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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阿垅先生，使我走上了追求文学的道路，接近阿垅先生，使我对文学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阿垅先生的指导使我认识到文学不是一个甜甜的梦，阿垅先生的指导，使我认识到，文学，是一种终生的奉献。
阿垅先生赏识我，首先是我对文学追求得执著，阿垅先生赏识我，也许还因为我显露出了一点点写作才情。在和阿垅先生的接触中，我确实感到他对我的赏识，他和我谈文学，谈写作，以我的悟性，使我能够理解阿垅先生的指导，并能消化在心灵中，阿垅先生知道我读过许多书，甚至绝对比当时的许多知名作家读的书还多，直到现在，中国作家中不能体味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作品艺术真谛的还大有人在。
1952年，我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开滦煤矿的工人学校做教师，煤矿工人几乎很少有人进过学校，我的教学生涯也就是给工人们讲小学的语文课本。工人学校都是业余时间上课，白天有的是时间读书写作。这段时间我几乎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对于文学的追求上。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一部50万字的小说，我一般一口气读完，有时几乎彻夜不眠。
读书丰富了我的知识，更激活了我的文学灵性，读书给了我最大的快乐，读书引导我在人生道路上勇敢攀登。
从1952年开始，我发表了一些作品，其中有诗、也有小说，这些“作品”都非常幼稚，远没有文学价值，有的人很得意提及自己的处女作，动不动就说自己早从十几岁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其实，那些文字远不是什么作品，作品要有自己独立的风格，有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有自己的语言特色。中国很有一些作家，一辈子就是停留在处女作的水准上，一生只在本地的报刊上发表作品，他们的作品从来没有得到读者的认同，我视这类作家是文学侏儒，在“工具”年代，他们奉命写喉舌文章。新时期文学开始，一些作家对于自己的失落耿耿于怀，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来没有接近过文学。
时常，我对朋友们说，也许我有几个优点，我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对自己永远不满足，我从来不敢向人炫耀自己少时的“作品”，直到如今，当有人问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时，我总是回答，我最满意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
我自认为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我敢于向他人学习，我每读一篇作品，我总是思索，这样的作品，我写得出来写不出来？有的小说，炒作得很凶，读过之后，感觉平平，我会狂妄地以为，写同类体裁，我可能写得更好。但也有时候，我读过一篇作品，心悦诚服，由我来写这部小说，肯定不会写得如此精彩。
1955年反胡风运动株连到我，这绝不标志我卷进了文学事业，1955年之前，我远没有进入文学，即使我已经发表过几篇小说，也发表了几首诗，只能算是习作，读者没有印象，我自己也羞于提及。
荒唐的政治运动总是制造荒唐的结局，1955年反胡风运动，把我株连到一桩与我无关的政治事件之中，这桩事件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改变了我的命运，逼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本来是不具备思考历史与时代的素质，这场政治运动逼我去认识时代、认识历史。本来我是一个狂热青年，我对领袖和学说无限信赖，这场运动让我看到了光明下的阴暗，看到了辉煌下的雾霭，经历了这一场长达25年的灾难，被摧残的是我，而被断送的，却是我理想中的一切。
第二部分八、人生不归路（1）
1955年的夏天，中国文坛一片肃杀之声。
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引伸如何对待小人物革命新生力量，发展到对“贵族老爷”们的批评；胡风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发展到30万言上书中央，直到“五把刀子”论，突然间公布了一批胡风的私人信件，学术讨论、思想批判膨胀为政治斗争，一时之间，一场以讨伐胡风文艺思想、清查七月派诗人、作家为突破口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突然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道路。
此时，为了继续读书，我离开开滦煤矿回到天津，正在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外面关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我虽然每篇必读，但绝对没有想过这会导致一场怎样的灾难。我更不会想到这场批判最后会株连到我，使我从此陷入囹囫，几乎断送了一生。
1955年5月底，《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这份材料的《按语》，以可怕的词语规定了这场斗争的规模、档次和斗争形式。《按语》中把胡风等人说成是一批叛徒、特务、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人。读到这份材料，我觉得事情严重了，对于将是一种怎样的遭遇等待胡风和他的朋友，我已经有些理喻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中有我的师长阿垅先生，我自然极是关心他的境遇。我是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公布的当天晚上，去新疆路天津文联宿舍看望阿垅先生的。说老实话，到此时，我虽然不懂得什么政治，但我也多少感到这场事件的不同一般了，直到此时，我还认为这场斗争与我无关。
我去新疆路文联宿舍看望阿垅先生，我觉得他此时最需要人们的关怀，也最需要信任。这些年来，阿垅先生对我的培养和引导，使我对他怀着极大的尊敬，我已经成了他在天津的一个小朋友，我想我去看望他，会给他带去一点点温暖。
这时的阿垅，已经早被点名批判了，《天津日报》早就发过天津文艺界揭发批判阿垅文艺思想的消息和文章，许多文章已经把阿垅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那些充满火药味的文章，早就把阿垅描绘成了一个疯狂反对共产党的社会公敌，甚至已经有人在报上联名发表呼吁，要求专政机关对阿垅逮捕法办、予以严惩。
阿垅先生的房间，多年来一直十分整洁，他一个人带着小陈沛生活，没有保姆，生活料理得极有条理，他的书橱非常整齐，房间里也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那时候没有暖气，冬天要点炉子，我记得阿垅先生续煤的时候，单独有一副手套，每次续煤之后，他都要出去洗手，可见他有着十分良好的生活习惯。今天到阿垅先生家来，觉得他房间里有些凌乱，他正在检查自己收存的信件、检查笔记，也可能是烧了一些，这或者就是后来揭发的那样，算是销毁罪证了。
对于我的突然来访，阿垅先生表现得十分惊讶，我看他的容貌，已是憔悴了许多，本来阿垅先生就已经是苍苍白发了，今天显得更是苍老。看到我，他还是笑了，声音也很爽朗，还没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我自然劝他不要过于担心，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我对阿垅先生说，至少我不认为胡风先生是反革命。
阿垅先生那天的笑容，我至今记忆犹新，这可能是阿垅先生最后一次和外人接触，也是他最后一次自由的笑容了。我记得那笑容中似是没有多少苦涩，反而倒有一种终于逃脱不出劫难的安详。当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几天之后，他就会被逮捕，至少在他那天的笑容里，我没有看出绝望。
谈话间，阿垅先生先询问了我考学的情况，劝我还是进大学读书完成高等教育为好；十几岁的孩子不要急于写作，尤其不要对理论问题过于热衷。我十分感激他的劝告，告诉他说我最近刚刚发表了一篇小说，若不形势紧张，我会带来给他看的。随之，我们说到了当前的这场运动，我不了解背景，只劝他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正确和谬误总有澄清的一天。对于我的劝慰，他连连点头，既不为自己申辩，也不怨恨什么人，他只是感叹地对我说：“运动过去之后，我想集中精力搞创作，写些诗，写些小说，理论问题不好办。”
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再在他家里耽误他的时间，没有再说什么，我便告辞出来了，临别时，我还劝他保重身体，不必过于紧张，一切都会过去的。阿垅先生没有多说话，他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双眼睛默默地望着我。我想，也许他有了一些什么预感，他也许知道无论什么人，他已是多凝望一些时间、多留下一些印象，便多沉积下一些记忆了。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想到这是我对阿垅先生最后的一次拜会。我当时想，不管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如果还有一个人不肯背离阿垅先生的话，这个人应该是我。因为阿垅先生喜欢我，他发现了我生命中的文学细胞，他从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我的诗，由此才和我建立了师生关系，几年来他一直关心我，辅导我的文学习作。
即使我与阿垅先生的关系再亲近，即使这一场运动再残酷，按照正常的逻辑，反胡风运动也不应该株连到我的身上，这正如日后大家聚首时，绿原、牛汉、曾卓、冀汸、罗洛、罗飞等先辈师友所感叹的那样，“这场运动如何会牵连到你的头上呢？”
然而，终于还是牵连到我头上来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公布后的第三天，我还和平时一样在家里复习功课，一位在天津的记者朋友半夜来到我家，万分紧张地拉起我就走，我问他何以如此惊慌，他当即就责骂我说：“你还蒙在鼓里了呢，我们报社刚刚传达了一个通知，说有一个叫侯红鹅的胡风分子潜伏在天津，各单位寻找没有找到，而且上边的传达说，估计这个侯红鹅是一个文化人，潜伏得很深，要各单位紧急动员起来，提供线索，一定要找到这个侯红鹅。”
这一下，把我吓坏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全中国都已经动员起来寻找我了。而且据说还是下的全国通电，无论我潜藏在什么地方，也一定不能让我漏网。谢天谢地，幸亏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做记者，他听到了这个传达，如果不是他找到了我，再到最后我终于没能逃出法网的时候，那时候就要用手铐把我铐走了。
“去哪里？”我惊恐万分地向这位记者朋友问着。
“市委。”我的朋友回答着说。随之，我的这位朋友又向我说着，“我已经对报社说了，这个侯红鹅我认识，现在我就去把他带到市委去，到了市委，他自己坦白交代。”
“我坦白什么呢？”我还是不解地问着。
“到了市委再说吧。”就这样，我的这位朋友带着我匆匆地到市委去了。
天津市委机关，就是原来的开滦大楼，解放前我没有进过这幢大楼，解放后，以我一个中学生的身份，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到市委机关来，今天被人带进这幢大楼，我心里真是有点恐怖感。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位朋友给警卫看了一个什么证件，没有登记，我们就往楼上走去了。走进文艺处，我的朋友向一位干部说了一些什么话，这时一位面容极和善的干部向我走了过来。
此时已经是入夜10点多钟了，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