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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本佳人卢作孚之死
人们都知道，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毛泽东有“四个不能忘”的说法：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侯德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而这个中国人不能忘的卢作孚，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自杀，当时新华社内参报道时，在卢的自杀消息上，加了“畏罪”两个字。
跟张謇相比，卢作孚只能算是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代，不过，他却是第二代中的翘楚。他以一条百吨的小轮船起家，十几年就发展成为拥有几百艘轮船的航运业巨头，民生公司的客船，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尘不染，服务生彬彬有礼，一副学生模样，客人上船，无论贵贱，一律有舱位，有饭吃，有水喝，但是却没有其他客运船上常见的黄、赌、毒。民生一出，当时横行于中国江河湖海的外国公司太古、怡和、大阪，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都为之黯然失色。
尽管卢作孚一手打造出民生公司这个航运巨子，但他却并不认为公司是自己的。解放以后，在全国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提上日程之前，他就把公司交给了国家，实现了公私合营。卢作孚一家，过着最简朴的生活，布衣素食，连自己办公的桌椅都是公司的。按道理，像卢作孚这样的人，在一个以反贪污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中，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的，但是局势的发展，却出人意料。我们知道，在共和国历史上，“三反”、“五反”属于一个运动，“三反”在前，主要针对国家干部，“五反”在后，主要对付的是私营资本家。在“三反”阶段，卢作孚就陷入运动漩涡里，成了某些运动员的猎物。查账的人来了，动员大会开了，面对面、背靠背的揭发开始了，或明或暗的，都瞄着卢作孚。一天，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有人揭发，卢作孚在某次上北京开会期间，收买公司的公方代表。揭发者不是别人，恰是卢作孚的通讯员，一个从小被卢收养的孤儿，一直被卢视为自己儿子一样的人。
卢作孚死了，很是经过些大风大浪的他，对于这种群众运动的压力，完全不能适应，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留下遗言，要家人把借用公司的桌椅还掉。后来很快就查明，所谓的收买公方代表事件，不过是卢作孚和公方代表一起上京开会期间，他个人掏腰包一起吃了一顿饭。除此以外，在卢作孚身上，查不出任何一个哪怕细微的问题。
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企业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成长起两代人来。在与外国资本角力中杀出来的第二代，不仅学养、素质堪为社会精英，就是经营方式，也中西贯通，令西人叹为观止。只是，这两代人尤其是后一代人，在进入新中国之后，基本上没有发挥多少作用，过急过快的改造，“猪没养肥就杀了”，使得这些人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拿定息的食利者。当中国人再次意识到市场经济的价值时，这些企业家大多已经人去灯熄，不死的也已垂垂老矣，国人不得不再一次从头再来，重新培育自己的企业家。又过了几年，人们发现，跟当年企业家多由社会精英、书香门第出之不同，新生代的企业家鱼龙混杂，就是那些最优秀的分子，所作所为，也经常令人头痛。
卿本佳人杜月笙的“维权”生涯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的青帮老大，也是上海滩著名的“闻人”。按著名报人徐铸成的说法，流氓首领，帮会领袖，不管你有多大声势，只能叫做“大亨”，上海滩够得上“闻人”的只有有数的几个人，而杜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帮会头子，走私贩毒、包娼包赌，这些活计肯定是要做的，而且手眼通天，人脉极广，全国的军政要人、帮会同道并土匪马贼都买他的账。据说当时如果丢了特别紧要的东西，只要杜老板肯帮忙，不管丢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物归原主的。在上海，无论什么时候，杜老板进到哪个舞厅，所有人都会停下来恭敬地看着他，乐队马上改奏迎宾曲。当然，如果杜月笙的本事仅限于此，那么他就担不起“闻人”二字。杜月笙的本事在于，他经常能做点好事，上海几乎所有大学，他都是校董，免不了要大笔地捐钱；凡是像点样的公益活动，都有他的身影，慈善募捐，认捐的头几名，肯定有他的名字。无论是失意政客还是落魄文人，只要你有名，到了上海，他都养着，给房给钱，而且给得相当巧妙，不让你有吃赏饭的感觉。大名鼎鼎的段祺瑞、杨度，都吃过他的饭，而且，就是在吃杜老板供养期间，杨度变成了中共的秘密党员。
杜月笙之有名，还在于他在跟上流社会打交道的同时，并没有忘了帮会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为某一部分下层百姓讨利益。因此，在上海的普通民众眼里，杜老板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当时的上海，不管你是街头的小贩，还是四马路的流莺，受了欺负，只要运气足够好被杜老板知道了，他就会管，而且肯定会给你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不再替工人说话，或者组织罢工时，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工人罢工，都有帮会的背景，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的“维权活动”，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为了支持这些罢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战以后，在国民党政府那边越来越失势，1948年连儿子都因所谓破坏金融秩序的罪名抓了起来，很大程度上是他这种替工人“维权”的行为所致。事实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党人还热衷于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必须借助杜老板的力量，早期上海总工会的会长汪寿华还拜山入了杜月笙的山堂，只是后来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的时候，受到各方的压力与诱惑，杜月笙又出卖了他。这件事，后来成了杜月笙一生悔之不尽的憾事。1949年以后，当他逃到香港，和在京剧界有“冬皇”之称的孟小冬一起生活的时候，还不断地提及此事。
一个国家，当政府尤其是警察和司法部门不能维护秩序，不能还下层百姓一个起码的公道的时候，下层百姓就会去求助黑社会。黑社会也自然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尽管他们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秩序的破坏者和下层百姓的压迫者。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某种秩序，都有人在寻求公道，如果政府失职，那么自然会有替代者。旧中国的种种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卿本佳人“佛见喜”李莲英
在晚清，李莲英可是个大人物，从某种意义上，名头比那些王公大人甚至中兴名臣还要响，说起晚清掌故，想不提李总管的大名都难。种种传闻，说好的有，说坏的更多。在很多遗老遗少眼里，大清国之所以完了，多少跟这个没把的茶壶（阉人）有点关系，西太后做的孽，大概有一半得算在他的头上。
说起来，李莲英，甚至他的主子西太后，都有点生不逢时。如果放在别的朝代，像他这样的宦官和这样的太后，说不上流芳百世吧，也断不可能留下骂名。可是晚清赶上的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是已经进入现代的西方，用武力胁迫东方进入他们世界体系的时代。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领导中国实现转型，显然不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女人所能胜任的，所有的处置失当，作为一个女主来说，身边的宦官，自然而然地要背些黑锅。
从朱一新、安维峻这种铁面御史的弹章，到街谈巷议的群众舆论，李莲英的所作所为，大体上跟他的前辈们，从东汉的中常侍到明朝的刘谨、魏忠贤们差不多，无非是惑乱朝政，买官鬻爵这些事。比起西太后第一个宠信的太监安德海来，李莲英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还没有人说他走运是因为没有骟干净。
虽然李莲英在西太后跟前一直得宠，甚至破例得封四品顶戴，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靠得住的证据表明，他曾经（哪怕一次也行！）对朝政插过嘴，臧否过哪怕一介小官。虽然走李莲英门路升官的人倒是不少，估计银子也拿了不少，但是，实在找不出证据，说有哪个人的得官，是李莲英背后在老佛爷那里递了话。李莲英的发财，更多的可能是人们把他想像成那种一言九鼎的人物，想像成可以弄权搞名堂的宠臣。也就是说，人们按照从前得宠宦官的面目，来比照李莲英，比照来比照去，送银子走门路成了常态，而不送倒成了心病，为了保险起见，大家还是送的好，所以就都送了。其实，在西太后眼里，李莲英是个特别低调，行事谨慎，而且极其干练富有指挥调度才能的人（宫里的许多大规模的仪式活动，都是李莲英一手操办，无不井然有序）。这个一直自比乾隆的当朝太后，根本不可能允许太监，哪怕是最亲信的太监，对朝政插半句的嘴。对这个清朝祖制上根本没有根据的女主来说，只有更加严格地讲究祖宗规矩，才能够堵住别人的嘴，所以，尽管她用这些人，但也只是当使唤的下人，决不会让他们染指朝政。在其他的宦官和宫女眼里，李总管虽然位高权重，却是一个善解人意，从不作威作福的人，只要有机会，他总会给人以方便。所以，宫里虽然派系复杂，但没有人背后坏他。
所以，当朱一新他们指名道姓地弹劾李莲英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让老佛爷相信的，最后丢官的只能是这些不怕死的都老爷（御史），只是成全了他们的刚直之名。按朝中的规矩，李莲英惟一做得不太好的事情，是经常把西太后的日常起居状况通报给跟他关系好的大臣，比如庆亲王奕NB036、北洋大臣袁世凯等，以便这些人随时掌握西太后的动向，上朝的时候好有个准备。但是这种事情，显然是大臣方面更加主动一些。
一位伺候过老佛爷的宫女说过，李莲英就像一种俗名叫“佛见喜”的梨，看着黑黑的，很不起眼，可吃起来又甜、又酥、又细、又嫩。李莲英外表看着不怎么样，可当差当得滴水不漏，你刚刚想到，他已经做到了，让西太后舒服而且放心。这样的人，哪个位高权重的会不喜欢呢？
卿本佳人偏不说自己是俘虏
叶名琛在历史上，已经被定位为带有强烈贬义的“怪人”。洋人打上门来，只管关起门来扶乩请神，在僚属面前，装得什么事都没有，学谢安以示“镇定”。可惜，等不来“小儿辈破贼”，等来的却是鬼子进村，洋人打破了大门，把他抓了去。当时人就说他是：“不死，不降，不走；不战，不和，不守。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然而，换了我们，如果处在叶名琛的地位，又能怎么样呢？战，没有本钱；和，没有授权；守，自然是守不住；走（逃）的话，清朝法度，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弃城而走，日后是要掉脑袋的。一介县令尚且不能逃，何况堂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