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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们之间，传开了种种的消息，有人说对于右派已经开始甄别，定错的，要恢复党籍，恢复工资待遇，更要恢复工作。可是怎么算是定错了的呢？后来果然就发现有几个右派学员悄悄地离开农场了，也没有开大会，也没有公布这几个人怎么就走了，大家一分析，这几个人原来是工人出身的干部，给他们定右派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干部身份，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转干。不是干部不算是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也就不能定右派，这样就算是甄别出来了。再至于其它人，过了好长时间，也就没有下文了。
又传来一条消息，右派们无论摘帽子没摘帽子，可能一律要送回原单位，这也就是说，大家离开农场的日子已经是指日可待了。什么时候离开，有人估计可能要到来年的春天，说是市里不好安排，也不是少数人了，听到这个消息，人们非常高兴，大家都在暗中等着回城的日子。
这样，右派学员们就想着让自己在农场最后的日子过得舒服一些，我也趁着这段轻松的时间复习外语，很长一段时间农场里不许读书，尤其是不许读文艺书，学理科的右派可以读理科书，我呢？就只能读外文书了。利用这段时间，我自学了日语，复习了英语，我也算是懂得两门外语了，但都学得不札实。我想回城之后，如果重新安排工作，肯定不会让我回作家协会的，那是意识形态前沿阵地，但也许我能要求去做点文字翻译，翻译科技资料。
一时之间，在右派们的心里，中国天空上的黑云似是淡了许多，总算是又看到一点希望，有政治头脑的人在背后对大家说，这是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的结果，估计情况会一天天地好起来，三年灾害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太惨重了。更有消息灵通的人士传来消息说，北京开了神仙会，让民主人士畅所欲言，有人就提出右派问题处理得重了；还提出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政策。听到这些消息，我非常激动，这倒不是说我自己又看到了什么希望，我总以为这次中国也许会变好些了。我自己深受政治运动之害，把好好的一个我搞成这个样子，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养精蓄锐，准备有重新分配工作的一天，我还想做点成绩出来呢。
就是在这时候，老石说他会砌暖炕，大家非常高兴，虽说是住进了干部宿舍吧，可到底也是半截的砖房，夜里极冷，冻得睡不着觉，据老石说，暖炕和暖气一样，睡觉可以只搭一条毛毯就行了。一天的时间，大家动手，老石做指挥，很快就把暖炕砌好了，就是把原来的土炕拆掉，再在土炕下面盘好烟道，又在靠近门的地方砌了一个炉灶，暖炕就砌成了。大家抱来干草烧灶，炝了满屋的烟，敞开房门，浓烟滚滚地往外冒，别人问我们做什么，我们说砌暖炕，大家都说明天他们也砌。
也是农场对右派学员们客气了，大家就到食堂去拿煤，就是煤灰掺黄土打成的煤饼，灶膛很大，一次填进了十几块煤饼，又冒了一阵烟。待烟散尽了，看着天时也不早了，大家说着笑着，先后都钻进被窝、想美美地睡一夜，果然暖炕暖得很，大家都说老石的技术高。
老石是个心细的人，他说新砌成的暖炕可能有煤气，要大家当心煤气中毒。
老石没有睡，他看着炉灶里的火，直到夜里12点，老石说他看着没有问题了，才最后一个睡下。
第五部分十六、活着、或者不活（3）
我当然早就睡着了，睡得好舒服，好解乏，在农场从来没有睡过这样舒服的觉，也没做梦，睡得几乎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道睡到什么时候，反正就是觉得这一夜是这一辈子睡得最香最舒服的一夜，睡得人一动也不想动，一点知觉也没有，睡得把一切全忘记了。睡着睡着就觉着身边有人动了一下身子，然后又听见咕咚一声、似是一个很重很重的东西倒下来了，似是倒下了一座大山。我还以为是什么人要出去“方便”，想问一声是谁，但问不出声音，这时我才觉得有点不对劲，那个倒在我身边的人，此时也似是喊了一声。随后的事情，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我昏厥过去了。
我又一次体验生命离我而去，仍然是非常平静，没有一点痛苦，没有一点恐惧，只想继续睡下去，舒舒服服地睡下去。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一阵寒风吹醒了我，我用力地睁开眼睛，仰面看见了天空。奇怪，我不是睡在房里的吗？怎么就看见天空了呢？再看看，自己竟然光着身子躺在院里，许多人围着我，正在给我做人工呼吸。
“活了，活了。”身边的人看见我睁开眼睛，大声喊了起来，这时，我才明白似是我死过去了，可是我是怎么死的呢？我还是不明白。
“好险呀！再迟，就没有希望了。”身边的人感叹地说着。
慢慢地回忆着，我想起自己昨天晚上睡觉前的事情，大家砌了暖炕，然后老石说他要看看炉火弱了再睡，然后就没有声音了，再想，想起有人倒下去的声音，这时，我才突然想到，我可能是煤气中毒“死”在房里了。
事后人们才告诉我说，当时室内的情景好怕人，老石躺在地上，那个倒下去的人就是老石，他睡的晚，煤气中毒的程度比大家轻，他要出去小解，站起来就跌倒在炕上了，他还大喊了一声，这样才把隔壁房里的人们惊醒，大家跑出来，踢开了门窗，正看见房间里的10个人都没有知觉了。
马场长和队长们也跑来了，为没有发生意外万分庆幸，马场长还嘱咐了好多事，要队长们照顾好这些病号，几个医生又对每个人做了检查，说是大体上恢复了，没有太严重的病人，这时大家才放下心来，说是还要呼吸些新鲜空气，又让我们在院里躺了一些时间。
天亮之后，我们才一个个地爬起来，走进房里，躺在土炕上，就是感觉身上没有力气，也没有痛苦的感觉，就是觉得累，累得人就象是往下陷落。好在农场里的空气轻松了，食堂还给病号们送来了面汤，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感动得人心里热热乎乎的，我当时就想，若是都把人当人看，世界该有多好呀！
几年的时间，我三次经历过死亡，第一次是在挖河工地，第二次是我自己不想活了，在河面上自己砸冰洞，第三次，就是这样没有一点感觉地失掉了知觉。好象看过一本什么书，一个罗马暴君，极想知道人们死亡时的感觉，他就一次一次地让他的臣子们去经历死亡，有的人真死了，没有向他述说死亡时的感觉，有的人没有死成，向他述说的死亡感觉他又不相信，一直到最后，他的臣子怕一个个都被他送进死亡，大家串通一气，在一天晚上把他杀死了，临死之前他才亲自体验到死亡的滋味。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把死看得非常可怕；许多伟大的人物把他人的死看得极是轻松，一个人越是伟大，也越是对他人的死无动于衷。反右的时候死过人，后来才知道这些人的死没有引起一点怜悯，还可以非常轻松地说“又要死人了”，怎么死人就这样无足轻重呢？是的，中国人多，死一个人无所谓，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死，就是世界永远的消失，珍爱生命，是人的美德。
惧怕死亡是人们善良的天性，无视生命才是一种罪恶。
…………
在农场关了4年，一直到1963年，全体右派学员离开农场，大汽车把上百人送到天津河北区区委统战部，统战部的部长姓马，在区委大院里“迎接”大家，什么话也没说，就让这些人进了大礼堂，也没有人送水，也没有说是如何处置，就是坐在房里等，一直等到下午，也还是没有消息，大家说可能是正在研究如何安置这些人呢。
已经快到晚上了，统战部长才出来，他显得比马场长和善多了，说话的声音不可怕，他“欢迎”大家回到市里来，过去有些做法不合适，改造的进度也太慢了，中央的意思是希望大家劳动几年就回到社会来的，可是拖了这么久，实在也是不尽人意了。如今连战犯们都放得差不多了，怎么右派就这样难解决呢？在农场这许多年，没有给几个人摘帽子，这件事还是要统战部门来做。
统战部长对大家说，马上回原单位，有许多工作还没有做好，统战部在郊区温家房子有一个干校，叫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大家先到那里去学习，时间定为3个月，经过3个月的学习，凡是改造好的右派，一律摘掉帽子，就是改造上有进步的右派，也摘掉帽子，总戴着这顶帽子也不是事。最后，部长说：“希望大家都能以革命干部的身份重新出现在社会上。”统战部长的话，使许多人感动不已，大家心想，总算从农场熬出来了，没有死在里面，还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这真是党的温暖了。
看来我也有摘帽子的希望了，我这个人就是只能随大流，在任何地方我都不可能是最好，也不会是最坏，在农场几年我没有受过一次表扬，没有立过一次功，没有当过一天的班长或是生活委员，也没挨过批斗，没被当做典型，队长们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严格说起来，我属于那种平平常常不被人看重的右派，再加上我还有一个“胡风分子”的身份，农场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我，这样我就被搁在一边了。
对于摘掉右派帽子以后的生活，我想得极是浪漫美丽。我想我才只有23岁，总不能就这样一辈子下去，也许我还能做点什么。我想写作，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社会主义，我还想把外文学好，有机会翻译点外国文学作品；我还想成立一个家庭，人不能总这样生活。
第五部分十六、活着、或者不活（4）
生活又露出了希望的曙光，我和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到温家房子干校去了，干校里前一期的学员们还没走，他们看见来了这么多斯斯文文的学员，感到好奇。他们都是私营工商界人士，最大的资本家，也就是开过小商店罢了，真正的大资本家，都在市政协里做委员呢。有一个私方人员私下里就问我：“令尊大人做什么生意？”这个私方人员看我太年轻，他猜想我一定是自幼随父经商，才落了个私方人员的身份、所以才到这里学习来。面对这种问题，我哭笑不得，被问得逃不脱了，我就对这些私方人员说：“你们不明白我们的事，学习结束早早回家去吧。”
统战部办学习班，气氛轻松多了，组长由学员们推选，这一下，我被推选为组长了，学习开始时统战部长到“学院”来过，说过三不原则，让大家敞开思想，把这几年的怨气都放出来，无论对于什么问题都可以发表看法，保证不抓典型，不搞批斗，这次学习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社会情况，这几年离开社会太久了，趁着大家学习的机会，区里给大家安排工作。
中国知识分子的天真幼稚，就表现在他们对于许诺的轻信，开始学习之后，大家以为百花齐放的美好时光真的到来了，各个班组都敞开思想放怨气，有的班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