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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德国情报机构进行活动时的气氛。正如这种气氛影响到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在对俄作战上的观点一样，它也影响到他们对情报机构所布置的任务。虽然希特勒始终想征服俄国，虽然他在上台的八年中，本来可以对他原来作出的“俄国垮台的时候到了”的判断重新进行全面的坚持不懈的研究，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此外，德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比俄国人优越，既影响到情报机关的上级，也影响到情报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过分的乐观使他们变得懒惰起来了。
人们承认，在俄国收集情报，比在其他地方收集情报更为困难。希特勒担任总理以后，德俄两国在二十年代建立的军事联系和友谊消失了。苏联的报刊是受控制的。到那儿旅行是受限制的。德国驻苏联武官对卡纳里斯说； “一个穿着飘飘然连有头巾外衣的阿拉伯人漫步柏林街头，还不如一个外国特务在俄国行走时容易被人发现。”但是德国情报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并没有把这种情况当作激发他们进一步努力的鞭策。相反，他们反而不如以前那么努力了。原因在于，同他们的上级一样，他们觉得把间谍工作加之于俄国，并不真正是必要的。
比方说，德国军方报刊没有促使读者重新进行考虑，没有对苏维埃俄国作新的介绍。虽然军方报刊对苏联武装部队的某些方面，例如摩托化部队和空军力量的增长，伞兵部队的发展以及苏联军事理论的现代化，作了充分客观的报道，但却贬低那些将要挥舞这些工具的军事领导人物，从而使所有这些报道失去了作用。在苏联的大清洗之后，德国主要专刊《军事周刊》宣布红军的领导人全被搞掉了。一位军事官僚在一家供军事管理人员阅读的杂志上指出，按照他的有条理的日耳曼人思想来看，共产主义已经腐朽透顶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俄国人甚至连日常文书工作都做不好。德国军方报刊没有把共产党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告诉它的读者，这个胜利就是一九三八年在蒙古发生的边境冲突中，俄国人打败了日本人。军方报刊所做的，只是向读者重复宣传读者早有的推测，而从来没有做过报刊应做的一项实际工作；鼓励它的读者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问题。
德国从它的盟国或同它友好的中立国中，几乎没有听到有关苏联红军的重大消息。俄国的夙敌土耳其似乎没有提供估价苏联的重大情报。日本提供了一些有关苏联扼守远东要地的军队的情报，但是德国驻东京的武官却认为这些情报“实际上常常是没有价值的”。伊朗和阿富汗除了拥有在各自的边界上同苏联军队闹磨擦的经验和教训之外，大概没有更多的情报了。匈牙利的法西斯独裁者尼古劳斯·冯·霍尔蒂海军上将没有提供事实性的情报，只是反映和支持希特勒的意图；（，苏联现在有许多加盟共和国；如果所有这些加盟共和国都变成独立国家，那么（共产主义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德国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能完成人类这项最重要的事业，并因此而留芳千古。至于英国，仍然可以用飞机、潜艇等等同它进行斗争。”
芬兰是提供丰富情报资料的潜在源泉。它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Ｏ年的三个月中同苏维埃俄国作过战。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德国的盟国，后来又允许德国以它的领土作基地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但是在苏芬冬季战争爆发之前三个月签订的德苏条约，已使德国不能为芬兰提供支持，芬兰当然再也没有心思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来报答德国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后来，若干因素促使芬兰重新靠近德国。第一，芬兰越来越孤立了，起初由于德国在一九四零年四月征服了挪威和丹麦，它同英国和法国断绝了联系，继而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失去了往来，因为那几个国家在几个月之后被苏联并吞了。第二，德国需要芬兰佩萨莫出产的镍，需要利用芬兰铁路来为占领挪威北部的德军提供供应品。第三，芬兰自己需要武器，而它只能从德国得到这些武器。德国和芬兰重新和解了，从一九四零年秋天开始，芬兰向德国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关俄国的情报。例如，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德军总参谋总长得知：从芬兰来的情报表明，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红军比原来估计的要多十五个师。芬兰还提供了普斯科夫周围苏联的装甲部队以及苏联伞兵部队的详细情报。然而，尽管这些情报确实可靠，却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类似材料的补充和证实，因而使人怀疑它们是否准确地描绘了整个红军的情况。而芬兰人总是觉得德国人低估了他们的许多情报的价值。
特奥多尔·罗韦尔的远程侦察机中队从一九三四起开始侦察苏联。各种型号的双引擎飞机，装上附加油箱，在最高达三万英尺的高空飞行，拍摄了喀琅施塔得和附近的列宁格勒的海军基地，俄国西部普斯科夫和明斯克的工业区、以及黑海军港尼古拉耶夫港的照片。在喀琅施塔得上空，连续拍摄每隔几星期或几个月就在船台上建造的军舰的照片，从而提供了关于苏联海军舰只建造速度的宝贵资料。其他照片似乎主要提供了有关俄国工厂的情报。
罗韦尔的远程侦察机中队也对其他国家进行侦察飞行，随着战争的爆发，侦察的重点似乎已转移到这些国家，它们是波兰、大不列颠、法国和挪威。但对苏联的侦察飞行仍然在进行，苏联察觉了这些侦察飞行活动，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它渴望着取悦于德国，或者至少不要冒犯德国，因而向戈林保证，只要这些间谍飞行不太频繁，就不打这些飞机。一九四零年九月初，希特勒正忙于准备入侵英国，显然不想去触怒苏联，因此下令停止对苏联进行的各种航空侦察。禁令持续了一个月。可是陆军强烈要求提供航空侦察照片， 十月初，希特勒推迟了越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的作战计划，开始认为征服俄国是迫使英国投降的一种办法，于是撤消了他的命令。他现在允许从东普鲁土和德国占领的波兰的边界上空向苏联进行纵深几乎达二百英里的侦察飞行。德国的侦察机马上开始在俄国边界上空飞行。俄国人再次察觉了它们。比如，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一架侦察机越过苏联边界，飞到大约十五英里纵深的上空，沿着与边界线平行的方向几乎飞行了一百英里，然后返回德国。三月三日，苏联红海军司令下令击落这样的侦察飞机。三月十七日和十八日，两架侦察机在拉脱维亚利巴雅港上空遭到射击；其他飞机立即出现在黑海西北部的上空。后来斯大林取消了海军的命令，显然是为了避免激怒德国人，他命令这样的飞机不要击落，而应迫降。
德国人加快了侦察飞行。从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八日的三个星期中，俄国人平均每天发现了三架以上的飞机。比如，四月四日，他们发现了两万三千英尺高空的一架飞机，在下午一点二十分从普热梅希尔附近侵入苏联领空，深入苏联占领的领土达七十五英里，然后在一点五十分飞回德国。他们对这些飞行的目的不抱幻想。四月十五日，一架飞机在罗夫诺附近降落，他们从这架飞机上搜出了一架照相机，一些已经曝光的胶卷和一幅苏联地图。这架飞机可能就是罗韦尔派去拍摄乌拉尔地区主要工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从挪威北部基尔克内斯起飞来回航程几乎达三千英里而始终没有返回的那架飞机。但是俄国人只是提了一下抗议。甚至在六月初，当他们的战斗机迫降了一架由于发动机出了故障而下降的Ｊｕ86式飞机、缴获了飞机上的照相机和全部胶卷之后，也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
从四月中旬至六月中旬，侦察飞行更加系统化，仍然保
持着差不多每天三架的同样出动率。这些飞行的主要目的是拍摄最新照片，从一九四Ｏ年五月至十月拍摄的有关俄国筑垒工事的照片已经有点过时了。紧急需要重新拍摄的地方，从靠近德俄分界线的地区（这是最紧急需要拍摄的地方），一直到俄国西部的罗夫诺和卢茨克周围地区，最远到达内地的基辅。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俄国大炮的炮口。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拍摄的十二英寸见方的部分照片，清楚显示了苏军占领的波兰东南部博布罗夫卡、沃尔卡·扎帕沃夫斯卡和布茨齐纳这几个小城镇周围的炮兵掩体，反坦克堑壕和野战筑垒工事。
这些照片中，没有哪一张对于全面估计红军兵力的规模起到如同透露红军兵营的数目和大小那样所能起到的较大帮助作用，没有哪一张对于全面估计苏联的工业潜力起到如同披露苏联全部工厂的占地面积那样所能起到的那么大的帮助作用。苏联幅员如此辽阔，无论怎么照也无法把它全部照下来。所以说，罗韦尔的侦察中队，虽然提供了一些详细的经济情报，为轰炸目标档案增添了一些材料，而且证明了俄国的道路比德国人预料的还要好，但是提供的主要情报，还是有关预定的德军入侵路线沿途俄国的筑垒防御工事的情报。
这些情报虽然有价值，但不是最基本的情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完全掌握了沙皇的军事通讯，这对于它打败俄国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陡然间扬名显身、加官晋爵的塔内贝格战役的巨大胜利，之听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德国人截获了俄国军队的电码。战争刚一结束，刚刚成立的德国陆军密码局，立即把正在波兰作战的共产党军队的密码电报当作主要破译目标。虽然随着波兰和苏联局势的逐步稳定，在破译它们的密码方面愈来愈不容易取得成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功先例促进了德国战后的无线电情报工作。这项工作的注意力，尤其集中在俄国的军事演习方面，谋求从苏联武装部队的无线电通讯联络中获取情报。
但是事情再也没有那么容易了。俄国人自己也从塔内贝格战役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大大改进了联络程序和密码系统，尤其是大大改进了无线电通讯训练。说实在的，他们在无线电通讯方面以假乱真的手法，在欧洲是最高明的。这一点大体上抵销了外国截收密码的机构所拥有的一个优势：俄国幅员广大，相当贫穷，使它不能象西方那样打那么多的电话、电报，尤其是不能开辟象西方那么多的线路，这就迫使苏联红军比其他多数国家的军队更多地使用无线电通讯。
德国人逐步增加了对东方开展活动的无线电情报机构，到一九三九年九月建立了三个截收连。但是定向截收只是在东普鲁士试行，而这块狭窄的盆地使得无线电定位形成了如此小的锐角，以致德国人不能准确地找到俄国发射机的位置。此外，一般来说他们还不能破译红军的密码系统。他们顶多只能在苏军举行演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