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地方离汉森在巴尼特的住所只有一英里左右。他用无线电报告下列工厂被炸坏；标准电话电报有限公司，西勒姆实验所以及史密斯父子有限公司等等。几天之后，他到英国各地旅行，报告机场和工厂的情况。 “许多轰炸机配置在牛津地区，主要是在阿宾顿、本森和布莱兹诺顿。请进行侦察，”
他在电报中说。二月二十四日，他报告布莱兹诺顿机场的情况； “新发现一些特别大的土丘，用草盖着，大概是地下飞机库，约两百米长，七十五米宽。”这听起来有些奇怪；汉堡发现它绘制的大不列颠飞机场地图册第一百零四页上没有标出这些土丘。他第二天又报告：进一步观察了布莱兹诺顿机场。昨天报告的六个土丘实际上是地下飞机库。我亲眼看见两架无畏者式飞机如何被推进西北边的一个地下飞机库。这两架飞机上涂着Ｎ3446和Ｎ3479的标记。飞机库的确切位置如下：两个南北走向的飞机库位于布莱兹诺顿以西一百米、从布莱兹诺顿通往卡特顿的公路以北的地方；另外两个飞机库走向相同，但位于公路以南，离通往班普顿的公路有一白五十米。剩下的两个位于卡特顿以南一千八百米、公路以西三百五十米远的地方。通过观察发现高射炮阵地，一个位于卡特顿以东七百米，另一个位于卡特顿以南一百术。
汉森是个自由间谍，没有固定职业。三月，他旅行来到索尔兹伯里附近，调查飞机场，四月来到伦敦西面的远近郊区。有时候收到的他的报告里面，地名奇怪地拼错了，或许是发报时打错了，弄得谍报局的情报分析员气急败坏地翻着地图册和地名手册，寻找“Ｈｅａｔｈｒｏｎ ａｉｒｆｉｅｌｄ（希恩罗机场）”（应拼为Ｈｅａｔｈｒｏｗ）和〃 Ｒｏａｄｉｎｇ（雷丁）”（应拼为Ｒｅａｄｉｎｇ）。
汉森自作主张，大概使他们更加感到恼怒。他不时地宣布他在度假，因为他暂时不愿搞任何间谍活动。另外，汉森有时发牢骚，大概也惹得他们生气。
“你们对我的工作如何评价，从来就不让我知道。哪怕偶尔给我一点安慰也是好的，我毕竟是人。”
在英国，食品实行配给制，当他奉命报告面包贵不贵，好吃不好吃的时候，他反问道：“难道你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可问？这儿的面包照样好吃。”
“你们答应派人送钱来，为什么迟迟不送来？我开始觉得你们全在撒谎。”
事实上，谍报局给三七二五号特务送钱有很大困难。他被空投的时候，他们只给他两百英镑。原来指望登陆部队不久接踵而至。但是登陆越来越往后推迟的，他钱花完了。
“约翰尼”给他寄了一百英镑。德国人原来准备给他空投五百英镑，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他们告诉他，他在汉堡的一个朋友将把钱送来，还将给他带来新晶体管，装在他的电台上。他们原来安排了一连串复杂的会晤，地点在摄政宫饭店、培特美术馆和大英博物馆。但是没有一次办到了：英国人把他的这个朋友逮捕了。后来汉堡指示他下午四点在维多利亚车站十一路公共汽车终点站等候，听从指示。汉森回答说，十一路公共汽车终点站已经不在那里，他建议改在十六路公共汽车终点站。经过几次往返电报，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双方终于按照计划采取行动。汉森扎一条红领带，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和一本书，上了十六路公共汽车。有一个日本人也上了车，左手拿着一份《泰晤土报》和一本书。到了第五站，两人都下了车，等候同一条线上的下一趟车，后来两人一块上车，并排坐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他问那个日本人：“今天报纸上有什么有趣的消息？”
那个日本人扫了他一眼。
“你拿着看吧，”他说。 “我下一站就要下车。”
报纸里夹着八十张五英镑一张的票子。那个日本人是副武官，赶忙回到自己的使馆。汉森发报：“两三天内不发报了。今天晚上我喝醉了。”
汉森还通过里斯本的一个重要德国特务安排的复杂金融交易得到更多的钱，这个特务是南斯拉夫人，名叫杜斯科·波波夫。波波夫说他认识一个有钱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是一个剧团的老板，由于担心英国输掉这场战争，想把手中的英镑换成美元。谍报局抓住了这个建议。它派遣谍报局财务处处长特彭去里斯本了解这个建议，然后作出具体安排。波波夫将把美元交给这个犹太人，犹太人再把兑换的英镑交给波波夫在伦敦的指定人，这个人当然是汉森。事情就这样地办妥了，只是谍报局的官员显然克扣了大量美元，装进自己的腰包。伦敦的汉森得到了两万英镑，相当于十万美元。
这个问题虽然解决了，其他问题又发生了。他现在腰缠万贯，阔起来了，德国人于是对他施加压力，要他进入上流社会、结识更有地位的人。可是他报告，警察局调查他服兵役的情况，他找来了一位朋友，证明他正在农场从事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这才免了他的兵役。虽然他现在只能在周末出去走走，但是他通过他的雇主的女儿，扩大了间谍活动范围。她在政府一个部门的密码处工作，因此可以看到大量重要的往来情报，有时候她到农场看他，向他透露这些情报。
后来，她的部门慷慨大方地把她借给美国人，汉森又以同样的方式从她那里弄到不少美国的情报。
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汉森继续如实报告情况。一九四四年一月，艾森豪威尔飞到英国，指挥盟军登陆部队，汉森在通讯社广播这个消息之前几个小时就把他到达英国的消息报告给国内，谍报局的指挥人员认为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当登陆的日期临近的时候，他们指示他开始搜集这方面的情报。他的报告很快就来了。两万加拿大部队已经抵达多佛地区。美国的先遣步兵已经到达阿什福一多佛地区，这支部队，据他几天之后说，是第八十三步兵师的一部分。在肯特郡的东南部，除了离法国最近的多佛以外，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大量部队在树林里隐蔽宿营。当盟军越过海峡开始登陆之后，他提供了更多的情报。他说，他看见美军第十一步兵师经过剑桥，沿着公路往东开。在那个大学城的火车站，他看见美军第十军往西开；第二十五装甲师往南开，平板货列上载着坦克。后来他在诺威奇看见这个师的土兵。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他郑重地来电： “值此拍发我的第一千封电报之际，请你们向我们的元首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并热切希望尽快胜利结束这场战争。”
甚至在十二月希特勒的阿登攻势失败以后，汉森仍然对德国忠心耿耿，毫不懈怠。他有一个朋友，在一艘布雷艇上工作，战争初期曾经向他提供过情报，这次他又碰见他。这位朋友对他说，盟军正在设置一个新的布雷区，阻止德国新型通气管潜水艇进入该水域。德国海军情报分析员证实了他的报告的真实性和价值，因为有一艘潜艇报告，它触到一个水雷，不得不赶忙逃窜：水雷的位置正是三七二五号特务报告的布雷区。为了保护潜艇，德国海军封锁了三千六百平方英里的海域，不让潜艇进入。汉森的忠诚总算得到了报答。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下午五点五十分，也就是汉堡落入英军之手之前几个小时，他收到了他的上级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
汉斯·汉森是在英国活动时间最长的德国间谍。
并不是所有在英国的特务都取得了成功。在一批特务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女间谍，她金发碧眼，具有北欧日耳曼族人特有的漂亮。她的名字叫做薇拉·德沙尔贝。她逃离了在丹麦的家庭，在巴黎的情场上颇出了一番风头，最后认识了特奥多尔·德鲁克，德鲁克是一个手头阔绰的花花公子，差一点没堕入下流社会。他把薇拉带到布鲁塞尔，可是一到那儿，这个漂亮姑娘很快就被里特尔的同事汉斯·迪克斯拉过去厂。迪克斯虽然模样丑，却具有非常强烈的性感，女人象发情的母兽那样地追逐他。但是迪克斯很快就把她玩腻了，为了把她打发掉，他建议她到美国为他当间谍。起初她不同意，后来看到事情已弄到这种地步，只好勉强同意了。迪克斯又为她凑了两个人，一个是德鲁克，他愿意和她呆在一起，另一个是瑞土人，名叫维尔纳·海因里希·瓦尔蒂，他曾经当过法国驻汉堡领事的司机，并为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对这位领事进行过间谍活动。
进行了例行训练之后，这三个间谍和迪克斯为了庆祝一番，晚上到外面吃了一顿。他们喝酒一杯接一杯，在开车回来的路上，迪克斯酩酊大醉，把握不住方向盘，发生了事故，迪克斯一命呜呼，不过其他人只受了点轻伤。几天以后，他们飞到挪威西南端的斯塔万格，从那儿乘一架双引擎Ｈｅｌｌｌ水上飞机，随着带着假证件、干粮和就着吃的香肠。
飞机飞到苏格兰北部海岸附近的海面上，当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爬下飞机，走进橡皮艇的时候，不小心把自行车掉到海里。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了。几分钟以后，他们登上了敌国海岸礁石嶙嶙的海滩，他们踢掉了橡皮艇，分头走开了。瓦尔蒂向东，德鲁克和薇拉向西，薇拉现在改名为薇拉·德科塔尼一卡尔布。早上七点三十分，他们走进了波特戈登镇只有一间小木屋的火车站，波特戈登镇位于班夫和因弗内斯之间的海岸铁路线上。
“请问这个车站叫什么名字？”薇拉问。
车站站长约翰·唐纳德有些怀疑。当他看到那个男的裤脚管湿淋淋的，就更加怀疑起来了。他让工友约翰·格迪斯同他们谈话， 自己去叫当地警察，警察把这两个间谍扣留起来了。
他们被捕了，不久英国人在海面上发现漂浮着他们的橡皮艇，开始逮捕可能和他们一块登陆的其他人。在询问附近的车站时，了解到有一个男的当天早上买了一张去阿伯丁的火车票。警察终于在爱丁堡抓到了瓦尔蒂。 几个月以后，德国人听说那两个男间谍被处决了，可是仍然不知道薇拉的下落，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玛塔。
哈里的间谍生涯，或许只不过持续了两百分钟。
许多其他间谍也和汉堡的这三个间谍一样，很快就被捕了。三十七岁的比利时人阿方斯·蒂默曼以难民身份来到英国，照例要送去接受盘问。检查人员在他身上搜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白色药粉，几根棕色棍条，一撮棉花。检查员一看见这些东西就联想起“隐显墨水”，这就宣告了蒂默曼的“死刑”。有一个名叫约翰内斯·马里尼斯·德龙克斯的荷兰人，也冒充难民。他和另外两个真正的难民乘着帆船刚到达英国海岸就被捕了。德龙克斯由于自己愚蠢的行动而引起了怀疑；一位反情报人员仔细地检查他携带的物品，发现他的荷兰文—英文词典的一些字母下面用针扎了一些小孔，这些字母拚起来是一些掩护地址。他后来被绞死了。 ”
此外一些人活动的时间稍长一些。有的由于运气，或是由于不知疲倦地工作，爬到了关键岗位上，或者在关键岗位上物色培养了特务。高级情报，甚至偶尔还有些能够洞察同盟国重大战略的情报，就从那里送到德国。
罗曼·加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