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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否认，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将加以证实。〃我必须把我说的话写下来：
根据德国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数字，从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账目开支是：1933年接近五十亿马克；
1934年接近八十亿马克；1935年接近一百一十亿马克总共二百四十亿马克，大约二十亿镑。请看这些数字，三年中的比数是五、八、十一。这些数字很准确地给你提供充分发展军火生产所常有的支出累进情况。
我特别地向财政大臣提出质问：
他是否知道，德国直接和间接用于战备的开支，包括建造战略性的公路在内，在1935日历年度也许已达到八亿镑，而这个开支比率是否在本年度仍然如此。
张伯伦先生答：政府未获德国官方数字，但是根据政府所获得的情报，我看没有理由认为我尊敬的朋友在提问时所提出的数字不论适用于哪一年都必定说得过分，虽然他自己也会同意，在这里面不免含有猜测的成分。
我把十亿镑改为八亿镑，目的是为了给我的秘密情报作掩护，而且也为了说得稳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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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几种方法力图将英德两国军备情况的对比弄出个水落石出的结果。我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要求进行辩论，但是被拒绝了。说是〃会引起一场虚惊〃。没有多少人支持我。所有的秘密会议都是不受报界欢迎的。后来，在1936年7月20日，我问首相是否愿意接见由枢密院顾问官以及几个将向他提供他们所知道的事实的人所组成的代表团。索尔兹伯里勋爵请求上院也组织类似的代表团一同去见首相。首相同意了。
我亲自向艾德礼先生和辛克莱爵士提出请求，但工党和自由党都不愿派出代表参加。于是，在7月28日，鲍德温先生、哈利法克斯勋爵和英斯基普爵士在下院的首相办公室里接见我们。和我一起的有如下几位保守党议员和无党派知名人士。
奥斯汀·张伯伦给我们作介绍。
代表团
下院上院
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索尔兹伯里侯爵
丘吉尔先生菲查伦子爵
罗伯特·霍恩爵士特伦查德子爵
艾默里先生劳埃德勋爵
约翰·吉尔摩爵士米尔恩勋爵
格斯特上尉
罗杰·凯斯海军上将
温特顿伯爵
亨利·克罗夫特爵士
爱德华·格里格爵士
沃尔默子爵
穆尔布拉巴宗中校
休·奥尼尔爵士
这是一件大事。我想，在英国政治生活中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一群杰出的人，没有私心，终身致力于国家大事；他们代表着不可忽视的来自保守党的有分量的意见。如果工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反对党的领导人也和我们一起参加，恐怕就会形成一种紧张的政治形势，以迫使政府采取补救措施。晋见首相连续两天，每天三四个小时，我经意说鲍德温先生是一个善于听取意见的人，他的确以极大的兴趣和注意来倾听。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参谋人员。第一天，我用了一小时十五分进行发言，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其中有几段放在附录（4）中。
我在结尾中说：
第一，我们现在正处在我国历史上最危险和最紧急的时期。第二，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唯一的希望就是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起来，此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如果英国舰队和法国陆军联合起来，加上两国的联合空军在靠近法比边界后面的地方进行飞行活动，还加上英法两国所显示的一切力量，这就可以形成使我们获得拯救的威慑力量。这无论如何就是最好的希望。详细地说，我们必须排除一切障碍来增强我们的实力。要防备一切可能的危险是办不到的。我们必须把力量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而在别的事情上吃点亏……说到更具体的建议，我们必须优先发展我们的空军。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的优秀青年培养为飞行员。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用各种办法来鼓励他们，不管采用什么诱导方法。我们必须简化和加速飞机的制造，以最大的规模来进行，并且毫不犹豫地同美国或别的国家订立合同，尽量购买各种飞机原料和设备。我们正处在危险之中，这个危险是我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即使在潜艇战的高潮时（1917年）也没有遇到过。
我忧心忡忡地想：·光·阴·似·箭。·如·果·我·们·长·久·不·去·整·顿·我·们·的·防·务，·我·们·就·可·能·受·强·敌·阻·止，·不·许·我·们·完·成·这·项·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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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大臣不能出席，使我们大失所望。鲍德温先生的健康状况显然越来越不好，谁都知道他不久就要退休。谁是他的继承人，大家都心中有数。真不巧，内维尔·张伯伦正享受他所应得的休假而没有出席，因而没有机会直接听取保守党议员所提供的事实。在这个代表团中有他的哥哥和他的许多可贵的朋友。
大臣们对我们提出的重要意见，看来是加以认真考虑的，但直到1936年11月23日议会休会之后，鲍德温先生才邀请我们所有的人去听取一个经过充分考虑的关于整个局势的报告。英斯基普爵士提出了一个坦率而又漂亮的报告；他对我国所遇到的严重形势并不加以掩饰。但是在实质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估计，特别是我所说的话，对前途未免过于悲观；说政府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他们的确如此）来补救，但是目前情况还没有使政府有采取紧急措施的必要；采取紧急措施势必打乱我国工业，造成普遍恐慌，显露所存在的缺点；
而在这些限度之内，一切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在进行了。对于他这番话，奥斯汀·张伯伦提出我们的普遍想法：我们的焦虑并没有因此而解除，我们不能表示满意。于是我们就告辞了。
我并不认为在这个时候，即在1936年底，形势能得到补救。但是，如果我们努力奋斗，无论如何可以而且应该做出更多得多的工作。这些努力的表现和事实，即使不会对希特勒有所影响，也将对德国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然而，最重要的事实仍然是：德国在空军实力方面已走在我们的前面，在整个军火生产领域内也超过我们，即使考虑到我们在陆军上的需要比较少，考虑到我们可以依靠法国和法国的陆军和空军，我们还是落后的。我们已无力使我们的空军超过希特勒或重获空中均势。现在谁都无法阻止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了。我们可以通过超乎寻常的、打破常规的努力来改善我们的处境。但我们不能作根本的改变。
这些令人忧虑的结论，政府对此并没有给予认真的反驳；
这无疑对他们的对外政策发生影响。如果我们要对张伯伦先生受任首相后在慕尼黑危机之前和危机当中所作出的决定给予正确的评论，就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结论。这时我只是一个普通议员，我不担负任何官职，我竭力激励政府，使之作出热烈的超乎寻常的努力，积极进行战备，即使引起全世界的惊恐也在所不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无疑要把事情说得更严重些。我强调我们落后了两年，而在1938年10月我又提出要同希特勒决战，这很可能被认为前后矛盾。但我仍然认为，我用尽一切方法来敦促政府还是应该的，而在1938年，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如果那时我们对希特勒开战，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比1939年我们终于不得不开战更为有利。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有较详尽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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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内维尔·张伯伦不久就继鲍德温就任首相，而我们的叙述也必须进入1938年。斯温登勋爵是一位极其精明能干的空军大臣，长期以来，他在内阁有很大的势力，可以获得必要的资金和便利。人们对我国防空的忧虑不断增长，到五月份达到了高潮。斯温登勋爵虽然对空军的扩充和改进做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工作，但并不能够很快就见功效，而且，政府的整个政策在任何方面都缺乏魄力和紧急措施。我仍然忙于研究我国空军建军计划的情况。支持我的人与日俱增。那时斯温登做错了一件事：他接受了爵位而成为上院议员。这样他就不能在下院为他自己和他的空军部进行辩护了。从前排的政府席所选出来的发言人不能平息日益高涨的惊恐和不满的浪潮。在一次不幸的辩论之后，空军大臣必须是下院议员已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一天上午（5月12日）在防空研究委员会中，我们所有的人科学家、政治家和官员们，正忙于研究各项技术问题，那时空军大臣接到一个通知，请他到唐宁街去。他要我们继续讨论，自己立刻就走了。此后他再也不回来了。张伯伦先生把他免职了。
跟着在25日举行的激烈辩论中，我力图把这位去职的大臣所具备的能力和所作出的努力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区别开来：
最近发生的事情已影响到政府历次声明的信誉。关于我国空军的形势问题，下院被蒙骗了，首相本人也被蒙骗了。他显然是一直上当到底的。请看他在三月份发表的声明，那时他说到我们的军备：
〃看到英国正在建立的这种巨大的、几乎是惊人的实力，就对世界舆论产生一种镇静的和稳定的作用。〃
我时常对下院提出警告，我们的空军计划已落在别国的后面了，但我从来没有攻击斯温登勋爵。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一个该受责备的人当然更不是唯一该受责备的人。批评政府的人往往在被迫辞职的大臣身上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美德，但我也许可以引用我在三个月以前所说的话：〃把我们的缺点归咎任何一个大臣，或者归咎斯温登勋爵，那是不公平的。他确实是一个极其能干并且全心全意为扩充我们的空军实力而竭尽全力工作的人；如果没有时间表的限制，如果没有别的地方的情况对比，那么他所取得的成绩就是很辉煌的了……〃
政府未能实现对我们所作的诺言，这个严峻的责任应该由最近五年以来，即从德国公然热烈重整军备之日起，统治和领导着这个岛国的那些人来负。我绝不会和别人一起对斯温登勋爵穷诘极究。今天我高兴地听到首相称赞他。他理应获得我们的同情。他曾获得首相的信任和友谊，他曾获得议会巨大多数的支持；但现在他却在我认为扩充空军过程中最不幸的时期中被迫离职。在几个月之后，我们可能生产出相当多的飞机，但还要他对他在这段对他来说特别不幸的时期的记录负责。几天前我读到伟大的马尔巴罗公爵的一封信，他在那封信里写道：〃战斗正酣易主，这将是致命的打击。〃
我把话题转到我们的防务上：
现在我们正处在公开声言扩军的第三年。如果一切都进行得很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缺点呢？例如，为什么警卫队在操练时不用机关枪而用手旗呢？为什么我们小小的本土防卫队还那么不健全呢？所有这些是不是按照计划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