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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旧的沙皇制度被推翻了，1923年苏联成为一个实体。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共产主义理论，以及斯大林、托洛茨基、卡冈诺维奇等许多革命运动领袖都不是俄罗斯人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使新的联盟内的民族仇恨得以缓和。然而沙皇帝国传统的扩张政策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尽管为了适应新灌输的共产主义思想，在手法上有所选择。从1921年到1941年期间，苏联的方针和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合乎历史逻辑的。
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制度、两类国家是势不两立的，它们不会永远共存，两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其结局必然是共产主义全面、彻底的胜利。对资本主义国家要采取颠覆和旨在诋毁其政府和社会制度、蛊惑民心的宣传手段加速其灭亡。挑动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端，削弱其反抗，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共产主义国家。苏联是共产主义的堡垒，又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正如后来所表明的，只要新的共产主义国家一出现，它们的内政外交就得由莫斯科施以全面、严格的控制。
在革命成功的头几年，新生的共产主义俄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是脆弱的，经不起外部的进攻和内部的骚乱。当时列宁的方针是休养生息、防止外部干涉和吸收国外资金，为此他采取了富有弹性的、灵活的对外政策。然而到1927年又重新出现了僵硬的兆头。斯大林在共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阶段即将结束。正是在斯大林专政时期，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明朗化了。首先，苏联作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堡垒应当保持强大和坚不可摧，作好推翻摇招欲坠的资本主义的淮备。为此就要避免与足以危害苏维埃政权的任何强国发生冲突。其次，苏联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颠覆和传播共产主义的手段实现扩张主义的目标，但是苏联不会甘冒风险发动直接的侵略。在内战后的年代里，它不能，也不愿意触犯法国、日本、英国，甚至波兰；就是对德国复兴为军事强国，克里姆林宫也是极力忍气吞声，畏惧万端，唯恐与这个大国发生冲突。
这时的苏联完全处于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的掌握之中。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年轻时被神学校开除，尔后却成了革命家、列宁的同志和学生。他一担任共产党总书记这个要职就独揽大权，从列宁逝世便开始撤换和清洗政治局的委员们。内战之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遭到他极其残酷的镇压，接着便是农业集体化，对富农、大小土地所有者采取了紧急制裁措施。数百万人遭到镇压和死于饥荒。
三十年代，斯大林插手革命历史的编纂工作，大肆吹嘘自己的功绩，并于1936年策动了大清洗，剪除了几乎所有要人，其中包括他当年的伙伴，而且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列宁的亲信，有朝一日可能危害他的地位。斯大林提倡对列宁的祟拜，就是想使人们永远崇拜他自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列宁逝世之后，一度曾是斯大林的主要支持者，但在1936年第一次公开审讯中便被判处死刑。接着，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遭到同样下场。清洗遍及各行各业，造成一片恐怖。斯大林可能是有意这样干的。逮捕之后，便是所谓的坦白、揭发；揭发之后，接踵而来的又是逮捕，于是清洗运动就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拷打、刑讯、流放和枪决便是那时的秩序。在苏联，政治犯的亲属也要对犯人的罪行负责。如被告拒不交待，便以逮捕全家相威胁进行逼供。有些被告还走一定审讯的过场，多数人却下落不明。被清洗的人究竟有多少，无从得知。不过，据一般估计可达数百万人，而且几乎都是蒙受不白之冤的无辜。
对数百万人的死亡，斯大林显然无动于衷。甚至他自己家族中的亲人在清洗中也未能幸免，有些人被处决了，有些人被判处长期监禁，获释时已身心俱残。请问，有哪一个专制的沙皇能拥有斯大林那样的权力，对他的同胞进行过这样的迫害呢！他的残忍也只有金帐汗国的可汗能与之相比。那时，凡是被可汗召至萨莱伏尔加河畔鞑靼人的首都的罗斯诸侯，都要当众忍受侮辱以示诚服，或因俄罗斯人告发而伏罪，而应召赴萨莱，往往是有去无还。罗斯人的土地荒芜了，只落得家破人亡。
斯大林至今仍然是位神秘人物，对他的人品还无法准确评价，因为在苏联对这位独裁者的描述持有偏见、互相矛盾。会晤过斯大林的西方观察家记述过他们的印象，米洛凡·德热拉斯和斯维特拉娜·阿里露也娃的著作使人们又增加了几分了解，但是，仍然有许多不解之处。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斯大林在国内全面而牢固地控制着政府，他个人制定一切重要的政策，亲自过问并严密监督其执行情况。就现有的事实来看，斯大林控制其部属的手腕和机构都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他的部长们违背了他的政策和利益，那么，他们的这种行为是不会长期瞒过斯大林的。
据说，这位独裁者对任何对抗或冒犯其权威的一点点迹象，都深为猜疑（这说明，他是个偏执狂），甚至达到了把阴谋与敌人看得比比皆是的程度。正是他的这种乖僻性格，才使他在列宁与他缔造的警察国家里得以生存；而那些缺少此种特点的老共产主义卫道士，却死于执刑队的枪口下。据传，斯大林生性虚伪、奸诈，尤其擅于揣度别人和利用别人的弱点。因此，他能在他那个集体中随机应变，应付自如。他说的，未必是所想的；他想的，也未必说出来。这给其核心圈子里的成员造成困难。每个人都要等待斯大林先讲话，避免先抒己见。在他讲话后，则要赶紧表态同意。他具有残酷的自制能力和灵活、狡滑、虚伪而又机警的头脑。他为人固执，心地险恶。当然，才智他也是有的，不过，那是嘲弄、讥讽和笑骂人的才智。斯大林的性格似乎是多重性的。尽管他意志坚强，但有时也显露出怯懦的迹象。他十分神经质，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他在政治上的学识和贪欲都是广博的，虽然两者可能不太相称。在他不试探对方想法时，他的讲话却能开门见山，切中要旨。在处理政治、社会与经济问题时尽管他的思想明显地受到狭隘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但也有迹象表明，他很讲求实际，并顺乎情理。当诸事顺遂时，他会非常温和。总之，他是一个怪得不能再怪的人物。其核心圈子里的成员们显然对他万分畏惧。
1935年，反共产主义的希特勒德国的掘起，间接地危及到苏联的安全。当时已是国际联盟成员国的苏联，极力鼓吹集体安全。事实表明，其意图不过是把国联当作自己进行宣传的讲坛，而它对安全的关心并未超出本国私利的范围。苏联继续奉行它挑动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倾轧的政策。在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时期，第一次出现了推行这种政策的大好时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插下了德苏战争的种子。据苏联驻伦敦大使麦斯基在战后说当时斯大林通过背叛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此人后来夺了贝奈斯的总统地位）向布拉格传递口信怂恿捷克拒绝德国的要求。斯大林可能这样做了。但是，一个决心信守条约义务的国家是不会通过随时都可能遭到否认的渠道，以秘密传话的方式表白它的意向的。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公开许诺援助捷克时，其附带条件的措辞十分含糊和隐晦。这对于不幸的贝奈斯来说，实际上毫无价值。1938年，波兰与罗马尼亚在地理上把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隔开了。波、罗两国都坚决拒绝苏联红军穿越它们的国境。苏联也知道它的要求是决不会实现的，所以态度也不那么坚决。与此同时，莫斯科又对顽固不化的达拉第和张伯伦进行蛊惑煽动。这位英国首相对希特勒欧洲政策的诚意抱有灾难性的幻想；而对俄国却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和不信任感。因此，他认为，苏联的提议存心不良，根本不予理睬。有个时期，麦斯基竭力拉拢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作为法西斯主义与希特勒主义的劲敌，更易于与莫斯科的提议产生共鸣。苏联大使神不知鬼不觉地利用这个既任性又易感情冲动的丘吉尔，间接地为苏联的观点作宣传。
丘吉尔认为，革命的共产主义的苏联将拿起武器保卫资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看法是否正确，换句话说，丘吉尔谴责张伯伦犯有情况不明，判断有误的空想主义错误，而他自己是否犯有同样错误呢？这仍然是个谜。当时，作为莫斯科喉舌的苏联新闻界，未发出任何可能与德国作战的暗示，苏联国内也未采取任何动员措施。英、法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因此，人们公认，苏联是准备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国家。这两个民主国家对集体安全体系竟然不予支持，使苏联大失所望，只好到其他国家寻求对策。此后，每当斯大林为他在1939年8月的突然变卦辩解时，总以此为理由。而丘吉尔显然是相信他的。莫斯科的宣传想方设法从慕尼黑事件中捞取最大的资本。但当时有迹象表明，人们仍对苏联的诚意表示怀疑。莫斯科为反对波兰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于9月23日通知华沙：如果波兰发动入侵，苏联即宣布苏波互不侵犯条约失效。苏联的许诺纯粹是一纸空文。翌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下了总动员令，看来战争已不可避免，这时，苏联却迅速地退下阵来。而它却在《真理报》上宣称，捷克斯洛伐克正于方百计地向德国挑衅，这种挑衅使苏联不再负有援捷的责任。事过不到半年，也就是到1939年3月，斯大林便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毫不隐晦地说，当时他曾千方百计地避免使苏联卷入为人火中取栗的战争。苏联新闻界秉承这个政治意图，更加露骨地说，苏联决不会钻进英法合谋设下的反苏战争圈套。它在此种情况下避免卷入战争的想法，与共产党人的一贯作法和信条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在苏联此后若干年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证实。
1939年3月，立陶宛迫于德国的压力，向苏联归还了它在1923年占领的边境狭长地带梅默尔。同月，希特勒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并使斯洛伐克成为一个单独的傀儡国家。英、法政府为保证波兰与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企图建立一条反对德国入侵的不可逾越的阵线。丘吉尔确信，苏联是个可信任的潜在的盟国，它将在东欧为波兰而战。因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