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困境，首先要在开战之初用航空母舰击溃美国舰队，然后再将这些航空母舰投入南方作战，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南方作战。
双方围绕着各自的主张反复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始终得不出结论。最后只好决定：在充分考虑对方意见的基础上重新制订作战计划，等到预定于九月中旬举行联合舰队图上作战演习时，再对这一计划进行详细研究和重新审查。①
① 内容根据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夏威夷作战》一书。——原注
日本海军加紧备战
近卫首相在收到东条陆相有条件地赞成首脑会谈的书面答复后第二天（六日）晋谒天皇。当近卫首相谈到他决心同罗斯福总统举行会谈时，天皇脸上流露出深受感动的神色。翌日（七日）下午，近卫又进宫拜见天皇。天皇催促近卫及早举行首脑会谈。他说：“看来，现在同美国总统的会谈还是以抓紧时间进行为宜。”于是，马上向野村大使发出训电，揭开了所谓日美首脑会谈的序幕。训电指出：
在日美关系上，尽管我方决心很大，但由于两国间之误解或受第三国之策动，现在显得异常紧张。看来此种局面不能再任其发展下去。要相信，打破此危险局面之唯一办法，就是日美两国首脑现在进行直接会晤。彼此推心置腹地研究一下挽救时局之可能性。基于上述见解与日本业已准备好的相当于美方首次建议中所提出之那几项条款，如若美国同意，近卫首相打算亲自前往“檀香山”与罗斯福总统举行友好会谈。另外，希贵大使强调此乃我方基于维护太平洋和平之真诚愿望而提出者，并以此立即试探对方之意向。可是，此刻国务卿赫尔却认为：第三届近卫内阁只是把松冈外相排除在内阁之外，而实际上仍然全盘继承了松冈的方针，尤其是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因此完全没有再考虑日本建议的余地了。对于当时美国政府的对日态度，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在其所著《平时、战时担任要职》一书中写道：
“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美国的对日态度完全变了。正当改善两国关系的会谈在赫尔和日本大使之间进行时，日本却出兵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就决定性地表明了日本这样的意图：日本在东南亚的扩张，只要可能，随时随地就会付诸实现的。
“这样一来，美国所奉行的那种当时我认为类似张伯伦（英国首相）的对德‘绥靖’政策就突然停止下来了。。”由于美国政府内部的这种态度，所以当野村于八日根据东京七日来电的训令建议在夏威夷举行两国首脑会谈时，赫尔对此表示不感兴趣。他说：
“我在白硫磺温泉休养期间曾接到一个报告说，日本政府决定使用武力。后来日本果然照此做了。此学同贵大使在谈判中所讲的是自相矛盾的。只要日本的政策不改变，就没有谈判的基础。”
野村听到赫尔这番话，便对日美谈判的前途深表悲观。事后才知道，当时罗斯福总统不在华盛顿，他正在同丘吉尔首相举行大西洋会谈。尽管野村向东京报告说，等总统回到华盛顿后，就建议总统同近卫首相举行会谈，但不免带有悲观情绪：
电报第六七四号绝密美国已把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一事视为日本政策方向上起决定性的问题。鉴于美国抱此态度，估计仅依靠首相亲自出马不能改变对方看法，实为遗憾。八月九日“魔术”于六日破译了日本于五日对美国的答复（针对罗斯福提出的关于法属印度支那中立化的建议），即：一、不在法属印度支那以外的西南太平洋地区驻兵；二、日华事变解决后即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兵。接着，“魔术”又于八日破译了丰田外相于七日拍给野村的一份“建议举行近卫一罗斯福会谈”的电报。另外，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七日来电也转告（日本）“希望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就这些情报和日本的答复，《史汀生日记》当时是这样记载的：
“赫尔和我（史汀生）一致认为，日本一方面主张首脑会谈，另一方面却又通过大使谈判把它的南进意图公诸于世；对日绥靖己告结束，除使用实力外，什么也不起作用，首脑会谈的主张只是防止美国作出决定”。
九日，参谋本部第二部第五课（负责对苏情报）根据七月底的形势，就德苏战争的发展情况，向参谋总长提出了他们的判断。其判断的要点是：德国在一九四一年内无法使苏联投降，以后战局的发展也未必对德国有利。
倘若如此，根据“熟柿主义”①定下的对苏开战的良机年内不会到来；就是到明春以后，这种良机会不会光临也是一个疑问，因此，德苏开战后出现在参谋本部的那种兴奋情绪已经低落下去，从而决定了专心致志于南方的方针：
① 意指等到瓜熟蒂落的一种坐待时机的态度，就象熟了的柿子自然而然地让它从树上掉下来一样。——译者
帝国陆军作战纲要一、在满洲和朝鲜的十六个帅团对苏严加戒备。二、对中国继续执行既定的作战方针。三、对南方，以十一月底为期限，促进对英美作战的准备。参谋本部的这一决定立即通知了陆军省，并决定这个纲要只限于通知陆军，而不通知海军方面和政府。
十二日，赫尔国务卿向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部长诺克斯表明：“太平洋的形势已不是什么外交问题了，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发展成为军事问题。”
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我国海军采取的方针是以十月上旬为期限作好战争准备，八月中旬，命令联合舰队于八月底结束续航中的训练和作战，预计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抓紧进行战备工作。
于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于八月十五日发出了下列关于进行战备的电令（电报命令的简称）：联合舰队电令第三八号一、联合舰队应拥有战斗力，迅速作好战备，以防时局之突变。二、各舰队除有特别命令者外，一律应于九月底（第六舰队于九月二十日）前作好临战准备，十月上旬前拥有进行作战所需之战斗力。三、在战备与训练上，除有特别命令者外一律应按下列规定进行：（一）舰艇出征前必须施工之工事，应根据官房机密第一八号与联合舰队舰艇整备工事实施预定表之规定进行；
（二）临战准备第一步战斗行动，如属出征前必须施工之工事，可于原军港进行，其他于现在的停泊处进行，（三）作战计划与所需资料（本件只发至主管部门领导人①）以及制订作战计划所需之资料可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提出要求；（四）教育训练应迅速增强战斗力，以适应作战第一阶段兵力部署之需要。根据这一命令，正在内地训练的第一、第二、第六舰队和第一航空舰队自八月下旬起各自返回母港，开始整修；正在中国中部地区作战的第三舰队和第十一航空舰队也于八月底结束战斗，于九月上旬返回母港，归回原队。
① 指舰长和司令等领导人。——原注
美国发出的“最后通牒”
从八月九日起，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停泊于加拿大东海岸纽芬兰岛阿根夏湾的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和英国巡洋舰“威尔斯亲王号”上举行大西洋会谈。十四日，双方共同宣布了旨在规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方针的《大西洋宪章》，并保证不扩张领土、不进行侵略、民族自决、裁减军备和确立全面的安全保障体制等。
参加这次会谈的副国务卿韦尔斯比总统先行一步，他携带美英两国首脑在大西洋会谈上一致同意的对日声明，于八月十五日回到了华盛顿。
赫尔国务卿和远东问题专家一起研究了这一文件后，感到语调过于强硬而颇为危险，因此他觉得有必要使文件的措词稍微再缓和一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赫尔考虑到这份文件有可能引起日本的误解，以致日本把它当作一份挑战书接受下来，日本军部或许会利用这一文件来煽动国民情绪挑起战争。
于是，赫尔对文件的底稿进行了修改。第二天（十六日），赫尔把经过修改的文件又推敲了一遍，发现还有一部分挑衅性的字句没有改掉。他认为应以更为友好的姿态保持平衡。于是，赫尔决定把文件的内容分为两个声明。一个是警告性的；而另一个则是告诉日本：美国准备提出一项公正的代用方案，有意寻求一条和睦相处的道路。赫尔要在十七日罗斯福会见野村时把这两个声明交给野村。
十六日中午（东京时间），当赫尔正在推敲对口声明文稿时，日本方面召开了陆海军部局长会议。
会上，海军方面提出了一项今后应采取的帝国国策施行方针草案。该草案的要旨是：先进行战备，井在这期间开展外交活动，而不下决心进行战争；如到十月中旬还没有打开局面的希望，就诉诸于武力。
恰巧在这个时候，军令部作战课就下列战备事项同参谋本部作战课进行了联系：八、九两个月各征用三十万吨位的船只。十月十五日以前完成战备工作。九月上旬队驻扎于中国的陆战队中抽出三个大队来。预定从九月中旬起再征用五十万吨位的船只。八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半，野村大使应列，方要求走访了白宫。这天正好是星期日。十七日从大西洋会议结束后回到华盛顿的罗斯福总统，立即同赫尔国务卿进行了数小时的重要谈话，接着便同野村会谈。这一情况如实地反映了紧张的日美关系。
罗斯福和往常一样，以极其和蔼的态空进行谈话。他在大西洋的那段生活很舒服，天气晴朗，没有遇上多大的雾，他乘坐军舰同丘吉尔首相会晤。本来，在美国军舰上是禁止喝酒的，可是这次为了接待丘吉尔却特地准备了酒，这使他感到分外高兴。罗斯福在谈论这些情况时心情特别愉快。
接着，罗斯福一边手里拿着文件，一边言归正传地说：“我、国务卿和贵大使都念念不忘维护太平洋的和平，但有人却不是这样。”因为总统似乎是以主战论者众多的那种口吻说的，所以野村也跟着说：“对！在第三国中恐怕就有人渴望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时，罗斯福肯定了这一点，他说：
“美国、英国，也许还有苏联都希望太平洋的和平，但有的国家却喜欢战争。这就是在太平洋上没有军舰的那个国家。”
这句话是暗指德国。总统接着又继续说道：
“我、国务卿和贵大使都不是外交官出身。同此，我的言行也许不符合外交惯例，不过，现在我所要讲的，既不是外交文件，也不是备忘录，只是把我所想讲的话写成一份书面的东西罢了。”
总统在特别强调这一点后，便照本宣读了那份被看作为“最后通牒”的对日警告书，警告书的最后部分是这样写的：
“如果日本政府奉行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对邻国实行军事统治政策和计划，并在今后采取某些手段的话，那么，美国政府就不得不立即采取它认为保护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正当权益、保障美国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手段。美国政府感到有必要在这里向日本政府重申上述事项。”
然而，从过去的历史惯例来看，罗斯福向野村讲明美同会采取保护自身权益的手段，这时就是提出这样一个严重警告：美国对日本的那种行动是迟早要予以制止的。也就是说，这个声明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