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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类稿》
菊花砚佳话
梁任公启超在湖南日，唐佛尘赠以菊花砚为缔交之始。谭复生撰铭语，江建霞手镌铭曰：“空花了无真实相，用造别偈起众妄。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戊戌之变，梁出奔海外，砚亦不知所在。壬寅冬，黄公度贻书梁曰：“吾已为君作蔺相如矣。”且加媵一铭焉，铭曰：“杀汝亡璧，况此片石；衔石补天，后死之责；还君明珠，为汝泪滴。”且以拓本示之。及至，则别一砚也。自是人间有两菊花砚矣。
《东华琐录》
梁任公读书得间
近人有以孔子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愚民政策者。自梁任公改正朱注，于“民可”及“不可”各加一逗，而文意大明，深符庶政公诸舆论之义。而与现代民主主义契合无间，使反孔者无疵可摘，任公不第读书得间，且有功圣道，诚可佩也！
《健庐随笔》
第五册梁启超（1876—1929）（2）
梁启超与康有为
启超籍广东新会，少有奇慧，八岁学为文，能缀千言，十二岁入县学，补博士弟子员，其中乡举，年才十七耳。应礼部试下第归，道经沪上，从坊间购读《瀛寰志略》及各种西书译著，刻意好之，始有志于经世之学。继获交陈千秋，因千秋执贽有为之门，修弟子礼。其自记谒有为情事云：“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千秋字）联床不能寐……”等语，叙述历历如绘，此见启超《三十自述》文中，当时北面有为，倾服之情，可以概见。
此后即受学于万木草堂数年，逮公车上书，随有为组强学会赞襄其事。会被禁，乃诣上海任《时务报》撰述之役。黄遵宪公度被派出使德国大臣，奏请启超偕行，会使事中辍不果。张文襄之洞屡书招致募府，辞不赴。旋以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与黄遵宪、谭嗣同、陈三立规画新政，多所建白。有为既受清德宗之知，启超亦被召，事败，嗣同等被戮，启超遂东走日本，此其与清政局始终之大略也。
至康梁师弟于政治之见解，极相径庭。有为效忠清室，启超则以受知德宗，德宗既逝，即不宜妄冀作回天之举，而破毁民国共和政体。故于有为参预复辟时，设计挠之，有为引为深恨。曾作诗云：“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落日泪潸潸。”其称逢蒙弯弓事，正为启超发也。
有为之学，早定规模，亦以成学过早，囿于一时思见，而不能采撷新知，以进于广大精微之域。启超则终身锐进不已，惜其治学不专，所嗜之种类既多，又时时以驰政事害其学业。向令以启超之天资思力，专攻一二，其于学术，成就讵可量耶？
《鱼千里斋随笔》卷上
任公轶事
予与任公同为新会人。我乡潮连属东方，任公为茶坑乡属西方，相距颇远。任公有神童之名，年方舞勺，则游邑庠。成童领乡荐，与吾乡陈昭常，卢臣清，同科中式。时正主考为李端侍郎，副主考为王仁堪殿撰。欣赏其文，许为大器。李侍郎有女弟尚待字，乃托王殿撰执柯，欲以女弟归之。任公之父莲涧世丈，在乡授徒，固恂恂儒者。王殿撰乃约与会晤，谈及此事。莲涧丈以寒素之家，齐大非偶，辞不敢受。侍郎使语之曰：“予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非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间事。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介。且予知予女弟固深明大义者，故敢为之主婚，毋却也。”其后任公就婚于京师，归里谒祖，新妇亦谨守妇道，乡党称贤。盖茶坑已僻陋，梁氏更寒俭。以久处都市，习惯奢华之妇女，多慕虚荣，每难处约。而任公夫人，乃能安之若素，诚可嘉也。夫人生长贵州，云贵为鸦片出产之区，男女老幼，殆无人不吸烟。至有携备烟具，沿途卖烟者，或布席于道旁，或伸枪于窗口，零沽现卖，视为寻常。李侍郎家则悬为厉禁，举家不染此癖，则为贵州之特别人家。夫人初至茶坑，见乡人，辄问其吸烟否？盖以为与贵州同俗也。任公与予同学于万木草堂，即广府学宫之仰高祠，日间好为谐谈。其读书作文，多在更深人静时也。暑假各自归里，假后复业。其弟仲策，出示所得诗文一巨帙，盖任公昆仲在里，时作扶鸾之戏，每与乩仙谈诗论文，日以为乐。乩仙不一，或为李白，或为杜甫，真假固不可知，然必为才鬼所托。一日有王摩诘降乩，随笔成文，中多佳句，任公试之曰：“能联句乎？”曰：“可。”任公乃与联句，亦即随时应付。任公又曰：“摩诘好佛，吾与汝谈禅如何？”则又极有禅理，娓娓不倦。观此，即或非真摩诘，亦非有天才，未易伪托矣。又有女仙，为南汉宫人李某娘，题诗一片幽怨。任公详询其身世，为之作传。又忆其乩诗二首。其一曰：“蛾眉谣诼古来悲，雁碛龙堆怨别离。三字冤沈奇士狱，千秋泪洒党人碑。”下四句已忘却。其二曰：“煮鹤焚琴事可哀，不堪回首望蓬莱。一篇鹏鸟才应尽，五字河梁气暗摧。绝域莫回苏武驾，边风愁上李陵台。”下二句又忘却矣。此事在戊戌之前，而诗词隐约道及，岂事皆前定耶？其余诗文尚多，盖镇日以此消遣。与土地公亦甚熟习。平常扶乩，必在土地公化符，请其代邀乩仙。习之既久，可以不必用符，但写一条字便可。有时乩仙久不到，催符再化之，则土地公自着忙，为之邀致。然有时土地公降乩曰：“请勿催符。”或问何故？则曰请问之冥漠，可知符录之用，莫名其妙。费长房能役鬼神，一失符书，即死于鬼手。盖择术不可不慎矣。戊戌后，予与任公同在日本，每宴会，恒作豁拳。任公曰：“我辈新会人，宜操土音。”实则新会土音甚杂，茶坑之于潮莲，其土音亦各别也。横滨商人，有演讲会，常在大同学校夜叙。予亦随众学习，然常预撰演辞，颇以为苦。任公教我，不必自撰，但取他人之演辞，或一篇论说，即作自己演出，便是极好之演辞。此是训练时期，固不以雷同剿说为嫌也。予于是得大解脱，皆任公之教也。任公居东京，然常来往于横滨，或流连于大同学校者累日，叙谈常至夜分。一夕偶动抹牌之兴，时麻雀未行，惟有天九，顾深夜何处得牌？任视案头，曰得之矣。盖予适有卡片一盒，任公即反用底面，以墨笔圈成天地人鹅，相与为戏。予已早睡，晨起视之，则名卡已成天九矣。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大隈伯邀大同学校诸君观礼，并在其花园开园游会。予亦随众赴会，花园离大学不远，入园后，见有立式宴会之旗帜，随风荡漾。予固不识其何意，同行者亦梦梦也。既而见日人纷纷持杯碟刀叉，大嚼大咽。予等窃笑之，以为其饕餮若此也。时李盛铎为日本公使，与任公有旧，相与絮谈，亦不及饮食。柏原文太郎与康门甚稔，乃特设椅桌，招待梁李。而引予等至餐所，请取携自便，然此际已杯盘狼藉，所余残炙，掇拾些碎，几至枵腹而归。惟有相视而笑，自怨自艾。以任公之见闻，尚不解此，我辈寡陋更何足怪耶！
《万木草堂忆旧》
梁任公之官生活
梁任公先生在民八游欧以前，勇于议政，为一对于政治生活极有兴趣之人，然其个人之从政历史则极短促。前清时，以举人随康有为后论事，得光绪帝之信任，仅获六品虚衔而止，尚不能如谭嗣同、杨锐等之晋为军机章京（彼时之军机章京，地位大约如今日之行政院参事）。宣统三年袁世凯组阁，曾使人赴日本征梁氏返京，将以为学部副大臣（大臣为唐景崇），梁氏力辞。直至民国成立之第二年，熊希龄组阁，梁始出为司法总长，包办熊阁之一切重要文告。且书生从政，结习未除，赶撰法规，一一公表，故熊阁一时有“条例内阁”之称，而事实上固无一事能办通也。熊阁倒，梁亦去。民国六年，乃以马厂起义功，参加段祺瑞内阁，任财政总长，为段氏取“火中之栗”，所谓“西原借款”，经任公之手以签约者前后达二千余万元，时论颇不之谅。梁氏乃具状坚词请去。中有语曰：“神明内疚，清议外惭”，盖深有悔心矣。
经此两度试验，梁氏痛感官僚生活之为非人生活，民八游欧归国后，遂绝口不谈政治。他人从政，多起自下吏，叙其官历必有一连串不同之官衔，而任公无之，其毕生之官僚历史，仅此两个总长及币制局总裁而已。
《辰子说林》
第五册梁启超（1876—1929）（3）
梁启超之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努力史学，晚年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作补充，在史学上均有相当之地位，娓娓之度，极便览观。其门人姚名达跋云：“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部，新会梁任公先生讲述，其门人周传儒、姚名达笔记为文，都十一万余言，所以补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不逮，阐其新解，以启发后学专精史学者也。忆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达初受业于先生，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史也！’是年秋冬，即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口敷笔著，昼夜弗辍，入春而病，遂未完成。十五年十月六日，讲座复开，每周二小时，绵延以至于十六年五月底。扶病登坛，无力撰稿，乃令周君速记，编为讲义，载于《清华周刊》即斯编也。周君旋以事忙不能卒业，编至《合传及其做法》而止。名达遂继其后，自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底，编成《年谱及其做法》、《专传的做法》二章。自八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编成《孔子传的做法》以后诸篇，全讲始告成文。经先生校阅，卒为定本。是秋以后，先生弱不能耐劳，后学不复得闻高论，而斯讲遂成绝响！”述此书编撰之经过，而启超热心斯学之精神，亦足见其梗概。惟记录之稿，盖尚有启超校改未尽者。如本书第五章《年谱及其做法》中《年谱的体例》节有云：“曾国藩是事业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没有事业，单有文章，他可以入《文苑传》。我们很希望他的年谱纪载他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