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斯没有预料到盟军进攻北非，第二年，部分由于受了漂到西班牙海岸上的一具尸体身上的假文件的欺骗，伦内对盟军进攻西西里也感到意外。后来，盟军出乎意料地在安齐奥和内图诺登陆，使他非常尴尬。希特勒完全清楚这些失败，因为几个月后他异常恼怒地说； “他们搞的几次登陆，我们一次也没有发现。”现在伦内面临着德国情报官从来没有接受过的最困难的任务：弄清盟军何时越过海峡大举进攻欧陆？
将在何处登陆？
他和他手下的军官将各种现有的迹象归纳在一起，他们虽然充分意识到有些特务可能是双重特务，但他们尤其感到恼火的是间谍的报告。
“这个人的报告有十次是正确的，”曾一度领导美国组的里夏德·奥伊勒中校常常暗暗对自己说。 “这第十一次也是正确的吗？还是恰好相反？是否为了迷惑我们而做了有利于他的事情？”奥伊勒说，判断这些问题常常“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总是在开始的时候就假想“这不是真的”，然后再慢慢找出哪些或许是真的。而不是倒过来：倒过来太危险了。”
即使如此，结果也很少是完全可靠的。 “你必须坐呀，坐呀，想呀，写呀，然后你也只能说； “情况可能是如此。””
这样的工作不会使你有很大的成功把握。奥伊勒说，在战场上可能有这样的把握， “但在这种琐碎的工作上却没有。”
奥伊勒发现分析估价情报不仅是“奇妙的脑力活动”，而且是非常耗费时间的。有时候他连午饭也不吃，一直在办公桌上工作到晚上八点半或九点。
他的上级每日工作的时间更长。洛塔尔·梅茨中校（作战参谋）没完没了地会见向他提供情报的人和使用他的情报的人。他常常要到午夜或夜里两点才了结一天的工作。
梅茨还编辑每日《西线情况报告》。两三页长的报告主要讲述了敌人的活动，列举了新调来的并再次得到证实的敌军部队的位置。除了这个报告以外，伦内在需要的时候，还添写一种报告，这种报告是他在东线外军处从格伦那里学来的。这就是一至两页长的《西线敌军情况估计简讯》，这种报告的视野比较远，有时预料了敌人的意图。 ”
此外，西线外军处每隔较长时间发行若干其他报告。伦内到达之后三个星期，创办了评论英，美军队的两个半月刊。比如，评论美军的半月刊《美国调查》，通常有五、六页，内容包括关于新建立的师的报告、新式装备的细节、指挥官的姓名、向英国调兵的情况以及一张兵力表，表上开列了所有师及其驻地。伦内还出版一系列《西线情报参谋单项报告》。这些报告讨论了例如英国的登陆战术和盟军的手榴弹以及地雷等题目。这些报告发到下级部队，使它们能够准备相应的对抗措施。
然而，伦内的所有这些努力，对于阻止盟军进攻欧陆并没有起帮助作用。诺曼底登陆成功，从而决定了第三帝国的命运之后六个星期，一批军官企图暗杀希特勒。伦内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密谋，但他的反希特勒的情绪和与反希特勒的人的交往，足以使他走上断头台。
接替他的是维利·比尔克林上校。他是莱茵河西岸地区一个种葡萄酿酒的富有家庭的一个成员，他作为一名研究法军指挥官和战术的专家，于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零年在西线外军处工作过。后来他在前线呆了几年，脑部受了伤，经常疼痛，身体虚弱，终于回来领导西线外军处。
西线外军处大大膨胀了。既然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军已与敌军实际交战，西线外军处的两种基本战斗报告，已不再是进攻前仅仅彼此互相证实的因而容易使人上当的间谍报告和无线电侦察情报，而是比较可靠的缴获文件和审讯战俘的口供。比如，一九四四年圣诞节的第二天，隆起地带战斗正酣， “一四九一号西线情况报告”的一个部分写道；一、西线。
ａ）敌军活动……美国第九集团军……巴斯托尼被围敌军在我们的进攻前面势必要放弃更多阵地。
ｂ）军队识别……
战俘证实： 美国第七装甲师的部分部队、美国一零六步兵师的部分部队和美国第二十八步兵师的部分部队， （都）在（比利时东部）斯塔韦洛特一维埃尔萨尔姆战线以东。
二、意大利……”
比尔克林在同一天的《西线敌军情况估计简讯》中，总结了他所看到的盟军的行动：艾森豪威尔正不顾一切地从未被突破的美军防御地段进一步抽调部队，企图发动强有力的反攻，将德军的进攻制止在默兹河东岸，并包围发动楔形进攻的敌军。
因此他是考虑到了他留下的那一部分正在殊死作战的步兵师的宽阔正面所面临的危险的。
但是，尽管偶尔有这样精彩的报告，西线外军处的估价和预言，很少象俄国战场上东线外军处的估价和预言那样多彩多姿、磅礴有力。
许多情况使东线外军处占了优势。它可以在一条战线上集中对付一国的敌人，使它能够根据各部分机构的作用进行组织；西线外军处有许多地区组，分管不同战线上不同国家的军队，因而它的各部分机构的活动是重复的。俄国战场上战争的规模比较大，因此东线外军处的规模也比西线外军处的大。那里的战火不断燃烧，使东线外军处能够取得经验和发展战术，而盟军在西线的断断续续的进攻，使西线外军处不能取得经验和发展战术。俄国战场上经常短兵相接，使东线外军处有多得多的机会来收集情报；在西线，两军在进行最重要的战役之前，是被海洋隔绝着的。最后，虽然两个处都隶属于陆军总司令部，只有东线外军处为它工作；西线外军处则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服务，但它不但阻碍提供情报，或许还歪曲情报。但是尽管这些背景因素重要，关键得多的一个因素却是个性突出的东线外军处第二任处长。
他的前任，东线外军处第一任处长，正是普鲁士参谋的模范——戴着单片眼镜，工作效率卓著，具有作战天才。此人就是埃贝哈德·金策尔中校，一九三三年在军队部三处工作，后来担任驻波兰武官。金策尔亲手签发过一本官方手册，这本手册大大低估了希特勒发动进攻之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但是参谋总长哈尔德并没有把那次闪电战的失败归咎于他，因为后来他仍然将他留在原来职位上几乎达一年之久，然而，快到一九四一年年底的时候，哈尔德开始对“情报参谋工作衰退的征兆”感到关切，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日，他撤掉了金策尔的职务，因为他“不能满足我的要求”。而金策尔无论如何是不想搞情报工作的，首先， 他这个人有点懒，其次，他常常在一天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显得疲乏，和他共事的军官们认为，这是由于他与一位极其漂亮的金发女郎居住在一起的结果。然而他在作战岗位上也干得很好。他晋升为将官，担任北部集团军群参谋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可以果断行事。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让他的集团军群向伯纳德·Ｌ·蒙哥马利陆军元帅投降，然后他杀死了他的金发女郎，自己也自杀了。
哈尔德解除了他的职务以后，任命赖因哈德·格伦中校担任东线外军处处长。这一任命使德国的军事情报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原因何在？格伦是个什么人？
他生得消瘦，中等身材，稀黑的头发， 宽额头，蓝眼睛，大耳朵，厚嘴唇，嘴巴向下撇，眉头老皱着。他性情温和，不善谈吐，但和老朋友很亲热。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他上任之后三天，过了四十岁生日。他的父亲当过兵，做过出版商。一九二零年他高中毕业后参加了军队，上完候补军官学校以后，取得了军官资格。他在三种传统兵种中技术性最强的炮兵中服役。一九三一年，他和赫尔塔·冯·赛德利茨一库尔茨巴赫结婚，女方家庭是普鲁士军事史上的显赫世家。他的性格和能力都很突出，因而在一九三三年被选送进军官训练班，一九三五年毕业，这个训练班是取代被凡尔赛条约取缔的军官学校的。
他取得了在参谋部工作的资格。他首先在柏林参谋总部工作，开始时担任副官，然后在作战处和防御工事处任职。哈尔德当时也在参谋总部工作。战争爆发后，格伦被调去担任二一三步兵师作战参谋，参加波兰战役。这个后备师从来没有参加激烈战斗，但格伦还是由于在该师的卓越表现而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后来他担任防御工事处处长，在法国战役期间作为哈尔德的联络官访问了法国，并担任哈尔德的副官。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入侵俄国的计划正在制订的时候，哈尔德让他担任作战处一组东方组组长的重要职务，这个组负责“总的战略问题”。在俄国战役的头一个夏天、头—“个泥泞秋季和头一个冬天，格伦一直担任一组组长，对俄军采用的战术和辽阔的俄国领土所带来的问题有了透彻的了解。
他的上级写道；他的工作“远远超出一般”， “富有远见”。
由于表现出色，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此，当哈尔德需要一个合适的人来领导东线外军处的时候，他打破传统，选中格伦，让一个作战处的人员担任情报职务，格伦在作战处正在平步青云，抽他出来搞情报，他有些失望。
事实证明，这是哈尔德最英明的任命。格伦的工作效果，是金策尔担任这个职务时哈尔德连做梦也不敢想的。这是因为，格伦一来工作异常勤奋，二来富有创造精神。
他上任之后十一天，将金策尔分析敌人倾向的吞吞吐吐的每日报告，扩大成为全面评价敌人可能采用的计划的每日报告。他加强了同卡纳里斯的联系，将谍报局东线主站一处移到更加靠近他自己的总部的地方，并且控制了特务们的活动。他命令到得太晚的空中侦察报告改用电话报告。他举办情报训练班和讲座，培训自己的工作人员和野战部队的情报参谋。他给予情报参谋相当于作战参谋的级别，以便提高他们的威信，从而加强他们的效率。他根据职责而不是根据地区改组了该处的机构。他将军官人数扩大一倍，由他上任时的二十四名，扩大到一九四四年年底时的将近五十名，工作人员总数则增加到几百名。他撤掉了许多年纪比较大的军官，换上一批年富力强的军官，比如伦内。但是，他的成功的秘诀，与其说在于这些行政管理上的改革，不如说在于两条富于想象的创新。
第一，他提供新的情报资料。他命令前线部队每十天报告一次与他们对峙的敌军的大炮数目和炮兵阵地的位置。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俄军在什么地方集结炮兵力量。他组织一批专家提供一系列背景研究材料，例如“乌拉尔经济工业区”， “红军高级军事指挥官一览表”， “俄国的现代武器”，以及“战俘审讯经验及其在审问敌特时的应用”。他要求报告在德军后方逮捕敌特的情况：敌特集中在某些地区说明了俄国人要在这些地区搜集情报。他将“东线侦察要求”发往下级参谋部，以便它们解决他希望它们予以解答的问题，尤其是在审问俘虏的时候解决这些问题。他将不同时候发生的同一种活动进行比较。敌人在某个防区加紧巡逻，说明敌军即将发动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