又不敢表态。中国的强大,中国的建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每次会议都有影响。每次会议,都要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中国的做法来个比较,证明了越南问题只有打才能解决,美国是顽固的侵略者,只有打才能垮台;也证明了苏修一天一天与美国合穿一条裤子,突出了中国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正在日益取得人心。(热烈鼓掌)
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大会也说明了这点,有三十二个兄弟党参加了。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时,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六年之后,有三十二个国家反对苏修。虽然这其中也有左、中、右的区别,但形势发展很快,证明了马列主义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
从国际形势的分析,从这些具体的事实,自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整个国际形势如何,固然要看美国和苏修怎么办,它们玩什么鬼把戏;但更重要的是要看伟大的毛主席怎样决定政策,怎样组织力量。这是决定国际形势进程的最主要的方面。这是我们的结论。光看美国和苏联,不看我们自己,就会变成机会主义,主要地看我们中国。我的话是四川话,有些同志不一定能听懂。
二十二年前,就是一九四四年,毛主席说看国际形势要看两只手,敌人一只手,我们一只手,掰开手劲,看哪个压倒哪个。那个时候,我们解放区的力量,军队只有一百多万,不到一亿人口。有的同志看国际形势只看敌人一方,不看自己一方。现在我们这只手的力量十倍、百倍地加强了。我们的力量,表现在政治上拿得出东西,拿得出毛泽东思想,能提供各种革命斗争的经验、革命斗争的学说。我们的工农业生产有力量,三十八个国家得到我们的援助,援外专家有四万人次,和当地的工农群众一起搞经济建设,把现代技术毫无保留地传给人家。这使西非、东非、北非的反华国家也不能不讲好。我们帮助几内亚建了一个电站,美国人去看,对杜尔总统说,我们是反对中国的,但看到中国能建设这样的电站,我们也不得不佩服。
总之,国际形势,一切尽其在我。我们有力量,才有说话的权利,让国际形势跟着我们走。我们自己不努力,拿不出力量,我们就只能被动。
在座的工人同志,要懂得从我们的祖辈到我们这代,争得这样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过去我们处在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今天我们反过来,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国际形势了!(此时会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心向着新中国,向着我们的党,向着毛主席。在我们祖辈那一代这是不能设想的;在我们上一代孙中山先生也是不能设想的。我们这一代,能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这样的地位,这是我们的幸运!(会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所以,分析国际形势,要分析敌人,也要分析朋友。朋友有真朋友,假朋友,还有动摇的朋友。我们的革命一定能够取得全世界的胜利!(鼓掌)我们是七亿人口的国家,搞不好,一切都无从说起。象苏联那样的大国,搞得一团糟,现在它们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它自己也不敢讲话。
国际形势大好,国际形势影响国内形势,国内形势也可以影响国际形势。今天国内的形势好,可以影响国际多一些。今天我们敢这样讲,解放初期我们就不敢这样讲。现在特别强调“尽其在我”。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伟大的军队,在这方面要多考虑。
不能说没有困难。我们的一些青年,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不愿意讲困难,总讲发展,发展,再发展。这不对!但不是没有困难!要象林彪同志指示的那样,要做政治工作,要克服困难!
现在坦桑尼亚也要组织红卫兵。有的写信给中国红卫兵,希望发出成立国际红卫兵总部的号召。这是很好的。但是,条件是不是成熟了呢?北京有几个红卫兵司令部说外交部保守,说现在就应在北京成立红卫兵国际总部。(全场鼓掌)你们鼓掌我不赞成。我这个人讲话就是得罪人的。有些国家组织红卫兵没有条件。墨西哥成立了红卫兵,戴上了红袖章,第二天就被捉去坐班房了。这是害人的。我们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毛主席的领导,是可以的。有的见到尼泊尔、巴基斯坦的专家,见人就给语录,给别毛主席纪念章。这个行动不是很有效的。因为这种做法在我们国家是合法的、是有利的,用红卫兵的话来说就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但是有些国家,你有毛主席著作,戴毛主席纪念章,就要坐班房,就要杀头。我们真正的革命者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一点呢?我们有些自称为“世界革命家”的人,口号喊得很响亮,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有三十九个法国青年见到我就说回国后也搞红卫兵,说到中国见到红卫兵很高兴,要买几套锣鼓,回去敲锣打鼓,戴上红袖章。我说,我反对这个做法。这样做对你们不好,你们会被捉去坐班房的。我说你们真正要搞革命,要学毛主席。毛主席过去在湖南、上海等地的工厂、农村中做工,做群众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脱去长衫,到井岗山打游击。如果那个时候毛主席也戴红袖章,那就被捉起来了,就没有毛主席了。我把他们说通了。在国际上有很多困难,在国内也不是没有困难。我们在胜利的时候要想到困难,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这是很好的辩证法。国际红卫兵总部不能成立,成立了对世界革命没有好处。真正搞革命的,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回去踏踏实实地做艰苦的群众工作,而不是吵吵嚷嚷,喊口号。如果戴红袖章,那就告诉特务了,就被捉起来了。
有些上海、南京的同学,到处去造反,造留学生条例的反,说这个条例没有毛泽东思想,完全是修正主义的,对世界革命造成多大损失!还要查根子,把写条例的人揪出来。他们坐在那里象罗汉一样,要审判,厉害得很罗!他们要反对外办的修正主义,集中力量打个歼灭战。我说你们不要这么大的气嘛,有话坐下来讲嘛!留学生条例是有关国家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我们要保证不在外国留学生中间做工作,搞颠覆,要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外国留学生在中国也不能搞颠覆活动,要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这个条例是彻头彻尾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你们反对,说明你们的思想有问题。按你们的做法,那谁也不派人来了。如果这样做,那人家一回上当,二回乖了,三回就不来。要对他们下下毛毛雨,潜移默化,自觉自愿地学一些毛泽东思想,做一个和中国友好的人,才能对世界革命做一些踏实的工作。有些人表面上讲了很多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说同学们绝大多数是好的。我讲了他们也说我讲的有道理。我对他们说:我们也训练了一批搞游击战争的是外国地下党、革命党派来的,是秘密的,不能逛王府井,也不能逛颐和园,两三个月就回去。他们说:啊,还有这个事?我们怎么不知道?我说:对不起,今天泄点密,你们可不要贴大字报。你们也不搞点调查研究,一说就打歼灭战,造你们的反。当然我们也是有缺点的,感谢同学们提问题。因为留学生条例也不能说没有缺点。例如假期留学生就无人管呀,使他们感到在中国有点寂寞啊!我们的司局长、校长、党委书记,为什么不能很好地管管这些学生啊?在假期可以给他们讲讲故事,灌输一点毛泽东思想。这一方面,你们提得对,我们要感谢你们。同学们要“歼灭”我们,我们接受你们的“歼灭战”。这对我们是有很大好处的。这是问题的主流。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公平的。
今天有一万多工人代表。你们工厂的工作搞得很好,你们的产品遍及亚非拉,到亚非国家都能看到中国的产品,中国的毯子、毛巾、手表、钢笔、机器等等。有一次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总统请我吃饭,吃的米饭。我说:你们的米不错呀!他说:什么不错,这还不是你们中国的吗?中国的外交工作靠你们来支持,中国的工人、农民拿出东西来了,我首先要感谢你们!有些外交家是空头外交家,只有精神,没有物质。而我们既有精神,也有物质。
千言万语说不尽,一句话就是一方面要抓革命,一方面要抓生产,不要妨碍生产。中国的伟大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我们不能象学校一样,不能停止生产闹革命。要抓紧生产,搞文化革命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这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你们当中有些人受到了压抑、打击,为此来北京申诉、告状,来造反。这有道理,应该。但有一条,要不妨碍生产。生产是大道理,对大道理有了妨碍,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锡兰一个部长请我吃饭,我说全身从里到外都是中国造的,象衬衫、手表等等。他很注意地看我。他说他们就不行,连大米都是中国的。一个国家兴旺,要看经济基础如何。你们是掌握经济基础的。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话。你们的问题不是一天能解决的,留下几个代表,大多数人可以回去领导生产、进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