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中的河间王司马颙向地狱报到，排名第七。
八王之中七王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捱到最后，似乎是最后一个胜利者，其实他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司马越拥立怀帝后，大权独揽，首先他害掉怀帝的侄子十四岁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曾被惠帝立为皇太子，司马越怕日后这个孩子又会继怀帝后登基，所以先下手为强。不久，他又杀掉怀帝亲舅王延及大臣高韬等人，窜逐大臣苟晞。“（司马）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
怀帝永嘉五年（310），眼见洛阳城外狼烟四起，内不自安的司马越戎服入朝，请讨石勒，想趁此拥大兵立功以自固。他率四万精军出讨后，飞檄各州郡征兵，但“所征皆不至”。“公利罄乏，所在寇乱，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忧惧劳顿，又得悉怀帝密诏苟晞等人要杀自己，东海王司马越兵至项城（今河南沈丘）时，忽发暴疾，死于当地，同军而行的襄阳王司马范和太尉王衍秘不发丧，准备率军送司马越尸身还葬其封地东海（山东郯城）。
羯族首领石勒（当时为匈奴种的汉王刘渊部属）得知消息后，率劲骑追赶这群群龙无首、兵官家眷交杂的队伍，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大开杀戒，大队骑兵像打猎一样围着数十万西晋军民发箭狂射，一天下来，“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石勒派兵士一把火烧掉司马越棺柩，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
侥幸未死的西晋兵民二十多万，被刘渊另外一部将王璋一把大火烧死。“并食之”，成为了烧烤人肉军粮。
石勒军队逮捕了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等多位晋朝高官，还有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等六个皇族王爷。“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王衍还劝石勒称帝。只有襄阳王司马范还是条汉子，“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半夜，石勒派兵士推倒屋墙，把王衍和司马范活活压死，但他们总算保了全尸。
司马越留派洛阳的部将何伦等人闻败，慌忙拥司马越世子和他的王妃裴氏从洛阳往东海方向逃跑，城中百姓士民也紧随军人一起外逃。跑到洧仓，又被石勒大军迎截，东海王世子以及皇族四十八个王爷都死于乱兵之手，东海王王妃裴妃被乱兵抢去，轮奸过后又卖给别人。
公元311年（怀帝永嘉五年）6月，晋怀帝被匈奴刘渊的汉军抓获，公元313年被杀，时年三十。公元316年，惠帝另一个侄子晋愍帝司马邺也肉袒出降，不久被杀，时年十八。至此，西晋灭亡。怀帝、愍帝都是很不错的青年干才，但“八王之乱”已经使晋朝大厦遭受难以修补的巨大裂隙，孤木难支，任谁也无力回天。
你方唱罢我登场（5）
祖逖曾讲，“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民庶怨叛。由诸王争擅，自相夷灭，逐使戎狄乘虚，毒逋中土”。晋惠帝虽昏而不虐，但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皇皇大晋，由一个愚君来统理，简直是古今所无的事情。晋武帝没有远见，所托非人，儿子不争气也罢，托孤大臣不是杨骏那样的擅权鼠辈，就是张华那样的世故老臣，以至于贾后奸邪妇人秉国，赵王司马伦阴险王爷篡逆，诸王争起，亡乱终至。
“八王之乱”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大乱开始时各种势力都是打着拥护皇权的旗号，或者“矫诏”行事，绝非赤裸裸地像东汉末年那样胡乱开打。这主要是因为晋武帝在位二十六年，皇权威力影响巨深。赵王司马伦势力如此之大，但一旦篡逆，很快就被打着迎归惠帝旗号的诸王所击败，而司马衷这个“土木偶人”恰恰可以成为各位皇族野心家手中最大的王牌，一直到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眼见傻子皇帝再无可用之处，晋武帝时代威赫皇权的余晖全然逝去，才一把毒药弄死了这个幌子皇帝。
追思造成西晋最终灭亡的八个司马皇族，司马氏原来的立意完全是出于想“封建亲贤，拱辅帝室”，但晋武帝没有远图，惠帝失于暗劣，执政大臣安于奢放，致使贾后擅权，八王又暗怀私心，相迭而起，煽风速祸，致使“崇国俱亡，身名并灭”。然而，这八王的人格禀性也不尽相同。汝南王司马亮，“少清警有才用”，乱非其起，不失厚道；楚王司马玮“开济好施，能得众心”，是位年轻气盛，没什么政治经验的王爷，虽有挟怨私心，终为贾后杀人工具，自己也不免挨刀；赵王司马伦以叔祖之尊，昏暗愚懦，诸子又不成器，成为孙秀的傀儡，又肆行篡逆，可以说是八王中最令人不齿的老匹夫；齐王司马冏，“少称仁惠，好振施”，如果公正持平，完全可中兴晋廷，但最终为自己的野心所累，暴尸于市；长沙王司马乂“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应该说是文武全才，果断聪明，但乱世人心叵测，最终被东海王出卖，功败垂成；成都王司马颖本来在谋士卢志等人的辅佐下，扫平大逆，颇得众心，但最终他宠信宵小，不仅与堂兄齐王翻脸，又与同父异母兄司马乂同室操戈，遥制朝廷后，成都王又不能当机立断，自恣其欲，最终也一条绳索搭上性命。河间王司马颙，本是司马皇室疏宗，“少有清名，轻财爱士”，晋武帝赞叹其“可以为诸国仪表”，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老成君子的王爷，先附赵王司马伦，又与齐王司马冏共攻赵王，再与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乂，其部将张方更是残酷无比，劫持惠帝车驾，祸害京都洛阳，乘东海、成都二王交恶，他又浑水摸鱼，把惠帝劫至长安，软禁成都王，完全成为当时诸王混战的祸头，虽有如此城府，最终仍不免被人活活掐死；东海王司马越也是晋室疏宗，“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司马越临危出卖同盟者长沙王，再与成都王翻脸，又攻击河间王，并毒死晋惠帝，虽最终能成为“八王”中不被砍头的王爷，但尸骨未寒，石勒的一把大火也把他烧成灰烬，世子死于刀剑之下，妻子惨遭乱兵轮奸变卖，下场也可嗟叹。
“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闻，乱兵接而宫庙堕，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倘使晋武帝的后继者为一平庸守业常主，所有这些王爷大可以善始善终，拱列晋室。即使哪个怀有狼子野心，在大一统的皇权下面也只能做太平顺王。
晋武帝时代另一措置失当之处，就是裁撤大批州郡士兵。当然，裁兵的初衷不错，根据西晋的《占田法》，这些退伍士兵可以分得一份土地从事劳作，不仅保障了自己的衣食，还可以给国家上缴租调。但是，州郡兵力减弱，真正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有宗室拥兵叛起，或者边陲少数民族构乱，邻近州郡当然会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侵占。当时也不是没有明白人，尚书仆射山涛就劝谏武帝不要解除州郡武备，但正陶醉于“大一统”胜利中的晋武帝根本听不进去，认为州郡养兵费钱费力又无产出，下诏严命裁兵。
恰恰是“忘战必亡”，武帝死后不久即成祸乱满天下的现实。试想，大郡才有武吏百人，小郡才有武吏五十人，如此的“偃武修文”，晋武帝的谋浅和短视何其甚也！
此外，西晋初期大封同姓诸王，也并非“八王之乱”的真正导火索。细心考究西晋制度，可以发现宗室诸王在封地上没有什么治民的实权，王浑上书谏劝晋武帝不要派齐王司马攸“之国”时就指出：“……今出（齐王司马）攸之国，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诸王治地，“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真正招致诸王能有力量相继起兵为乱的原因，其实是武帝后期赋予他们专镇一方的威权，诸如楚王司马玮镇荆州，淮南王司马允镇江、扬州，汝南王司马亮镇许昌，等等。惠帝继位后，赵王、河间王等人又相继坐拥关中重镇，成都王坐镇邺城，齐王司马冏坐镇许昌。诸王带兵日久，幕府人杂，问鼎之心于不知不觉中悄然滋长，最终导致这些地头王们纷纷而起。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亡于农民起义的少数几个政权之一。虽然经学的衰落，玄学、佛教的兴起和少数民族内迁成为西晋政权削弱的重要干扰来源，但其真正的灭亡原因则是八王互攻而造成的内部混乱和崩塌。
你方唱罢我登场（6）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进步的事业必须被进步所取代。”福兮祸兮，虽然西晋的灭亡造成了一百余年间中国南北方极大的社会动荡，各个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也在中国历史上达成破天荒的头等大事：中华民族第一次在中国各民族的“兄弟之战”中最大限度地加速了民族大融合，胡族文化涤荡冲洗了汉族原有文化中的糟粕和余渣，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添加了新鲜的活力因子，并为日后隋、唐的大一统奠定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和心理积淀。
纷乱大伪之世，却生出那么多英雄、豪杰、骚客、奸雄、懦夫，共同合演了一场盛大的世间戏。台上戏是先离后合，与台上之戏不同，世间戏却先合后离，辛酸处处，血迹斑斑。“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世纪，也是怀疑的世纪；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直上天堂，我们直落地狱……”——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这一段话，形容“八王之乱”前后的西晋社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狼血在流动
——刘渊的青壮年时代
晋惠帝傻汉登基，贾后弄奸，皇权旁落。“八王之乱”更使大晋山河摇摇欲坠，统治阶级你杀我斗、天昏地暗之际，虽然司马王爷们纷纷在白刃下失去颈上俊美的头颅，高级士族也因“站错队”被整族的烩掉，但真正遭受最直接、最惨烈痛苦的，当属晋朝绝大多数的无辜平民。特别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在纷至沓来的“五胡”铁蹄下，一次又一次遭受屠灭，在惨无人道的政治、经济高压下苟延岁月。
祸起萧墙之间，大晋的司马王爷们没有一个真正占到便宜，倒让一位号称是大汉刘氏皇族后裔的匈奴人趁机而起，并给了西晋王朝深达肺腑的致命一刀。
群“狼”的缘起（1）
——内迁的匈奴们
自汉朝以来，居住在今天蒙古大草原上的匈奴人在“逐水草而居”的同时，时不时高举狼头大纛，啸聚而来，狂风一般地忽然出现在汉族人的北部边地。他们践踏庄稼，洗劫城市，烧毁房屋，杀戮当地居民。大肆劫掠后，他们往往又掳走成千上万的汉人为奴隶。往往未等汉族大军到来，匈奴人便又鬼魅一般地消失在无尽的大草原中。吃肉喝酒之余，这些野蛮人在朔朔北风中享受他们掠来的女子玉帛，嗷嗷狂叫以示庆贺。这种情况，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长达数个世纪之久。
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人赖以生存的蒙古大草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旱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