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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处的特务进行通讯联系，并且监督德国保安总局的小小的通讯情报机构。在大约一年之内，瑙约克斯使这个机构的工作进行得非常好，以致他虽然名义上仍然是这个机构的领导人，海德旦希却让他脱身出来去干别的鬼把戏；制造波兰袭击一个德国无线电台的事件，为希特勒进攻波兰提供借口，帮助舍伦贝格在文洛绑架英国情报机关的军官；建立一所妓院，名叫“小猫沙龙”，在里面装上窃听器，窃听外交官嫖客的秘密。
德国保安总局成立后，他的单位变成六司Ｂ处，后来改为六司Ｐ处。但是一九四一年初，瑙约克斯接受了约斯特调他去海牙的建议，因为有一次海德里希逛妓院，瑙约克斯忘了关掉磁带录音机，惹得海德里希不高兴；瑙约克斯又不喜欢舍伦贝格，因为有各种迹象表明，舍伦贝格将成为他的顶头上司。接替瑙约克斯的是舍伦贝格的老搭挡瓦尔特·劳夫，他是党卫队中校，曾经参加海德里希试图说服舍伦贝格的第一个妻子走掉的活动。他担任这个新职务显然是暂时的，因为他保留了德国保安总局二司Ｄ处处长的职务。二司Ｄ处处理整个德国保安总局的技术问题，并且设计了一种大篷车，用这种车把犹太人和其他人运往大坟坑，在途中用车里排出的毒气把他们熏死。事实上，只不过一年多一点，劳夫就离开柏林去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在突尼斯和意大利兜捕犹太人。三十四岁的党卫队少校赫尔曼·德尔纳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接替他的职务，自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他除了战争初期有九个月在党卫队骷髅师指挥一个工兵排以外，一直在希姆莱身边工作。舍伦贝格认为他在工作中富于想象力，而且很努力。但是他根本当不了头头，一年半以后，他被调到前线党卫队的一个军里担任情报参谋。德国保安总局六司Ｐ处三组（破坏小组）组长、党卫队少校鲁道夫·拉西格担任这个机构的代理负责人。
这些选择和调动，也许说明了党卫队保安处间谍活动的琐碎之处，并没有怎么影响这个机构，一半是因为这个机构的各个小组相当各自为政，而且看上去都工作得很好；一半是因为瑙约克斯原来的主要帮手一直在为这个机构服务，这个助手能力强，经验多，各个小组的工作都能胜任。他就是伯恩哈德。克吕格尔，当过锁匠，有好几年曾为党卫队保安处管理一个无线电台。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他临时负责伪造文件的小组，即六司Ｆ处四组。
六司Ｆ处四组和谍报局一处Ｇ组的工作都包括如下两个方面：设法弄到具体的文件或证件，把它们印出来填好。文件、证件的来源基本上有三种。最理想的是空白原件。一九四零年左右，安特卫普美国领事馆里一个亲德国的秘书，把大量美国空白护照交给谍报局的一个军官，这个军官把它们交给柏林。捣毁敌军司令部时可以缴获空白原件。但是它们一般很难弄到手，就是弄到手，数量也有限。第二种是已经填写过的原件。在俄国前线，这样的原件大多数来自战俘；在其他地方，则靠偷窃，或者从死者和被送进集中营的人的身上搜取。这样证件的好处是，它们是真实的，上面有持证人以前真正旅行时所盖的真正图章。它们的不足之处在于，为了适于特务使用而对证件所作的篡改，总是经不起仔细检查。
多数国家是用一种特殊方法往护照上贴相片的，取下原相片就会暴露破绽。证件上使用的墨水深深浸入纸里，如果用物理或化学方法涂掉墨迹，肯定会留下痕迹。由于这种经过篡改的证件不可靠，多半只能供给那些和大多数旅游者一样，只要把护照亮一亮就能通过的特务使用。
第三种文件或证件是仿造的。它不存在篡改和数量有限的问题。但是仿造这样的证件需要很长时间，也很麻烦。红军的文件和证件仿造起来可能没有多大问题，可是护照呢，由于纸上有特殊水印图案，封面是一层层压起来的，有时护照上还有秘密标记，因而仿造起来非常困难。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都有专用纸张。柏林东北约二十英里有一个名叫斯佩希陶森的小镇，镇上有一个造纸厂，党卫队保安处有一小撮人在那里用大缸煮纸浆。当弄护照封面的纤维涂层发生困难时，党卫队保安处也询问外界研究实验室。由于这一切工作有可能因为一个国家更换护照而成为徒劳，这两个间谍机构只为极少数特别重要和可靠的特务伪造这样的证件。比如，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柏林只给谍报局布拉格站伪造了两份护照，一份是保加利亚的，一份是土耳其的。
证件纸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是印进纸里的复杂的背景花饰和压印在封面上的金色印记。谍报局有二十名雕刻师和美术师来复制这些东西。但是证件上的内容同样重要。
印在证件上的表格和盖在上面的橡皮图章，都要同敌国当时所用的完全一致。证件号码不能超过当时的编码范围。
为了确保这一点，谍报局一处Ｇ组在该局各分站设有下属对口单位，专门拍摄外国护照和其他重要文件，然后把照片寄回，并且注明墨水和纸张的颜色。六司Ｆ处还让党卫队保安处各分站拍摄警察从旅馆旅客登记处收集到的护照和身份证。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的车间复制橡皮图章和颜色合适的染印台。谍报局一处Ｇ组有上千个图章，有的用来复制外国签证，有的是各边界过境站和其他有关当局使用的图章。
填写证件上所列各项内容，会遇到许多麻烦，填写不当，就意味着特务的死亡。填写时自然要用“发证”国家的术语。在伪造的美国或英国护照上，绝不能写某某特务的身高一百七十二厘米。因此，谍报局一处Ｇ组在各分站用来申请某种证件的表格上，特别指明要用那个国家的语言填写有关这个特务的每项情况。由于崭新的护照会引起过多的怀疑，谍报局一处Ｇ组就在护照上盖上许多图章。它必须谨慎地计划这些想象中的旅行，大部分路线是根据一份间谍头头必须填写的四页长的问题单上所提供的情况制订的。它不能填写一条不能通行的路线，比如，不能在护照上表明通过了在盖章日期已经关闭了的某个国境站。它不能在护照上没有签证盖章的情况下，填上已进入一个需要签证盖章的国家。
当事情太困难时，谍报局一处Ｇ组就故意把印章盖得乱七八糟，或者把印章盖重，使其模糊不清。
它的最大问题是要不断提供特务们所需的庞杂得无法想象的各种文件和证件。文件、证件是现代文明的祸根，战时繁杂的手续越来越多，象供应本这样的新证件不断应时而生，即使是合法的持有者也感到是个负担。谍报局一处Ｇ组和德国保安总局六司Ｆ处四组的任务不知加重了多少，它们不得不为每个特务准备多达十种证件。谍报局一处Ｇ组保存了一百四十六种伪造的红军证件，只要列举其中一部分，就能说明这个任务的艰巨性；俄文护照（只用俄文填写，没有编号），俄文一乌克兰文护照（有编号），俄文一乌克兰文护照（没有编号），军事驾驶员执照，医院出院证明，高加索地区交出的通行证的收据，共产党党证，国防工业部门的工人的缓役证明书，铁路工人缓役证明书，装甲部队装备管理总局、南部方面军作战部以及列宁格勒方面军政治部的信笺上端所印的字样，普通通行证（用的是普通纸和薄纸），沃罗涅日前线飞行员通行证（用的是黄纸和白纸），受奖证明书（战时颁发的），一张列斯吉涅尔和一张阿瓦尔的出生证，六种医院出院证明（普通的，白色小的，白色中等大的，棕色大的，又长又大又白的，阿尔汉格尔海军医院的），以及不下于十六种军官身份证（不能同四种军官个人身份证混淆起来）。
在许多情况下，谍报局一处Ｇ组和保安总局六司Ｆ处四组对这方面的工作是胜任的。六司Ｆ处四组为了检验一种已经用紫外线检验过的新的伪造护照，命令一位年轻土兵持这种护照进入瑞士。然后它提醒瑞土人，说有一个间谍可能打从那里通过。边防哨兵极其仔细地检查了这个青年土兵的护照和其他身份证，然后放他走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的一个特务携带着证明他是苏军上尉的假证件，奉命到一所空军学校上学。他在学校里呆了好几个月，一直向上级报告他所学习的东西。另外一个特务本来就是教师，一副病容，发给他的假证件说他不适于当兵，他是教师。他利用这些证件，在俄国中部的一所学校找到了工作，在那儿对红军进行间谍活动。
为了适应当地的需要，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各分站设有自己的伪造文件的小型机构。从一九四二年六月起，各集团军群的情报参谋已设有这样的小型机构。通常他们只不过填写已经准备好了的空白证件。中部集团军群每月大约颁发五百个证件。战争期间，德国一共颁发了四十多万个假证件。
因此，伪造者有时忽略了某个细节就不足为怪了。有时俄国人发现了差错。编号在3 ，800 ，000 号以上的伪造的党证，留了一个空白填写党员交纳党费的年月日期，而真正的苏联党证上却印有这种年份日期。在另外伪造的党证上，“Ｃｈｌｅｎｓｋｉ' ’（成员）这个单词中的ｉ上面点了两点，本来只有一点。某些伪造的印章用的是紫色墨水，而真正用的是黑墨水。德国的橡皮印章一般比俄国的线条分明而且颜色深。
德国人用镀铬金属线装订证件，不留铁锈痕迹，这与俄国的装订不同。在为一个将去阿根廷的间谍准备身份证时，谍报局一处Ｇ组只在证件上面按上拇指印，而不是象应当做的那样用压印机压印上去，也没有填写照片的日期，而这本来被认为是身份证上重要的一项，在“Ｃｏｍｅｒｃｉａｎｔｅ〃 （商人）一词中多写了一个ｍ，纸上的水印图案很粗糙，而且位置太靠下。签证官员的头衔，应当是警察局长，却写成了警察总局局长，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机关。
德国人必须在假证件上填写假身份，或者说是“传奇式的经历”。有一个特务被空投到爱尔兰，他就是京特，许茨上士。他冒充他的学友汉斯·马施纳的身份，马施纳在战争开始后一直呆在德国。他用的是一个篡改得很合适的南非护照。这样的经历是特务容易记住的。另外一些同特务自己的阅历相差较远的经历，比较难以想象，也比较难记住。此外，他们在被捕时并不总是能轻易顶得住。俄国人对于那些有特嫌的人，对照他们自称来自那个地区的方言来检验他们的讲话。他们把那个地方的居民叫来帮忙，就那个地区的地形讯问这些嫌疑犯。在同种族的英国遇到的类似的困难，使谍报局放弃以真正的特务冒充商人的企图，而是吸收真正的商人来做特务工作。
为了使特务们的假经历更加令人相信，德国人向他们提供恰当的家属照片、信件、帐单、收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