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麻烦的是，天下势既不再有九九归一回到中央政权领导下的必要，那么人人都可以取而夺之。由此而来，这些势力之间便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在此时，朱全忠与李克用二人首先结下了怨仇。
挑起事端者是朱全忠。全忠此际虽被升为宣武节度使，但在击退黄巢收复长安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大的功劳，因而自身的势力也很一般。这对于一个野心十足的人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事情，他当然不可能甘于现状。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退出长安后，仍然不失强劲，东部战场上的朱全忠、时溥、周岌等本非强旅，对抗中都感到有点窘迫，不得不再求援于李克用。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二月，克用率五万人进援。五月，到达全忠部所在的汴州。李克用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一支，对朱全忠而言，自然是日后最强劲的对手，全忠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于情于理，都必须痛下毒手。所谓今日不除，必为大患。但克用拥有强兵五万，全忠根本不是对手，要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只能智取。
这天，李克用到达汴州后，大军在城外扎下营寨，本人并不进城。全忠遣人固请，克用碍不过面子，便同意入城。
全忠在克用下榻的上源驿中置酒布乐，盛陈美食，款待克用。席间，全忠殷勤劝酒，礼貌极恭，打消了克用的疑虑。克用在当时诸镇首领中年纪最少，只有二十八岁，少年气盛，倒也并不把全忠放在眼里，他与亲将们见全忠不足为意，便纵酒豪饮起来，克用乘酒使气，说话间对全忠不无讥讽侮辱之语。全忠气在心里，表面却不动声色。
这顿酒一直吃到日暮时分，克用来人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全忠派将领杨彦洪先用捆绑在一起的旧战车作为路障堵住去路，然后发兵包围了上源驿。先将哨兵斩杀，接着亮出兵刃，高声呐喊，冲向驿中。
克用的十几个亲兵首先被呼声惊起，奋身而上，与冲到门口的偷袭者格斗。房中，克用尚在梦中，对发生的事浑然不知。其侍从郭景铢发觉有变，急忙把克用推到床下，用凉水浇到他的脸上，克用这才睁开眼睛，苏醒过来。克用不愧为久经沙场的勇士，马上就反应过来，来不及抹净脸上的水，站起来就张弓拔箭，与亲兵薛志勤对门外射击，一下就射死数十人。
也是克用命不该绝。恰在此时，突然天色有变，雷电大作，大雨倾盆而下，浇灭了来犯者手中的火把，四周晦冥一片。薛志勤扶着克用带着身边的几个亲兵翻墙而出，乘着电光突围。数人且战且退，杀开一条血路，最后登上汴州南门，缒城而下，奔回营中。在这次事变中，只有克用等数人幸存，有三百多人不及逃出．皆被全忠兵所杀。
克用逃回营中，本拟起兵报复，被其妻刘氏劝止，只是移书责难全忠。克用虽然暂未报复，但从此与全忠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二人在大唐帝国的最后二十年里，相与争斗不息，共同书写了一段兵戈纷纭、天下大乱的历史。
第七章 崩溃崩溃（6）
五
乱臣贼子最后成其霸业，大致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借多事之秋壮大实力；第二步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第三步则是铲除异己；第四步是最终僭取帝位。
王重荣据蒲、陕，李昌符据凤翔，诸葛爽据河阳、洛阳，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高骈据淮南八州，其余如邢、洺、郓、齐、曹、濮、淄、青、宣、歙以及浙东诸州，无不由方镇擅据。各地均不听朝令，更无论贡赋，而两河及江淮的赋税早已断绝，国家已处在生死的边缘。以上的人中，肯定有一位其事竟成，只是现在仍不知是哪一个而已。
在朝廷方面，田令孜已成为南北司实际上的首领，自然也是天子的代表。可僖宗回到长安时，中央政府已经几乎是手无寸铁，只有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五六万禁军，还在支撑着名存实亡的天子。可是这些人也要吃饭领饷，单是京畿的赋税，养活朝廷南北司官属尚且不充，又怎么能再有余额分一杯羹？田令孜要恢复朝廷和天子权威，重新建立强大的禁军，已是不大可能。
田令孜苦寻良策，想到了安邑、解县两个盐池的盐利，这是目前朝廷惟一能够伸手的经济来源。可两地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专有，令孜要想收回两池，就得拿王重荣开刀。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四月，令孜宣布受命兼任两池盐利使，下令收其利以赡禁军。王重荣上章论诉，表示不能同意。五月，令孜调重荣为泰宁节度使，重荣拒不赴任，上表朝廷大骂令孜。令孜于是交结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之对抗。其时，许、蔡的秦宗权已公开反叛，僭称皇帝，田令孜在此关头又开事端，麻烦是一天比一天大。
十月，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克用正气愤朝廷不肯将朱全忠治罪，见有机会发泄怨气，求之不得，立即招兵买马，聚结诸胡，准备参战。但克用的目标仍是朱全忠，他对王重荣说：“待我先灭全忠，再回扫鼠辈。”重荣慌忙回书道：“待公得胜班师，我早成俘虏。不如先清君侧之恶田令孜，再擒全忠。”克用想想有理，决定先攻朱玫、李昌符。因为他知道这两人与朱全忠关系匪浅，都是仇恨自己的人，先扫除外围，也很有利。
这一场争斗是李克用取得胜利。十二月，克用与重荣两军逼近长安，田令孜只得挟天子落荒而逃，奔往凤翔。僖宗在不到十年的工夫里两次出逃，在帝国的历史上是头一回。事变后朱玫、李昌符都倒向克用，而克用意在全忠，无心再战，自率兵回镇。王重荣、朱玫、李昌符则上表皇帝，以诛田令孜作为回驾长安的条件。在强大压力下，田令孜终于失势，让位给另一位宦官杨复恭。而朱玫竟和不少痛恨田令孜的朝官在长安改立皇帝，给自己招来反对力量，结果丢掉了性命。朱玫的失败证明，不按一定的步骤就想成事，确是不大可能的。
僖宗流亡又接近两年。在此期间，朱玫被其部将王行瑜所杀，王重荣亦被部将常行儒所杀，常行儒又被重荣之弟王重盈杀掉。神策军将李茂贞在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八月也成功地消灭了李昌符，三位杀人者都取而代之，分别成为新的藩镇之首。除了克用以外，靠近中央的几个藩镇由于和权力离得太近，处在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中，谁也无法独领风骚。而朱全忠却凭据汴州扼制四方的地利，正慢慢地积聚着力量。看来还是他眼光远大，是真正懂得“霸业”诀窍的人。
公元888年初，僖宗还京，改元“文德”。不久，皇上旧病发作，不治身亡。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皇帝在享尽了富贵也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后，年仅二十七岁，就告别了人世。僖宗在位的这十四年，是帝国灾难深重的十四年，也是李家天下开始崩溃的时代。天不假寿，也许是件幸事，因为地下的僖宗应该知道，祖宗基业没有在他手上结束，还算是他的造化。接下来的继任者，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当年的懿宗有七位皇子，僖宗皇帝排行第五，但他的四位兄长早在他登基之初就被宦官刘行深、韩文约弑杀，所以现在只剩下皇弟吉王李保和寿王李杰。按照礼制，自应是年长者继嗣，所以朝廷上下都欲立吉王。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僖宗病危，群臣便欲请吉王监国，但当权的宦官，十军观察使杨复恭却另有打算：他要立寿王李杰。
无论再怎么说不过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眼下只有杨复恭说了算。宦官们对地方藩镇也许并无计策，但对天子废立是有绝对的权威的，前几朝的事实对此早就下了结论了，用不着谁来表示不同意见。于是寿王李杰被立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僖宗亡故后，寿王即位，改名“晔”，时年二十二岁。这就是历史上的“昭宗”。
想不到的是，杨复恭却歪打正着，给垂死的帝国立了一位英明贤达的天子。新帝虽然也只有二十二岁，但据说他体貌明粹，好文学、重儒术，尊礼大臣，追想前贤，尤其具有恢复祖辈旧业的豪迈志气。即位之后，果然让大家感觉到此言不虚，一时朝廷内外，称颂不已。
这是懿、僖两帝给人的感觉太坏了，所以一旦有品行稍佳的天子出世，有了一个对比，人们便很容易为内中的情绪所感动。他们也不想一想，在如今的现状下，即使尧、舜再世，又当如何？！
昭宗胜于两位先帝之处在于他还知道要尽一些天子的责任。事到如今，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很明显：一是清明朝政，翦除宦官；二是振作威令，消灭割据。昭宗是明白这一点的。他的英明在此，可他的失败也在于此。
为什么？在特定的危急时势下，假如一个人简简单单地随意做来，哪怕是浑浑噩噩地无所措施，相反倒能够平和局面，因为事情既按照它本身的趋势而发展，则必然会耗尽内力，分化消弭，归于结束。若是自认聪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倒是会激化冲突并带来新的问题。就像一个弥留之人，尽管病入膏肓，可自身仍有抵抗力存在，若以不病视之，未必就不能让其生命力自行焕发而恢复生机。强作解人，以为阵痛之后必有大愈，反而有可能让阵痛危及生命。先圣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正是这么个道理。目前的危局，已成一触即发之态，昭宗不思进取还好，一思动作，便将葬送帝国。
可是，昭宗是个有志向的天子，和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帝王一样，一生所求，就是青史留名，他不可能不思振作。大顺这是昭宗的第二个年号元年（公元890年）五月，皇上在藩镇朱全忠（时为宣武节度使）、赫连铎（时为云州防御使）、李匡范（时为卢龙节度使）的倡议下和宰相张濬、孔纬的附和中下诏讨伐李克用，走出了第一步。
李克用是该讨伐，因为他势力最强也最不安分，不断侵犯邻镇，扩张领地。正好时下也有个机会：几个月前他刚刚损失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但关键在于，讨伐克用会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换句话说，会不会给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前一个疑虑是很正常的，克用是最强的藩镇，以现在朝廷的力量首先去碰最硬的石头，必然是得不偿失；而后一种担心就更容易产生了，朱全忠等人是最有可能从讨伐克用的行动中大捞一票的，凡是真正的明白人，都一眼可以看出背后的隐患。难道皇上就看不出吗？
昭宗确实有点困惑。在朝议上天子就说：“克用有复兴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人将怎么说我？”
大多数朝官更是以为不可，杨复恭也表示反对。虽然他的动机倒也并非在此，而是出于和克用的私交，但他的一句话却颇能代表大家的观点，就是：“宗庙甫安，不宜更造兵端。”
可当朝宰相张濬、孔纬却坚决赞成。张濬说：“机会千载难逢！今日失之，后悔莫及！”孔纬说：“讨平克用，万世之利！”张濬又拍胸脯：“陛下付臣兵权，克用旬月可平！”孔纬便跟着说大话：“馈运、犒赏之费，支持两年绝无问题！”当今的天子是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