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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医生学会在清洗了犹太人之后成了纳粹医生协会。卫生部成了内政部的一个部门。红十字会这个连战火都不得侵扰的机构竟然划规党卫队领导。
到了１９３７年的时候，大学里的五分之二的教授被清洗。而后由一个研究委员会领导全德国的科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所谓的科学机构里竟没有一个科学家。担任这个机构的主席是戈林，成员中包括希姆莱、鲍曼、凯特尔之流的纳粹党领袖。
事实上他们真的不需要科学家，戈林研究所不想研究什么该死的科学，而只想研究如何统治德国人民。
在德国，重要人物的谈话、外国人的谈话也要被窃听。一种特殊装置自动录下谈话内容，这在当时确属高科技。
经济部长沙赫特在１９３４年惊异地发现，有人在他的会客室里安劳了一边隐蔽的传声器。是他的女管家在为盖世太保效劳。她通过窃听器每晚可以在自己的卧室里窃听到主人的私下谈话。
在德国，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党卫队、盖世太保的监视，没有一个人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他们可能已被贴上危险的政治标签，列入名单，不幸随时会降临头上。
在德国国内，党卫队和盖世太保一直为镇压抵抗组织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不能理解这些同他们有着纯亚利安血统的同胞为什么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反对伟大的元首。
１９４２年，许多地下反纳粹小组活跃在柏林和其他城市里。
共产党员罗伯特·乌里希就是一个小组的负责人。战争期间，乌里希以柏林亚斯令灯泡厂为基地，同埃森、汉堡、希尔德海姆、慕尼黑和多特蒙德的反法西斯组织进行联系。盖世太保侦察到这个小组的存在，派人打入小组，使上百名成员壮烈牺牲。舒尔策一博伊森一哈纳克小组是由艺术家、作家、职业军人、记者、大学生和工人组成的，他们以德、俄、波、捷、法、意等文字出版了一种名为《内部阵线》的刊物，致力于争取成百万的外籍劳动者参与反对纳粹政权的共同斗争。他们还有自己的电台，定期向盟军递送消息。
１９４２年８月，这个小组的一百多个成员被盖世太保逮捕。盖世太保在审讯中的残忍令人难以想象，被捕者大部分被绞死。
鲍姆领导的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小组，在柏林焚毁了挑衅性的“苏维埃天堂”展览。由于小组中出了叛徒，盖世太保逮捕了这个小组的所有成员。十八名年龄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青年被绞死。此外，还有大量的犹太人被作为人质枪毙。
盖世太保在１９４４年破获了德国国内最大的抵抗小组——由共产党员泽夫科夫·贝斯特莱因和雅各布领导的小组。
泽夫科夫小组通过社会民主党人尤利乌斯·勒伯尔同“七·二Ｏ事件”的人取得联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打击希特勒，而决不像那些陆军将领那样是想建立一个军政权，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
在盖世太保狗一样的嗅觉下，这个小组的成员全部落入魔掌。他们的判决书上写道：
泽夫科夫、雅各布和贝斯特莱因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和元首充满了刻骨仇很，甚至在开庭审讯时，也对此直言不讳。他们是不堪教育、不可教药的人。在战争的第五个年度里，他们又使德国共产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并试图瓦解国防军，给国家带来严重危害。
纳粹密探在慕尼黑大学发现了一个名为“白玫瑰”的抵抗小组。这个小组油印和散发缪恩斯特主教、加仑伯爵的小册子和从席勒论文《卢库尔戈斯的立法和校伦》中摘录的几篇文章。
１９４３年初，“白玫瑰”队员开始公开抵抗，大胆地把“打倒希特勒！”的大字标语刷在墙上。他仍向国防军散发传单，呼吁军人的良心和自尊的复苏。海德里希的继任人卡尔登勃鲁纳亲自处理这个案件。
盖世太保立即采取了行动。２月１９日，小组的成员在慕尼黑领导大学生进行了政治集会，盖世太保的一个小头目记下了正从一扇窗户里向外散发传单的一对年轻兄妹的名字。三个大学生被捕了。他们是二十四岁的克里斯朵夫·普勒布斯特、二十五岁的汉斯·舒尔和二十二岁的莎菲·舒尔，经过三天的严刑拷订后他们被处决。
恐怖没有停止。医科大学学生亚历山大·施莫莱尔被捕。盖世太保宣判他死刑，并用大斧砍去他的头颅。
１９３６年，德国发生了许多罢工事件，党卫队经常参与镇压工人罢工。吕塞尔斯海姆工厂的工人因工资过低而举行罢工，厂主立即向党卫队求援。党卫队派出大批队员去镇压，三十七名工人被捕，二百五十名工人被开除。
１９４４年，罢工事件更加多起来。盖世太保在报告中谈到德国工人“每月有二干人次至二干三百人次拒绝干活。这些工人都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在整个纳粹统治期间，被司法和军事机构判处死刑的德意志人至少有四万五千名。这里不包括失败前期疯狂的屠杀。被党卫队和冲锋队杀害的人无法确定，它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高出好几倍。
已处于崩溃的纳粹政权在“七·二Ｏ”事件后，便沉湎于对本民族的大屠杀，仅仅因怀疑一些人具有反法西斯的想法就惨无人道地将全部家庭成员杀绝。他们开始像屠杀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异族人那样大肆杀戮了。
据盖世太保报道，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５月，每月最多只发现五百九十份各种反战材料，而１９４１年６月则有三干七百九十份，１０月有一万零二百七十份。１９４１年２月和３月，平均每月有七百五十名反法西斯战士被捕，而６月份则有一千一百六十九人、９月份有一于三百三十七人、１０月份有一千三百零五人落入盖世太保的魔掌。
据纳粹德国司法部的官方统计，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的具体人数为：
１９４０年 三百零六人
１９４１年 一千一百四十六人
１９４２年 三干三百九十三人
１９４３年 五千六百八十四人
１９４４年 五干七百六十四人
在这些数字中，不包括大约两万名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士兵和军官。在这个极为保守的数字中，不包括那些被秘密处死的人。
这种血醒镇压不能不说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后阶段，德国没有出现大规摸的反抗和起义。
在德国，绝大多数家庭或亲属都有在政府各部门、党卫队、国防军和各种纳粹组织工作的人。而纳粹主义的毒素无时不刻不在影响着每一个男女老幼的思想。作为第三帝国统治的支住，党卫队便用它自己的思想和原则不断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德国人民的生活。
党卫队的两条基本原则是种族选择和绝对服从。
“亚利安种族是优等民族”的怪论导致出一系列的错误结论和无数的野蛮行动。
不破不立，若要证明亚利安族是高贵的种族就要有犹太族和其他民族是劣等民族与之陪衬。
希特勒无耻地供认，他的党之所以要利用反犹太主义，目的就在于欺骗人民群众，搞乱他们的思想。当但泽市政委员会在一次谈话中曾问他是否将犹太人灭绝时，希特勒回答说：“不，要是没有了他们，我倒还得把他们再制造出来，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存在一个看得见的反对对象，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对象。”
根据党卫队一一纳粹主义的理论，劣等民族是不配生存下去的。灭绝这些种族，德意志人就有了足够的生存空间。这种蛊惑不能不说在许多德国人的头脑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概念。
于是就有了侵略战争，有了种族灭绝，有了资源掠夺。
由于纳粹种族主义的宣传，许多德国人把参加纳粹党，特别是参加党卫队引以为荣，他们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干出了许多蠢事。社会的许多上层人物，包括高级知识分子，也纷纷涌进党卫队，涌进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王子、贵族、经济界康采恩巨头们以及高级会员都想方设法获得党卫队的证件，这是政治态度最好的证明书。他们在党卫队中都有一个相应的名誉职务，尽管不去那里上班。
党卫队非常乐于授予他们头衔，那样他们就和党卫队绑在一起，反过来支持它。
于是，在极端口号如潮的第三帝国出现了以“阿道夫·希特勒”、“德国”、“日耳曼”等旗号命名的党卫队分队。
于是就出现了伸臂礼、出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盲目个人崇拜。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４日，希姆莱在波兹南对警卫团军官所作的一次演说中说道：“有一项原则党卫队员必须绝对遵守，我们对待自己血统中的成员必须诚实、正派、忠诚和友好，而对待其他人则不同。怎样对待俄国人，怎样对待捷克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党卫队就是以这种反科学的血统论为思想基础建立起它的各种组织的。种族论成了把德国人凝聚在一起的工具。“以我是纯亚利安人”引为自豪的人产生了“英雄现实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含义就是党卫队副总指挥贝斯特所讲的：
斗争是绝对的、永恒的，斗争的目标则由时间来决定。并可以改变，因此斗争的成果也可以不是决定性的东西……所以说检验道德的标准不是内容，不是一种什么东西，而是一种各样的东西，而是形式。
这是一种不择手段的伦理学，它构成了党卫队的心理状态核心。使得“不可能”、“不该做”这样的词句在党卫队的字典中被抹掉了。
盲目服从是党卫队的又一思想核心。
每年希特勒生日之时——４月２０日，都会有一批育年加入党卫队。这一天举行新队员宣誓、佩带领章并发给党卫队员证。向希特勒宣誓的誓词是这种盲目服从的开始。
德国领袖和总理阿道夫·希特勒，
我向你宣誓
忠诚和勇敢。
我永远服从你和你所任命的上级领导
死而后已。
谨此宣誓。
宣誓仪式给人以神圣庄严的气氛，这些激动不已的青年从此成为黑衣队员，但这还没有成为“完全”合格的党卫队员。每个人大约还要服６个月的劳役，还必须获得国家体育运动证章和熟读党卫队的问答课本。这种通畅使新队员加深了黑色集团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
问：“我们为什么相信德国和领袖？”
答：“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创造的德国和上帝给我们派来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
问：“我们必须首先为谁效忠？”
答：“为我国人民和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效忠。”
问：“为什么会做到服从？”
答：“出于内心深处的信念，出于相信德国、相信领袖、相信党卫队和出于忠诚。”
党卫队给予青年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它使得这些新队员丧失了起码的人道准则和良心。他们去做什么只凭上级的指示，不再用大脑去思考，他们变成了一群机器人。
把体育运动列为党卫队员的一项条件，或许有人觉得奇怪。其实，这是为了表现德意志人的尚武精神和出于希姆莱想把党卫队变成骑士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