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第三回《李月仙割爱救亲夫》等作，其淫欲不在《金瓶梅》之下。不同的性描写意图，其作品具有不同特征，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艳遇不断——纵欲淫乱”情节模式。专写接连艳遇，铺陈淫乱表节，着墨于男女赤裸裸的肉体动作。如《如意君传》，以武则天欲火炽烈，淫乱后宫，几易面首为线索，描写武则天的飞扬拔扈，荒淫无尽和暴戾无纪。武则天先与冯小瑶、薛怀义，后与张昌宗、张易之兄弟行奸作乐，但对武氏与其他四人的交媾描写着笔极少，全书以三分之二篇幅写她与后来得宠的薛敖曹的淫乱行为，细腻描述他们的床第细节与男女性交的对话、动作和淫态，重在感官刺激。又如《浪史》，写钱唐秀才梅素先的风流韵事。他先与王监生妻李文妃勾搭成奸，又与邻家赵大娘、妙娘母女及文妃婢女先后成奸。不久，浪子见李文妃义姐、寡妇潘素秋娇艳过人，又起欲火，求得重金引线，终结为床第之欢，淫乱不止。他到故友司农丞铁木朵鲁家，铁木妻安哥及妾樱桃、文如三人又与其勾搭成奸。这是一部典型的宣淫之作。全书极写淫人淫事，尽力描摹其形其状，而且始终是持欣赏的态度，即使是对乱伦悖理之事亦未加一语贬词。故昔人斥之为“如老淫土娼，见之俗呕”。
男风（清代春宫画）
其二，“色情狂——施虐狂”情节模式。这类作品，掺杂各种变态心理与行为。主人公多为男人，他们或是色情狂或是施虐狂。如《肉蒲团》中的未央生通过手术壮大了阳具，更借助于淫具、春药扩大威猛，使交合的女子个个痛苦不堪而求饶。《禅真后史》写西化和尚因阳具壮伟，使一女死亡，两女险些送命，一女难以站立，从而达到作者的性虐满足。《野叟曝言》中铁丐运用房中采战之术迫使女战俘求饶归顺，而连公子交而不泄，竟然采死春红。
玉祖
其三，“纵欲——顿悟”情节模式。这类作品的主人公原本惯爱风月，淫荡无度，只因偶遇一事、偶成一梦或高人点化而幡然醒悟，有的改邪归正，有的出家修行。如《怡情阵》之白琨、《宣春香质》之狃俊。《桃花影》之魏玉卿、《绣榻野史》之姚同心。《肉蒲团》之未央生均属此类。这类作品都津津乐道于赤裸裸的性生活场面，但整部作品的“精神状态”却陷于一种欣赏肉欲放纵又以这种放纵为罪过的矛盾之中。如《金瓶梅》中作者直接站出来进行说教的文字就很多，小说开篇第一回即告诫世人：
枕上绸缪，被中恩爱，是五殿下油锅中生活；罗袜一弯，金莲三寸，是砌坟时破土的锹锄。
小说第一回最后又以这样一首诗作结：
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语言之尖利可谓触目惊心。《肉蒲团》的内容、趣味无疑与晚明的纵欲风气一脉相承，但它的说教文字甚至比《金瓶梅》更多。小说第一回开篇有一首《满庭芳》，充分肯定和赞美肉体的享乐：
黑发难留，朱颜易变，人生不比青松。名利消息，一派落花风。悔杀少年不乐，风流院，放逐衰翁。王孙辈，听歌金缕，及早恋芳丛。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还数房中。不比荣华境，欢始愁终。得趣朝朝燕，酣眠处怕响晨钟。睁眼看，乾坤复载，一幅大春宫。
但接下来以大段文字诲戒世人，认为谋淫他人之妻，有伤阴德，定遭报应。即使夫妻之间若纵欲无度，亦伤精耗血，有害无益。作者声称“做这部小说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为世人说法。劝人窒欲，不是劝人纵欲；为人秘欲，不是为人宣淫。”
《金瓶梅》、《肉蒲团》二书的作者，在“奸淫之必报”中找到了解脱的空间，但《金瓶梅》解脱得干净利落些，《肉蒲团》免不了对未央生的怜悯和欣赏，给他留下了一条出家成佛的小路。
园中偷欢（明代春宫图）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客众生相（1）
男风，男同性恋为嫖界中的异数（清代春宫图）
美国社会学家拉斯马森等人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提出了存在主义社会学的新观点。他们认为，男人嫖妓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刺激和快感。这个观点建筑在这样的经验事实之上：有相当多的妓女在卖淫时，并不一定都与嫖客发生性交，不少嫖客在嫖妓时，也不一定是都要求与妓女性交，他们往往寻找的是一些特定方式的、非性交形式的性行为，有些嫖客甚至有种种怪癖。
单光鼐《中国娼妓——过去和现在》指出：存在主义社会学家“开始意识到，过去对卖淫活动的研究，大多从常识出发，仅注意金钱与肉体的性交易，重点放在妓女向男人提供性欲满足上，这显然是十分狭隘的。性活动显然不仅仅是金钱与性活动的交换，性行为还涉及到各种不同的动因和各种不同的活动。他们认为，应该把卖淫活动的含义推而广之，也应该重视和注意对嫖客的研究，也应该注意那些‘为非性方面的原因而从事的性行为’。”
（一）合嫖
宋徽宗周邦彦争风吃醋
宋徽宗赵佶即皇帝位后，整天沉溺于歌舞声色和狩猎游乐之中，并且派人在国内到外搜罗奇花异石，建筑行宫。徽宗在新建成的堂皇行宫里昼夜淫乐，然时间一长，便对六宫粉黛渐有乏味之感，于是又心生一计：装扮成一般的嫖客到烟花柳巷中去寻求刺激。
心腹太监张迪在没有净身之前，曾在京城狎妓，和名妓李师师的老鸨熟。他窥知皇上心意，便从中牵线搭桥，做起了拉皮条的勾当。从此，宋徽宗“累至汴京填安坊京妓李师师家，计前后赐金银、钱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他似乎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偷偷摸摸地溜出宫门嫖妓的皇帝。
李师师身为京城名妓，其青楼车马如云，往来不绝，不少文人名士拜倒在其石榴裙下。其中，风流词人周邦彦与李师师关系尤为密切。一次，周邦彦正与李师师金樽檀板，风情旖旎，忽报皇上驾到，他无路可出，情急之下只好钻进李师师的床下藏起来。只听皇上进来，与李师师打情骂俏，还亲剥一颗新橙喂师师吃。师师吃过橙子，便与皇上携手登床。这一夜，云鬟半卸，口脂微度，香融雀舌之酥，宝靥低偎，斜背春灯之影，嫣薰兰被，私语轻轻。周邦彦听了个一清二楚。一时词兴大发，即赋《少年游》一道：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准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真是少人行。
宋徽宗再来时，李师师情不自禁地吟唱了周邦彦的这首词。宋徽宗知道周邦彦偷窥了自己的隐私，龙颜大怒，回朝后令蔡京治开封府监税周邦彦“课额不登”之罪。退朝后，蔡京调来京尹一问，才知“惟周邦彦课额增羡。”然而，“上意如此，只得迁就”。蔡京为了维护皇上的脸面，借口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宋人张端义的笔记《贵耳集》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例。
马背寻欢图（清代春宫图）
周邦彦既被削职逐出京城，宋徽宗出了一口恶气，便兴冲冲来了李师师家。岂料，不见师师，一问才知其为周邦彦送行去了。宋徽宗直等到更初，李师师才回来，愁眉泪睫，憔悴可掬。宋徽宗大怒，问：“尔去那里？”李师师奏道：“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宋徽宗又问：“曾有词否？”李师师答：“有《兰陵王》词，令《柳荫直》者是也。”宋徽宗云：“唱一遍看。”李师师奏曰：“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遂唱道：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宋徽宗听罢，以为周邦彦认错，遂又将其召回，任为大晟乐府乐正。从此，留下了这段君臣为名妓争风吃酣的风流佳话。
三公侯侑酒戏名妓
明朝初年朝廷虽然禁止官吏嫖妓，但是官吏明里暗里嫖妓的事仍有不少。《尧山堂外记》曾记一则轶事：明初号称“三杨”的杨士奇、杨溥、杨荣，虽身居内阁大学士，道貌岸然，但骨子里却喜欢声色犬马。有一次“三杨”侑酒，命江南名妓齐雅秀陪酒。有人问齐雅秀：“你能使三阁老发笑吗？”答曰：“那有何难。我一进门就能让他们发笑。问者不以为然。齐雅秀环佩珊珊，娇靥含春，身穿时花绣袄，低束罗裙，故间姗姗来迟。三阁老问她：“为何来迟？”她答：“我在看书，不忍释卷。”三阁老又问：“你看得什么书，这般要紧？”她答：“《烈女传》。”三阁老哈哈大笑之余，颇感滑稽，再一琢磨，有讽讥的味道，遂笑骂：“母狗无礼。”齐雅秀聪慧过人、应声而答：“我是母狗，各位就是公侯（猴）。”幽默机变，语带双关，不卑不亢，把三阁老搞得下不了台，“一时京中大传其妙”。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客众生相（2）
（二）痴嫖
屠隆得“花柳”而不悔
明中叶后，整个社会纳妾嫖妓成为风尚，名士豪杰拥姬宿娼附庸风雅。康对山与妓女同驴“游行道中，傲然不屑”（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八）。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大白天公然携妓同浴。有人向他请教经学，“辄奋袖曰：‘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卓吾先生李贽”）。然而，具代表性的要属屠隆。
屠隆（1542—1605），字纬真，长卿。万历五年进士，授颖上知县，调青浦，时召名士饮酒赋诗，纵游九峰、三泖，以仙令自许。后迁礼部主事。有《鸿苞集》、《采真集》等著述。他整日和妓女厮混一块，常常在士大夫之家“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因与妓女纵情声色，身患花柳病，依然痴嫖不悔，终至“筋骨段坏”。
荡秋千（清代春宫图）
我国最早发现花柳病是在明中叶。据俞辨《续医说》记载：“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疾，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状，谓之杨梅疮。”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近世弘治、正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又说：“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到四方。”有人认为，葡萄牙人在明朝弘治年间已出现于我国沿海。由此可以推断，梅毒可能是由葡萄牙商人传给广州娼妓而蔓延开的。但在当时，人们对“花柳病”的危害认识并不深刻，以至把屠隆的病仍作为文人的桃花运看待。汤显祖在赠屠隆诗《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