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拍一箫一寸管，虎丘夜夜石苔暖。家家宴喜串歌儿，红女停梭田畯懒。”昆剧的发展为家乐提供了表演标本，而热衷于演剧的秦淮名妓们也不时扮演“客串”的角色。
尹春，金陵名妓。《板桥杂记》中卷谓其：“性格温和，谈词爽雅，无抹脂障袖习气。专工戏剧排场，兼擅生旦。余遇之迟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钗记》，扮王十朋，至‘见娘’、祭江’二出，悲壮淋漓，声泪俱迸，一座尽倾，老梨园自叹弗及。”
李香，肤理玉色，辨慧知书，调笑无双，嫖界称之为“香扇坠”。《壮梅深集》卷五誉其“玉茗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
仙娃，金陵名妓。她深以登场演剧为耻，若知音密席，推奖再三，强而后可，“歌喉扇影，一座尽倾，主之者大增气色，缠头助采，遽加十倍”。
陈圆圆，蕙心纨质，淡秀天然。《十美词记》载其“演西厢，扮贴旦红娘脚色，体态倾靡，说白便巧，曲尽萧寺，当年情景”。
马守真，多才多艺，不但能诗善词，还能创作传奇（戏曲）。《传奇汇考标目》载其著有《三生传》，可惜这出传奇失传了，令人遗憾。
姜玉洁，金陵名妓。《藤花轩曲话》、《今乐考证》记载，她曾著有戏剧《鉴中天》，但未流传下来。
妓女开始创作戏剧，这在妓女写的文学作品中尚属新的品种，将会大大开拓青楼文学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发展史的研究领域。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明代艺术（3）
〈4〉能书会画的妓女
清代汤漱玉辑《玉台画史》统计，从远古至清嘉庆年间，共搜集到女画家216人，其中明代就占有半数。杨新《明代女画家与春宫画诌议》指出：“‘姬侍’是指官僚士绅的妾和侍婢，明代有10人（顾媚应属明末人）；‘名妓’指妓女中色、艺俱佳者，明代有32人，这两类共得42人。”姬侍和名妓类的画家增多，是晚明时代女画家人数超出前后时代的主要原因。
马守真的作品，题材以画兰为主，杂以竹石。万历二十九年（1601）所作《兰竹图》，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万历三十二年（1604）所作《竹兰石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马守真画扇一柄，上有九妓题咏，徐渭曾跋其上曰：“南国才人不下千百，能诗文者九人而已，才难，不其然乎”（《快园道古》卷二）。汤漱玉《玉台画史》评价其作品：“双钩墨兰，旁作筱竹瘦石，气韵绝佳。”《历代画史汇传》评论云：“兰仿赵子国，竹法管仲姬，潇洒恬雅，别饶风趣。”马守真曾自题画兰小幅云：“李青莲酒边横眼，卓文君镜里舒眉，是何意态，写此幽兰，以遗赏心侍者。”足见其画兰写竹的寄托和情思。
卞玉京，又名卞赛，秦淮名妓。《板桥杂记》说她：“知书，工小楷，善画兰鼓琴，喜作风枝婀娜，一落笔画十余纸。”《梅树家藏稿》更赞誉其“书法逼真黄庭。”
顾媚，字眉生，秦淮名妓。《板桥杂记》形容她：“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亚。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据《爱日吟庐书画续录》载，顾媚有墨笔双钩兰，飞白石，秀竹芝草，极富秀韵，题款“庚寅夏日，写于红霞仙馆，顾媚。”钤有“眉生”白文长方印，梁山舟题云：“自来闺秀之笑，神韵有余而含蕴不足，兹独有异，题款亦佳。”为其代表作。她的传世作品有《九畹图》、《墨兰图》。顾媚后嫁龚鼎孳，名士书法配她的画，落款“横波夫人”，一时为士林至宝。
冒襄像
薛素素，小字润娘，本嘉兴妓。胡应麟《甲乙剩言》云：“京师东院本司诸妓，无复佳者，惟史金吾宅后，有薛五素素，姿度艳雅，言动可爱，能书作黄庭小楷，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虽名画好手，不能过也。”朱彝尊《曝书亭集》载：“素素小字润娘，行五，人称其有十能，诗、书、画、琴、弈、箫，而驰马、走索、射弹尤绝技也。予见其手写水墨大士甚工。董尚书未第日，授书禾中，见而爱之，为作小楷心经，兼题以跋。”万历二十四年（1596），薛素素应邀参与淑清组织的文会，作《兰石图》。画有两丛兰花，一高一低生于崖畔，夹以小竹，笔法流畅，浓淡相宜。当时在场的文人汪文范、方向孝、米云卿等七人为之题诗，此画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范珏，字双玉，秦淮名妓。《板桥杂记》曰其：“性喜画山水，摹仿大痴（黄公望）、顾宝憧（源），槎桠老树，远山绝磵，笔墨闻有天然气韵。”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明代艺术（4）
（二）名士与名妓交往的人文色彩
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以李贽、徐渭、汤显祖、冯梦龙等为代表的一股反叛传统文化模式、冲击封建道德礼教的早期启蒙思潮，它孜孜追求人格独立，争取思想自由，憧憬于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不屑于以至贤为冠冕的教条，憎恶那种吞没个人真情性而安于欺世盗名的假道学。
〈1〉尊重认同，情色相生
明代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初露端倪。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狂简”之士。唐寅“放荡不羁”，“浪游维扬，极声伎之乐”。他在《桃花庵歌》里自我宣场：“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边贡被劾罢归，“日与豪士浮白倡和，醉则两妓肩扶，歌于途，观者如堵，不为怪”（《罪惟录》卷一八）。杨慎甚至“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诸妓拥之游行街市”（《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康海“常与妓女同跨一蹇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四友斋丛说》卷一八）。祝允明常醉妓馆，携妓狎游，欲求书画者，“使女妓掩之，皆捆载以去”（《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他们狂狷悖俗，纵酒狎妓，张扬主体意识是对礼法的蔑弃。
侯方玉像
王阳明建立心学体系，从根本上言，是要修补封建意识形态的缺漏。但他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地位，造成对正宗统治思想的一种反叛，因而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此后，泯灭人欲，窒息人自然之性的理学禁欲主义，受到了“泰州学派”及后世文人学士的强劲冲击。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出现，文人学士们也涌起同情妇女的倾向，产生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萌芽。
文人学士的这种平等意识，在青楼文学作品中更有所流露。梅禹金《青泥莲花记》就为历朝200多名妓女立传，这实在是破天荒的事，在该书卷八之末更假女史氏之口云：
凡倡，其初不必淫佚焉。或托根非所，习惯自然；或失足不伦，沦胥及溺。人之无良，一至此耳。间有临中流而海岸遂登，薄虞渊而日车始税，即顿渐不同，要其从道固一也。
充满了对风尘女子的同情、尊重、认同。余怀《板桥杂记》录明末秦淮名妓35人，分“雅游”、“丽品”、“轶事”三卷，对那些操守高洁、临难不苟的风尘妓女表达了由衷的饮敬。公开以“异端”自命，提倡“经子不分”，打破儒家正统之见的傅山，对妓女的看法更为大胆：“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正所谓惺惺相惜。文人学士对名妓的咏赞，为她们辩护，为她们列传，实际上体现了士阶层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名妓的一种品评标准的变化。正是由于思想者的启蒙和影响，才使明末青楼名妓的人性得以舒张，才使明末青楼名妓的文化素养、才情色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袁枚像
〈2〉文化交融，情趣相投
青楼名妓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后，风情绰约，不同流俗，真正能够欣赏她们才情的，当然不会是官僚，更不会是商贾，而只能是文人学士。文人是名妓的知音。李湘真“爱文人才士”，所交游的文人有余怀、江垓、孙临、张岱等。顾媚交游的文人更多，知名者有张明弼、吕兆龙、刘履丁、冒襄、吴绮、邓汉仪、龚鼎孳等。董小宛交往的文人，有钱谦益、方以智、吴应箕、张岱、侯方域等。卞敏“欣白如玉，风情绰约。亦善画兰鼓琴”，与之交往的文人有申绍芳，许誉卿等。李香交往的文人，有张溥、夏允彝、杨文聪、魏子中、侯方域等。王月“寒淡如孤梅冷月，不喜与俗子交接”，而她与文人孙临、蔡如蘅、张岱等却情趣相投。柳如是才思敏捷，“使事谐对，老宿不如。四方名士，无不接席唱酬”。那些庸夫俗子，虽奉千金而不得如愿以偿。
名妓与文人名士相处，习文人名士之所习，投文人名士之所好，因文人名士之揄扬而斐声遐迩。两者的关系，首先是一种精神的追求和相互影响的文化氛围，其次是异性交往中性内驱力的驱动和情感的契合。明宗室齐王后裔朱承彩在一年中秋节开大社于南京，张献翼等海内名士120人，秦淮名妓马守真以下40多人参加，《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齐王孙承彩”条载：“咸相为缉文墨，理弦歌，修容拂试，以须宴集，若举子之望走锁院焉。”李先芳罢官家居后，把亭园建得十分豪华，养了许多歌妓，在林下优游度日，四十多年生活在文酒声妓之中。
名妓与文人名士，濡沐词章翰墨，吟赏山水烟霞，这种男女之情与诗友之谊，经过文化交融，最终产生爱情，并进而结成婚姻并不奇怪。晚明时期，名妓与文人名士的婚姻成功率、婚姻产生的影响力、婚后双方的感情关系、婚后的文化氛围和生活质量，都是前代望尘莫及的，即使是开放的唐代。葛嫩嫁孙克咸，顾媚嫁龚鼎孳，马娇嫁杨文聪，王微嫁许誉卿，卞敏嫁申维久，相知相爱的婚姻生活，堪称佳话；至于钱谦益编订《列朝诗集》时，托柳如是勘定《香奁》（闺秀）一集，与伴侣唱和相随；冒辟疆编汇《全唐诗》，亦视董小宛为其得力助手，“夫妇而寄以朋友之义”；类似举动都逾越了传统礼教的范围，对改变女性的文化环境、提高女性的文化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明代艺术（5）
〈3〉操守高洁，临难不苟
清人常说，“明季多奇女子”。明末众多的奇女子，相当一部分便是技高绝伦的女侠，此亦影响到清人笔下的女侠特别多。明人邹之麟《女侠传》，将前代女侠传闻加以搜集，分为豪侠、义侠、节侠、任侠、游侠、剑侠六类，以弘扬女侠的精神传统。由于有广阔的民俗背景，加上名妓人在江湖的境遇所造就的自由纵放的情趣、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人名士气节才华的濡染，因此江淮名妓多侠气。
寇湄，字门白，秦淮名妓。娟娟静美，跌宕风流。18岁时，保国公重金买她去，金屋藏娇，爱如掌上明珠。甲申之变，保国公降了李自成，她以千金赎身，匹马短衣，携一婢逃回江南。“归为女侠，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酒酣耳热，或歌或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