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卡纳里斯象个父亲，牵挂着这个年纪比他小的人，极力劝他服用他自己经常服用的药片。舍伦贝格呢？一九四四年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失败后，奉命逮捕卡纳里斯的就是他。
与此同时，他在纳粹统治集团内加强自己的地位。约斯特的遭遇总是隐隐呈现在他的面前。但是出现的一种新形势使舍伦贝格的日子要好过一些。海德里希上任几个月以后，设法使自己被任命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代理总督。他处理外国情报的时间减少了，他本来就对这方面不是特别感兴趣，因此他把越来越多的工作交给舍伦贝格。海德里希的新职位，还使他能直接接触希特勒。他可以把点点滴滴的情报亲自交给元首。这本当是海德里希的上司希姆莱份内的事，希姆莱因此感到很不高兴。舍伦贝格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故意讨好希姆莱，帮助希姆莱恢复失去的影响：他将自己的外国情报不是送给经常呆在布拉格的海德里希，而是送给希姆莱。这个办法很成功。他赢得了帝国元首的信任，他从来没有丧失这个信任。
舍伦贝格卓有成效地取得和保持了权利。不过第三帝国精通这种奸诈游戏的，还数海德里希。在希特勒手下那些杀气腾腾的部长中，没有一个象他那样残酷无情地、死心塌地地去掌握这种权术。党卫队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火上加油，帮助党卫队，使它扩充为国家的最有权势的机构，这个机构比其他任何机构更好地体现出了希特勒的德国的独特形象。如果说其他德国领导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致力于赢取战争的胜利，那么海德里希却只把他的全副精力放在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冲突方面：帝国内部的权力斗争。
他四面出击，尤其是对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他向希姆莱和希特勒指出，有新的迹象表明谍报局和卡纳里斯同反对派同流合污。谍报局中了他的圈套，摔了胶。德国在英吉利海峡布伦瓦尔设立了一个雷达站，英国袭击了这个雷达站，使德国丧失了拥有新式机密雷达的优势。这一事件发生后，希特勒大发雷霆，斥责卡纳里斯没有及时提供有关英国雷达的情报。他要求希姆莱提供一部分，但海德里希也没有这方面的情报，这使党卫队当时不能继续保持它的优势。尽管如此，海德里希利用这些事件，以及党卫队保安处和谍报局之间继续不断的磨擦来搞垮卡纳里斯。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达成的一项协议中，海德里希获益很多，让步很少。三个月之后，当他差不多要达到目标的时候，他一命呜呼，被捷克民族主义者暗杀了。
在希姆莱除了担任其他职务外，还亲自主管德国保安总局的半年中，对谍报局的威逼放松了。接着希姆莱任命恩斯特·卡尔腾布龙纳担任保安总局局长，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正式就任。卡尔腾布龙纳最初采取的行动中，有一件就是在二月二十四日将舍伦贝格从六司代司长提升为司长。由于巩固了实力，卡尔腾布龙纳恢复了海德里希对谍报局发动的进攻。谍报局同样中了他的圈套。
谍报局的两名官员由于进行非法货币交易被逮捕。盖世太保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倾向反对势力，这两个人——卡纳里斯的参谋长奥斯特上校和谍报局的另一名成员汉斯·冯·多南伊——被迫辞职。谍报局在土耳其和梵蒂冈进行和平试探的消息，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一九四四年一月，盖世太保说卡纳里斯部门的一名军官是反对派集团的一分子，把他逮起来了。盖世太保获悉，谍报局外国组织的一位官员和谍报局三处的一名军官提醒这个集团说，研究部在窃听这个集团的电话。要不是谍报局在预报敌人的行动时屡次遭到失败，上述背叛活动本来是可以容忍的。同盟国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使德国人完全感到意外。北非、西西里，安齐奥——谍报局没有预料到同盟国军队在这些地方登陆，大大损害了它的声誉。而党卫队保安处却洋洋得意：它拍摄了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秘密文件，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间谍活动的最大一次成功。
党卫队保安处需要同谍报局决裂，这种决裂在快到一九四四年年底的时候发生了。谍报局伊斯坦布尔谍报站成员埃里希·弗尔梅伦博士，是反对纳粹政权的，他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比他大十三岁，他接收了妻子的极大影响，叛逃到英国人那儿去了。二月十日，英国正式向新闻界证实了这件事。
希特勒肺都气炸了。两天之后，他签署了一道命令，取消了谍报局这个独立机构，将它附属于德国保安总局，纳粹头子们想完全控制对外情报机构，现在元首授予他们这种梦寐以求的控制权。这道命令如下：高级军官绝密军事文件：只供军官传阅：元首大本营：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二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1 ／44号： 高级军官绝密军事文件。
共二份：第一份：我命令：一、成立一个统一的德国谍报机构。
二，我授权党卫队（希姆莱）指挥这个谍报机构。
三、军事情报和反情报机构因此会受到影响，党卫队首脑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互相磋商采取必要措施。
签字；阿道夫·希特勒。
六天以后，卡纳里斯被撤消了担任了九年的职务。谍报局一处处长汉森上校负责谍报局的解散工作，同时继续领导谍报局一处。三月初在措森开始举行谈判，讨论如何将谍报局并入德国保安总局。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办公室主任奥古斯特·温特尔将军代表凯特尔，协助他的是汉森和谍报局二处处长和三处处长。代表德国保安总局方面的是卡尔腾布龙纳、舍伦贝格和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米勒，盖世太保将把谍报局三处（反情报处）并进去。
马上出现了困难。还没有谍报局一处四分之一大的德国保安总局六司，面临着一只老虎想吞掉一只大象的同样问题。卡尔腾布龙纳认为谍报局一处应该立即解散，完全并入保安总局六司；舍伦贝格和汉森希望他能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暂时存在—个时期。谍报局的许多工作人员是军官和土兵。
他们会失去军人的地位吗？谍报局前线单位同作战部队密切接触，机构的转换会妨碍它们的工作吗？就上述具体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花了好几个月。
五年中旬，谈判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希姆莱和凯特尔将德国保安总局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的成员召集到萨尔茨堡米拉贝尔城堡开了两天会，让他们适应将要发生的情况。出席会议的军官和官员，保安总局的有三百名，谍报局的约有四百名。会议的高潮是谈判的胜利者希姆莱两个半小时的讲话。
希姆莱首先回顾了历史，赞扬了情报机构，雅利安人要想征服远至印度的大片领土，就必须要有这样的机构。他说，俄国现在拥有仅次于英国的强大的情报机构。 “德国的情报机构，却同我们的不幸的、分裂的、老是自我破坏的德国历史和我们的历史前进步伐一样，显得非常可怜。”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十年代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时代在变化。
“请注意‘谍报局’这个词！它是根据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时的形势取的名的……因为当时我们正在保卫自己……将来呢，那就绝不是我们的座右铭了……根据元首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二日的命令，一个适应强大的第三帝国、适应今天战争的巨大要求、适应未来德意志一欧洲伟大和平使命的统一的庞大的情报机构，即将建立起来。”
希姆莱重申了情报机构“必须建立在同一种族、同一血统的民族基础之上”的理论，然后对出席大会的专家们提出了“我对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的期望”。最要紧的不是如实报告情况，“而是要无条件地忠于元首……。”他还希望“无条件地服从……结成同志关系……绝对准确……报告清楚……坚信德国的力量和德国最终会取得胜利。”讲话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向他们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建议：对特务说话要算数。他说： “说话算数，我们就会拥有最可靠的支持者，甚至能在有色人种和劣等民族中找到支持者。”
希姆莱如此这般地强调了他的新的情报机构将要建立在坚定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然后公布了他同凯特尔在五月十四日签订的协议。协议写了四页单行打字纸。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命令谍报局一处和二处组成军事部，军事部“逐步并入”保安总局六司“是可以预见得到的，而且要为此作好系统的准备”。合并的最后限期将由凯特尔确定。谍报局在德国、德占区和中立国家的谍报站同样归党卫队保安处领导。但谍报局的前线单位仍然属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由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情报官具体领导。军人仍然是武装部队的成员，但文职人员转归党卫队保安处。谍报局的预算转入保安总局。
一个星期以后，卡尔腾布龙纳公布了谍报局实际并入保
安总局的详细规定。第一条就判了七十八年前成立的德国军事谍报机构的死期。这一条命令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从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起解散”。这一条重申了下述规定：谍报局一处和二处组成军事部，舍伦贝格将逐步把它并入保安总局六司。谍报局下属谍报站改名为指挥报告区，前面加上指挥部所在地城市的名字。党卫队地区监察官和指挥官监督它们。情报渠道建立起来了。一般性报告送给卡尔腾布龙纳；单独的军事报告像以前那样直接送给军事指挥部，同时复印一份交给卡尔腾布龙纳。这两种报告都要经过舍伦贝格。
汉森担任军事部部长。但是他任职还不到两个月，就被当作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谋杀希特勒的密谋者而被捕。舍伦贝格接替他担任军事部部长。
这个新部门的主要机构是Ｂ处和ｃ处，Ｂ处主管西方，约有五十人，Ｃ处主管东方。每个处划分为几个情报收集组和情报估价组。军事部Ｂ处有四个情报收集组。每个组主管一个地区，比如，二组通过科隆指挥报告区和威斯巴登指挥报告区收集法国和比利时的情报。Ｂ处的情报估价组又划分为陆军、海军和空军情报小组。它整理收到的情报，挑选有用的，扔掉无用的，然后送给各军事指挥部。它还接受军事指挥部提出的情报要求，把它们转达给情报收集组。军事部各单位负责人来自谍报局。比如，ｃ处由维尔纳·奥勒茨中校领导。Ｂ处处长则由保安总局Ｂ组（西欧组）组长、能干的欧根·施泰姆尔担任，他同时兼任原职。军事部其他处有；Ａ处，负责组织、计划、人事和训练；Ｄ处负责破坏和颠覆（原来的谍报局二处）；Ｅ处负责无线电通讯（原来的谍报局一处ｉ组）；Ｇ处负责隐显墨水和伪造证件（原来的谍报局一处Ｇ组）。
半年以后，这个新组织成立了。纳粹党最后征服了军事情报机构。根据希姆莱一凯特尔协议的补充规定，原来仍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指挥的谍报局前线谍报单位，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并入军事部，组成军事部Ｆ处。同一天，格奥尔格·邦特罗克上校就任Ｆ处处长，负责前线侦察，他是一位身材修长的青年参谋军官，具有在东线工作的丰富经验。
这个新机构是一个完整的指挥系统，上有总理、纳粹党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