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体育运动列为党卫队员的一项条件，或许有人觉得奇怪。其实，这是为了表现德意志人的尚武精神和出于希姆莱想把党卫队变成骑士阶层的需要，没有健康强壮的体魄是不能够战斗的。
因此， 在党卫队以及各重要部门的人事档案的评语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字样：“×××·××，纯亚利安人，优秀运动员。家庭观念极强，对帝国的事业无限忠诚……”
这些党卫队新成员宣誓之后获得了党卫队短剑。从此他们便有了杀人无罪的权力。
对青少年进行纳粹思想灌输的组织——希特勒青年团也建立了起来。１９３６年有一条法令规定：青年人有义务在青年团中服役。也就是说，青年从十六岁起就处在纳粹思想的熏陶之中，种族优劣论、生存空间论、绝对服从论等都是教育的必备内容。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希特勒讲出了他对德国青年的企图：
如果敌人说，我不到你们那里去，你们也别想抓住我。那么我可以放心地告诉他们：“今天，你的孩子已经属于我们。一个民族是万古长存的。”
“种族选择”和“绝对服从”影响了整个一代青年人。对每一个德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导致了排犹、杀犹，导致了侵略战争，导致了疯狂的掠夺。如果一个民族被一种极端的邪说引向歧途，它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们应该说，德国人民是无罪的，希特勒一伙才是罪魁祸首，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才是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恶魔。
然而，同样作为法西斯专政机器的组成部分的各个机构，它们之间的运转也并非协调一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陆军同盖世太保积怨由来已久。
事情出于偶然。１９３６年５月，警察总局柏林第一审法院推事恩斯特经手审讯一名惯犯施密特。他多次犯有盗窃、讹诈和侵吞财物罪，是法院和监狱的常客。这次，他又因涉嫌讹诈被逮捕。
最初的审讯，他只承认了几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但是恩斯特乘胜追击，使这个罪犯又供出了对几百个人、其中包括一些知名人士进行讹诈的罪行。他抓住了这些人搞鸡奸的事实而进行讹诈。这些人当中有自由团领袖的儿子、律师吕狄格·冯·戈尔茨伯爵，有波茨坦警察局长、党卫队旗队长冯·韦德尔伯爵和中央经济部长丰克等。在这一长串名字中有一个“弗立契将军”。恩斯特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追问是“哪一个弗立契？”施密特不肯回答。
本来是一件普通的案子，却引出了震动整个帝国的大案特案。设在秘密警察处里的“全国打击鸡奸罪行中心”受理了这个案件。党卫队多么希望这个弗立契就是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大将啊！如果真的是他，就可以打掉他，从他手中夺过国防军对武器的垄断权。
审讯者将一本相簿摆在讹诈犯面前，他一下于便认出弗立契男爵的照片，受到软硬兼施的施密特终于交待了他的讹诈经过。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末的一天晚亡，他在柏林万湖火车站前厅，盯住了一个身穿深色大衣、头戴深色礼帽、围着白色围巾、戴着一副单眼镜的人。他见这个气度不凡的人和同性恋者丁·魏国格特纳一起离开车站大厅，钻进一条供铁路局专用的胡同。他好奇地尾随其后，惊异地发现他们俩在那里发生了鸡奸关系。过了一会儿，这位先生出来了，走到波茨坦广场附近的车站。施密特看到这是一个敲诈的好机会，便跟上他，向他讲他见到的一切，并自称是刑事警官克勒格尔。这位先生出示了身份证，那上面坦白无误地写着“冯·弗立契”。
接着进行“私了”的金额谈判。弗立契说身上只有一百马克，请他去家里取。在弗立契的家门口，施密特得到了五百马克。转年１月，他又得到了约定的剩下的那一千马克。
令人不再怀疑的供词摆在希姆莱的办公桌上。他很快便向希特勒报告这一重大案件。希特勒看后，指令“烧掉这种无聊的东西。”希姆莱有点不识相。当时，希特勒对陆军非常信任，听不进去任何反对陆军将领的话，他需要这些将军去占领夷邦，征服欧洲的战争迫在眉睫。
秘密警察亦对弗立契案件饶有兴趣。在这位陆军总司令出访埃及时，派了两名秘密警察官员进行监视，以便看他是否出入有鸡奸活动的酒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陆军元帅冯·勃洛姆堡新婚旅行刚走不久，“妨害风化罪行”科的瑙克就把一包淫秽照片交到了中央刑事警察处全国技术鉴定中心头目米勒的手中。照片的两个人中，陆军元帅准确无误，可是那位裸体女人却看不清楚。最后他们找到了戈林，他是元帅的证婚人，并参加了婚礼，一定熟悉他的夫人。
戈林惊喜了，那女士不是元帅的夫人，他可以利用这场丑闻把陆军元帅赶下台。如果元帅下台，接任他的第一人选将是弗立契大将。因此，他戈林要一箭双雕，然后自己当上战争部长。
二十四小时后，当希特勒风尘仆仆地从伯格霍夫回到总理府时，戈林顾不得领袖旅途劳顿，边不及待地进见。希特勒接见他后，“非常激动，但并不显得怎样忧虑或难过。”由此可见，戈林在谈到两位陆军高级将领的坏消息时非常策略。
当天夜里，戈林命令刑事参议迈辛格下达了重新整理冯·弗立契案卷的命令。第二天上午，案卷便摆到了希特勒的特大写字台上。
希特勒看后，同昨日判若两人，垂头丧气地倒剪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
经过短暂的失望和痛苦，希特勒忽然想到，这不正是解决国防军领导层、自己统帅三军的好机会吗？他立刻转风使舵，唆使戈林出面搞垮这些军人。戈林怀着浓重的个人动机更加有恃无恐了。
许多军官为此鸣不平。在正直的霍斯巴赫的请求下，希特勒才答应接见弗立契，听听“这只猪猡是怎样申诉的”。弗立契和施密特当面对质，他否认说：“我不认识这位先生！”施密特肯定地说：“就是这个人！”僵持中，戈林冲进房间，声嘶力竭地喊道：“就是他，就是他！”尔后，他悄悄地对希特勒的副官说：“听我说，您满可以和领袖谈谈，您告诉他不妨把陆军交给我，我已准备交出一个四年计划。”
可是，希特勒拿陆军开刀，并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以种种无可争辩也没人敢争辩的事实三次拒绝那些为戈林劝进的人。他对他的副官维德曼说：“根本不会考虑。戈林连视察空军的规矩都不懂，我比他懂的还多呢！”他对陆军元帅凯特尔说：“这是根本不会考虑的……空军必须由他来抓……而且他必须作为既定的接班人熟悉政务。”他还对第一位陆军元帅勃洛姆堡说：“他太轻闲了，也许可以说是懒惰，无论如何他不在考虑之列。”
即将下台的战争部长勒洛姆堡这时对陆军中的战友产生了怨恨。关键时刻，很少有人拉他一把，同时又产生决不能让戈林这个整人的野心家如愿以偿的想法。于是，他在离职前拜见了希特勒，提议由领袖兼总理亲自任战争部长一职。
希特勒为了第三帝国的命运，毫不谦虚地同意了这一提议，将战争部划规他领导，并改名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ＯＫＷ）。勃洛姆堡和弗立契被免职，十六名将军被强令退休养老，另有四十四人被调职。
这是一场德国的“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从中受益最大的是希特勒本人，从此，他将军政大权集一人之身，成了德国的大独裁者。
然而，事情仍旧没有完结，在弗立契大将退职前，希特勒示意他悄悄地提出辞呈。领袖的伎俩十分明了，一是让将军体面些，二是让他自己更体面些，减少火药味，平静地实现权力移交。可是固执的弗立契不同意这样做，坚持要个说法。希特勒无奈，提以要由特别法庭对此案做出裁决。但是，这个特别法庭是由盖世太保的人组成的。
军人和法学家们对此表示异议，纷纷出面干预。他们认为对一个军官只能用军事法庭。在司法部长古纳特和国防军军法处长的巧抄周旋下，希特勒只好同意他们的意见，由三军总司令和德国军事法庭的两庭长组成了军事法庭。但希特勒担心失控，便任命戈林为法庭主席，并责成秘密警察配合调查。
多年来，秘密警察无权逮捕军人，甚至传讯也不可以，这是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这一点，连刚入伍的新兵也知晓。而如今，神圣不可侵犯的军人、陆军司令本人却坐到秘密警察对面受审，该是何等的窝囊。
两次审讯均无结果。这时，已被查清没有鸡奸罪、被施密待陷害的戈尔茨伯爵灵机一动，从居民户口中找到与冯·弗立契同名同姓的人，他就是骑兵上尉冯·弗立契。他的住址恰好是费迪南德街２１号。骑兵上尉被捕，他对在万湖车站作过案供认不讳，并交出了支付讹诈金的提款单据，他是从德累斯顿银行第四十九分行他的１０２２０号账户上提的款。
其实，按照揭发人交待的地址核实情况是非常简单的，况且弗立契大将的经济状况不致于拖了八个月才付清另一半讹诈金。然而，由于秘密警察带着有色眼镜对待这一案件，才使他们狗一详的嗅觉失灵了。
真相大白，法庭于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８日宣判：
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法庭就控告退役大将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一案，根据正式审讯结果……裁决：
正式审讯实退役大将冯·弗立契男爵所有各点上均无罪。
希姆莱陷于被动，他担心自己会被国防军骂个狗血喷头。海德里希连声叫苦，生怕丢了脑袋。他们看到陆军军官团结起来，想砸烂保安处的权力，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也成了军人们的支持者。
卡纳里斯和霍斯巴赫拟了一份“建议要求”，由陆军呈报希特勒。
卡纳里斯口授道：
一、郑重明确地为冯·弗立契男爵大将恢复名誉……，
二、调动秘密警察主要领导人的职务。首先考虑应该调动的是希姆莱、海德里希、约斯特（党卫队保安处长）、贝斯特、迈辛格、费林和其他人。
文件送到陆军参谋长贝克的面前，他看了以后只是存档了事。将军的举动，应了法国元帅麦克马洪的一句名言：“将军们是全世界最缺少勇气采取行动的人。”经过勃洛姆堡一一弗立契案件的冲击，国防军元气大损，不敢再提更多的要求了。这时德军正向奥地利进军，正是用人之际，“公正”的希特勒宣布为冯·弗立契平反，任命他为第十二炮兵团团长。弗立契后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２日在进攻波兰首都华沙时阵亡。
希姆莱丢了丑，他对自己属下的无能表示愤慨。他声称，他是庸碌无能官员的受害者。这一阶段，他对国防军特别是陆军的态度非常谨慎，不允许在党卫队领袖秘密讨论会上攻击陆军，公开场合自不必说了。
在勃洛姆堡一弗立契案件中，陆军同党卫队、盖世太保之间很难说谁是赢家。陆军损兵折将，党卫队、盖世太保名声大坏。从此，两败俱伤的对头结下了宿怨。卡纳里斯的那份“建议要求”的内容深深地印进希姆莱的脑子里，以至后来给卡纳里斯的谍报局带来的厄运也与此不无关系。
１９３９年８月，希特勒决定开始灭亡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