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近授受，也好方便迎送。”令狐绹答道。
皇上正色道：“朕是考虑到近来州刺史们为官因循，不念治民，这才命他们到京，也好亲问其为政施设、理道优劣，为国家今后升黜立式。”天子说到这里，带着一种冷意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命既行，岂又逾越？宰相太有权了吧！”
令狐绹省悟过来了，吓出了一身冷汗。时虽严冬，却竟然重裘皆透。
后来，令狐绹对人说了一句心里话：
“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但每次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流沾衣！”
其实，每一个朝中大员又何尝不是如此。谁没有这样的心态，也就注定他不会在中枢之位呆得过长。比如魏谟，他在令狐绹稍后入相，也许是乃祖魏征这位本朝第一名相赋性遗传的缘故，颇能谠言切直，对皇上的一些做法提出意见。宣宗为平衡人心，也需要这位声名卓著的大臣在某些情形下做点补充，但毕竟不能容许以臣子的孤直来取代天子的清明，所以最终还是要将他请出朝外。当魏谟做了六年宰相出任外镇时，有人以为这是令狐绹的排挤，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大中期间的宰相还有好多位，如崔铉、崔龟从、郑朗、崔慎由、萧邺、夏侯孜、蒋伸等人，各人情形虽有差别，但不是些平庸之辈，便是投机取巧之人。这些人所以被任用，可绝不是因为天子也同他们一样无能。宣宗最后的一次除拜宰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那是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的十一月，蒋伸其时任兵部侍郎，他在一次入阁奏事时，不小心对皇上说了一句大实话：“近来好像官位很容易得，不少人都有侥幸之心。”
宣宗大惊，他自忖在用人方面极有把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如此不是要乱了吗？”皇上顿时担心起来。
蒋伸回答得妙：“乱到尚未至于乱。不过侥幸之人多了，即使真乱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话说得皇上叹服不已，他在心里道：“有如此高见，朝中能有几人？”宣宗朝着蒋伸意味深长地说：“今后怕不能单独和卿见面了！”
蒋伸当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满头雾水。直到几天后拜相的制命下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伸的职位兵部侍郎品级上属于“次对官”，也就是能在常朝的入阁奏对时单独被召见；而本朝制度规定：宰相必须是在延英议事时集体面见天子，不可独自觐见。皇上那话的意思，竟是要命他入相，蒋伸又怎么能想到。
蒋伸无疑也是一位“侥幸之人”，不过，皇上是不怕“侥幸之人”多的。这是大智若愚，还是聪明过头？答案也许不辨自明。
看得出来，宣宗有意要撇开宰相。他与早年的德宗有些相似，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皇上是有些猜忌和自信，但他与德宗不同的是，他经过多年的处心积虑，业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水平。
确实，没有皇上不知道的事，也没有他无法解决的事。
天子常常微服出游，这是他自十六宅时就养成的习惯，只不过那时只是为了排解忧虑而已，与此际的目的大不相同。
皇上每次出去都是一人单驴，厚帽遮颜，一路之上不停地看，不住地在心里默记，有时甚至与贩夫走卒、乞儿穷汉搭上两句闲话，往往要到日暮天昏，方才归宫。即使是大队人马出城畋猎，皇上也不忘顺带作点巡访。
一次是在皇苑之北遇到樵者数人，宣宗命留下他们，有话要问。
“尔等家在何处？”皇上对跪在面前的樵夫们问道。
“小人们乃泾阳县百姓。”泾阳是长安附近的一个县。
“邑宰是谁？”这是正题。皇上可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些君主，装模作样地问些年成丰歉之类的东西。
“李行言。”
“为政如何？”
樵夫们也无顾忌：“为人有点呆板。上次抓到五六个劫贼，不容他们以钱赎罪，全部杖死。”
宣宗还宫，立即就把这位李行言的名字写到了寝殿楹柱上。过了两年之久，朝廷有令擢李行言为海州刺史。行言入宫谢恩时，皇上问他：
“你是不是曾做过泾阳令？”
行言答道：“臣是在泾阳呆过二年。”
皇上听道，便命赐赏金紫服。不同的服色代表着朝臣地位的高下，也象征着天子的不同恩遇，紫色是品极较高的一种。行言再谢。
“卿是否知道朕赐你着紫之由？”皇上又问。
行言奏答：“臣不知。”
皇上微微一笑，命左右去把柱上贴有他名字的纸条拿给他看。行言怎么也没想到，天子的寝宫里，居然大书着自己这么一位低级官员的姓名。他又一次拜伏下去，除了激动，也情不自禁地倒抽一口凉气。
还有一次是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二月出外校猎时，在城西快到渭水的地方，皇上看到有一二十个醴泉县的百姓，在村头佛祠中设斋，祷求本县官秩已满的县令李君姡Я羧巍；噬匣氐降钪校砩暇兔谑探巳诵彰刂匦瓷稀：罄矗惺槊畔铝酱文饣货啡亓睿急换噬喜祷亍９艘荒辏紫嘧嗷持荽淌芬恢翱杖保朊颂畈埂Ｌ熳铀烨妆市戳艘徽盘踝樱骸磅啡亓罾罹龏＇可授。”传到政事堂会议上，宰相们顾视茫然，连他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为皇上所垂意。
可皇上却不能满足京畿周围这一小块地方，他还要知道天下所有的父母官们是不是恪尽其守。皇上对此虽已无法亲自前往，可他照有办法。
这时，极有谋略的韦澳已被皇上用为翰林学士。宣宗秘密地命令他：撰写一份诸州风物利害情况的报告。韦澳领旨，归宅闭门，虽子弟亦不许入内，日以继夜地赶了出来，题为《处分语》，独自呈上。
过了几天，正好有一位邓州刺史薛弘朝回京述职。出宫后，禁不住内心的惊叹，逢人便道：“圣上处分本州事务，惊人的准确！”
韦澳问他怎么回事，薛弘朝一五一十娓娓道来，韦澳一听，果真全是《处分语》上提到的。
宣宗已把他的心智用到了极致，事无巨细，全部包揽，十几年中可以说是始终如一。像他这样殚精竭虑的天子不能说没有，但能做到如此这般算尽机关的，那真是凤毛麟角。当今天子的御下之术已有相当的火候，此乃历朝历代人君梦寐以求的东西，而宣宗庶几得之，这就更为难得了。
皇上的孜孜追求，甚至到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时任司勋员外郎的李远，很有文才，诗名亦颇著称。令狐绹想把他升为杭州刺史，延英召对时便向皇上提了出来。
宣宗当然知道这个人，但他不同意令狐绹的建议。
皇上道：“朕以前曾读过此人的一句诗，说甚么‘长日惟消一局棋’，这种人如何可以出任一郡长官！”
令狐绹都有些哭笑不得，忍不住道：“这是诗人写诗时才说的话，不一定实有其事。”
皇上愣住，像是在清理自己的思绪。过了良久，才缓过神来，明白自己这是存念过深了，方才不语。
宫中的内侍们在后来还常常看到皇上用小纸条写上好几个人的姓名，用碗盖住。一旦需要任命宰辅时，天子便净手焚香，虔诚默祝，最后在碗下拈着谁人，就命谁人入相。宫人们都天真地以为天子必有神助，其实皇上根本就是无奈。他再怎么资禀过人，像这样地苦心孤诣，总有一天要江郎才尽，到了这个份上，人算真就不如天算了。
天子确实是用心太多了，除了朝中臣子，皇上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些人，他在这上面更没有少费心思。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后的辉煌最后的辉煌（6）
宣宗知道，没有宦官，自己就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御极天下的地位；但他也没有忘记前几代天子的苦难悲剧，作为人君，是不能受制于家奴的，否则即使贵为天子，也就形同草芥。
他对宦官的基本策略是：对重要人物委以虚恩，对位轻之辈则严施约束；大的方面装糊涂，小的事情上绝不留情。
看起来似乎是本末倒置，其实这叫做敲山震虎，在目前这种不可能大动干戈的情形下，还真是上上之策。
大中期间主要的宦官先后有马元贽、王公长、马公儒、王忠实、王茂玄几位。特别是左军中尉马元贽，为宣宗即位立下大功，在宣宗初期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皇上对他的安抚做得很好，元贽表面上荣耀无比，但除了手中的禁军之外，却没能形成什么实际力量。
皇上表面上装着毫无疑心，其实暗地里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想法解决。宣宗有一点很明确，绝对不容许宦官交结朝臣，这是有前事可鉴的，当年的王守澄就是最好的范例。在这种事上，皇上肚子里很有一本账，他也知道该怎样对付。
马植入相后，有点想交结马元贽，竟跑去和元贽叙同宗之谊。元贽恩冠诸宦，有些大大咧咧，一高兴，便把皇上赏赐的一条金宝带转手送给了马植。天子赐物，这是莫大的优渥，即使做不到压之箱底、世代传家，起码也不能送人。元贽此举做得是有点过分。
皇上还就发现了元贽身上的御赐之物不见了，怪而问之。元贽自觉理亏，不敢隐瞒，便道出实情。宣宗当时忍而未发，他晓得，对神策中尉之流的宦官是千万不能草率处理的。
但是皇上可以杀鸡儆猴。他没有动马元贽一丝一毫，却转而立即罢免了马植的宰相，又下令严查此事。最后马植的从官交待了马植与元贽来往的事，皇上这才发现宰相当中竟真得存在交通宦官的情况，龙颜大怒，又再贬马植为常州刺史，并公开宣布：他的罪名就是与宦官有所来往。天子的这一招把马元贽一下子就震住了，心生恐惧，便再也不敢有越轨之举。
对那些小人物就不用说了，皇上在内宫中设有专门的棍杖，有时就在延英殿，当着宰相的面杖罚他们。宰相们倒觉得天子未免有失儒雅，还常常劝解。可皇上说得理直气壮：
“此辈是朕之家奴，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亦不可不罚。”
此举一半是向朝官显示自己的不私近臣，一半也是做给其他的大宦官们看的。皇上的其他举动，亦往往如是，哪怕是再小的事情，也无不含有深意。
前几代天子为了防止左右神策军横生事端，定下了这么个规矩：凡是左中尉卸职，须由右军而出；右中尉卸职，则务须从左军出宫。宣宗心想：这真是笨得可以了！若是中尉心生不轨有意作乱，这种小聪明又如何能阻止他们？于是下令改革，命中尉离任，皆从本军径直出营。
这下，朝廷及宫中宦官有时都不知道中尉已经易人，即使卸职中尉本人，也不清楚对方情况。两军既莫知情由，又如何敢轻举妄动！皇上的谋略，真不知要高于那些自以为得计的先代天子多少。
不过，宣宗还是没来得及消除掉这个祸患。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为此皇上曾反反复复地找翰林学士们商量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