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人逐渐把施卢加看成是“一个理想的大特务”。他是个漂亮、有教养、有贵族气派的人物，他的头长得象俾斯麦。对参谋总部情报处来说，他多少还有点神秘。情报处从来不知道他的情报来源，不知道他另外还有些什么活动，甚至不知道他住在巴黎用的是真名字还是假名字。他不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他争辩说，情报处只能过问他完成任务的情况。
从一八七零年战争结束，到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四十年和平时期中，参谋总部情报处基本上把施卢加打入了冷官。
虽然他继续打报告，经常报告一些令人可笑的情况，情报处每年仍然只同他谈一次话，为的是使他不被人怀疑，以便在紧要关头听候使用。
这个计划十分奏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 “十 七号特务”向德国提供了间谍头子们梦寐以求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详细说明了法国人在战争动员的第五天将如何部署他们的部分军队。这是间谍史上最得力的情报之一。这个情报显然证明参谋总部情报处必不可少，它的经费完全没有白花。因为它为德国提供的这份情报，对于在后来必然发生的事变中打败法国军队的反攻，起了关键作用。
一九一四年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成了那个重大事变的导火线。
德军一九零八年制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生效的野战勤务条例宣布——和以前宣布的一样——最确切的情报来自目力观察，主要由骑兵来获取情报。但是，德军的十个骑兵师未能在战争开始时突破敌人的前沿阵地，深入敌后侦察情况。后来，堑壕战更使得这种希望成了泡影。
在堑壕战中，关于敌人的大量情报，同以往一样，是作战部队用肉眼观察获得的。多数情报是眼睛看得清的。堑壕里的士兵报告敌人在挖新战壕了，敌人在筑机枪掩体了。他们派出侦察小分队，到更近的地方去侦察，去抓俘虏，也许还能缴获文件。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他们能发现敌人的新阵地，侦察敌人的新战术，抓住俘虏，缴获新式武器。
他们的基本情报由新的测向方法加以补充。譬如，声测队和光测队确定敌人炮兵阵地的位置，以便德军炮兵能够瞄准它并加以摧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最快的侦察工具当然是飞机。使用飞机进行侦察的活动发展得非常迅速，以致仅仅在战争爆发后八个月，总司令部就不得不对它进行集中指挥。在炮兵弹着观察和战斗进行期间，速度都极为重要。侦察依赖视力。观察人员在炮弹落下时用无线电报告，或者用笔记下敌人的活动情况。
但是，使空中侦察成为最有意义的情报手段的原因却是由于摄影术的应用。一九一五年首次拍摄的垂直航空照片证明，它们所获得的情报，比肉眼看到的要多得多。到了一九一八年，德国的许多照相机每周从空中拍摄的地面的面积，比康涅狄格州还大。航空摄影成了德国军事侦察的主要手段。这个新的情报手段，对双方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下述事实中得到最生动的体现：一九一七年以后，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都吓得不敢在白天调动军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几天，东普鲁土柯尼斯堡德军要塞的无线电台，截收了俄国军队的几封明码电报。这几封电报披露了俄国军队向东普鲁土大举进犯的意图。电报内容非常详细，使得东部战区德军司令保罗·冯·兴登堡和他的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对于敌军动向的了解，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由于掌握了敌军意图，德军就在塔内贝格战役（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少数几个决定性胜利之一）中包围、分割并全部消灭了俄国军队，从而使俄国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遭到惨败。它还打开了德国人的眼界，新的情报活动方式，对德国人来说，真是见所未见。
塔内贝格战役以后，德军统帅部设立了无线电截听站。
新的情报来源，主要是由德军电讯侦察之父路德维希·福伊特提供的。一九一四年年底，福伊特三十二岁，担任了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台长。他在电台内设立了以西方国家为对象的密码分析所。虽然它的破译密码能力不如法国（例如，法国破译了德国的外交密码，而德国从未破译过法国的外交密码），但是这个密码分析所对东方的电讯侦察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位德军高级将领说过： “俄国参谋部的无线电报，总是预先告诉我们他们的部队集结的地方和新的行动计划。”由于预先了解情况，德国军队打败了俄国军队。
敌军堑壕里的电话提供了更多的口头情报。一九一五年初，三十二岁的电报监察员奥托·阿伦特发明了一种装置。
这种装置可以接收接地回路的电话，并放大它的声音，从而能收听到电话中的谈话。到一九一八年，德国用二百九十二个这样的装置来偷听电话。
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大本营情报处是由一个普通参谋瓦尔特·尼古拉少校领导的。他三十五岁，中等个子，黄头发，精力充沛。他象在战场上率领一个团的人马那样领导这个间谍机构，因为他是一名普鲁土军官，服从一切命令。但他远不是一位神秘的间谍头子，就象他说的那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间谍，也从来没有同一个间谍谈过话。”他常常说，他认为他的主要工作，与其说是监督间谍活动，不如说是协助他的上级想办法，提建议，处理间谍提供的情报。
到一九一七年，他指挥着大约一百五十名情报军官。其中许多人在总司令部直接受他领导，另外一些人在柏林、在军区情报站、在西线的下级指挥部、在东部战区和东南战区司令部里工作。大部分特务由九个军区军事情报站领导。其中安特卫普情报站大概是最有效率的一个。这个情报站从一九一五年初开始，是由著名的“博土小姐”埃尔斯贝特·施拉格米勒领导的。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中旬，安特卫普情报站控制了大本营情报处在西方的三百三十七个特务中的六十二个；三个月之后，施拉格米勒博士几乎使她的特务人数增加了一倍，并且使积极活动的特务人数由三分之二增加到四分之三。
大本营情报处里最著名的间谍，当然是玛塔·哈里。使用这位享有盛名的舞女当间谍的主意，是大本营情报处驻克勒弗的军官巴龙·冯·米尔巴赫想出来的。大概是在一九一六年初，尼古拉在科隆的多梅饭店遇见了她。他把她安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法兰克福特·霍夫饭店，对她进行训练。当时杜塞尔多夫军事情报站负责人勒佩尔上尉（他谨慎地住在另外一个饭店里）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指导她。施拉格米勒博土替她安排旅程，并教她如何观察事物，如何写报告。安特卫普情报站的哈贝扎克先生教她如何使用隐显墨水。然后，她以Ｈ—21的特务代号，偷偷潜入敌国。勒佩尔收到了她用隐显墨水书写的、从掩护地址邮寄的两三封信，信里没有重要内容。一九一七年初，法国人截获并破译了德国驻马德里武官要求付钱给她的一封电报。他们逮捕了她，并在一天清晨，在可怕的万森碉堡的院子里把她枪毙了。
虽然玛塔·哈里成了“间谍”的代名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成功的德国特务，却是至死没有被敌人发现、死后若干年还不为人所知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十七号特务——巴龙·施卢加。在战争爆发之前不久，他向德军统帅部提供了关于在法国进行战争动员的第五天里部分军队部署的情报。这份情报并没有满足德国的间谍头子们本来对它所寄予的莫大希望。因为德国的指挥官还是不清楚法国是否正在实施他们所怀疑的ＸＹⅡ号计划方案，这种担心使他们不敢利用施卢加的情报。
施卢加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失败了，由此而产生的失望情绪，可能促使七十三岁高龄的施卢加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回到德国休养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了一九一五年五月，他又返回巴黎展开全面活动。他的通信系统，利用法国和瑞士之间边境控制的漏洞，每隔两天送回一次报告；这些报告常常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到达大本营设在德国西南部，隔着边界与瑞士的巴塞尔遥遥相望的南方情报收集站。他在一九一五年六月九日所写的报告，情报收集站在六月十一日就收到了。这份报告透露： “英军抱怨缺乏弹药。由于弹药不足，他们不能履行诺言去支援法国在阿拉斯北部发动的攻势，并对此表示歉意。”
施卢加的情报，主要来自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法国国防部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的情报是不完全的，主要因为总司令约瑟夫·若弗尔和国防部长亚历山大·米尔朗不让立法机关的成员知道他们的计划。一般来讲，施卢加只能提供战术方面的情报。除此以外，他的报告时真时假，反映出他不能及时报告法国高级当局瞬息万变的观点。不过在政治、经济形势和人们的心理状态方面，施卢加的消息确实是非常灵通的。他的报告看来是准确的。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准确性，几乎引起一场大灾难。
这么一个老练、可靠、安插得天衣无缝的特务，给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坚持亲自看施卢加的报告。他不是把它们当作参考情报（这些情报只说明部分情况），而是把它们当作决定性的情报来看待。施卢加呢，则有意无意地反复强调法国领导人和法国政府的弱点。这使法尔肯海因更加倾向于低估法国发起进攻的意图和力量。结果，在一九一五年夏天，他漠视法国可能发动进攻的明显迹象。那时法国正在集结军队，修筑工事，准备发起进攻，甚至俘虏也供认法国确实在准备进攻。协约国在那年仲夏按兵不动的表面现象，以及施卢加的报告，使他坚信总的形势对协约国完全不利。假若他继续完全依靠施卢加的报告，他本来是要遭到惨败的。但是，后来无可争辩的隆隆的重炮声，宣告了这位间谍的情报可靠性的破产。法尔肯海因被迫调兵遣将击退协约国的进攻。
施卢加一直工作到他的身体支持不住时为止。一九一六年三月五日收到他的最后一份报告。他回到德国，在大本营领取了退休金，一年以后便死了。他的上级认为他是“间谍史上空前杰出的间谍”。
倘若说大本营情报处在施卢加身上取得了成功，刀口么它在三个关键方面却遭到了失败。一个是对美国。尼古拉有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他认为获取美国军队可能调驻欧洲的情报， “不是情报机构份内的事”。在美国已经参战几个月之后，大本营情报处甚至才开始准备对这个新的敌人展开间谍活动。而且，直到最后，搜集美国情报的只有七个间谍，而美国军队却将最后打败德国。
大本营情报处的第二个失败，是经济方面的间谍活动不得力。而在这场战争中，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第三，情报处不知道、因而也没有向德军和德军统帅部报告战场上出现的一种划时代的可怕的新式武器——坦克。
德意志帝国海军自然也利用情报。海军部参谋部门有四个情报机构：一个负责侦察和负责管理谍报人员，一个负责观察和密码分析，一个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