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惯，要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马上制止，不准同志为他而去作无畏（谓）的牺牲。这个时候的瞿秋白，如果要讲一句俗话，简直是太窝囊了。然而如若不窝囊一点而表示半点不满，就更没法活了。”（7）对于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投身了“革命”，实际上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即便在思想上、情感上已与“革命”的极大地疏离，在行动上也只得与“革命”保持一致。他已经没有为自己重新选择道路的“权利”，只能老老实实地被“革命”牵着走，哪怕明知前面是“党内同志”布下的陷阱，也无由后退。这时，对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儿时”的怀念一定又袭上心头，于是，在离开上海不久前的1933年12月15日，瞿秋白从抽屉里拿出放了两个多月的《“儿时”》，交《申报·自由谈》发表。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5）
四1934年1月7日的上海之夜，雨雪交加。就在这雨雪交加中，瞿秋白永别了妻子杨之华，踏上了去“苏区”的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连同各路人马开始了“长征”。瞿秋白当然要求随中央机关“长征”。然而，这要求却被断然拒绝。就像当初想留在上海不走却不得不走一样，这回是想跟着走却不准走。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对有关“长征”和人员去留问题，曾有这样的回忆：“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8）让瞿秋白这样的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打游击”，真可谓滑稽之至。当然，“打游击”是假，“甩包袱”是真，“借刀杀人”是真。从苏联时期起，“党内同志”就一次次地想置瞿秋白于死地，待到1935年2月瞿秋白以“共党首领”的身份被国民党军队抓获，他们也就如愿以偿了。对这一切，瞿秋白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明白了瞿秋白投身“革命”后在“革命阵营”内的遭遇，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以最后的生命时光来写《多余的话》了。实际上，瞿秋白早有满腔悲哀、屈辱、悔恨渴欲一吐为快。而在此之前，也在按捺不住时有过零星的吐露。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说：“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自然比这篇文章要轻微得多，也婉转得多。尽管是迂回婉转，还是说了不少的过头话”。如果说写给丁玲这些信已经预告着《多余的话》的怀胎；而离开上海前公开发表《“儿时”》，则表明《多余的话》已经孕育成熟。
明白了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也就能明白他为何在《多余的话》中写下这样的话：“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明白了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也就能明白他为何在《多余的话》中写下这样的话：“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Ο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半个多世纪以后，接续着瞿秋白的这种“感受型反思”的，是韦君宜。韦君宜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积极投身“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1949年后，也可算是中共高级干部。1994年，韦君宜出版了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对于延安时期“抢救运动”的残酷无情和荒谬绝伦有深刻的揭示，对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有十分耐人寻味的表现。1998年，韦君宜出版了回忆录性质的著作《思痛录》，对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和1949后的“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革命运动”有冷峻的反思。之所以说韦君宜的反思是瞿秋白式的，是因为韦君宜同瞿秋白相似，反思中的思维活动始终不离自己的经历、感受，很少进入抽象的理论思辨。关于韦君宜的反思，已有许多人作过评说，尤其《思痛录》出版后，在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2001年，大众文艺出版社了《回应韦君宜》一书，其中收录了数十篇对韦君宜的反思进行论说和阐发的文章。因此，我在这里就不对韦君宜的反思多作赘语，只将韦君宜的反思与瞿秋白作些比较。
首先要说明的是，瞿、韦二人的反思虽然立足于自身的经历、遭遇，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之所以反思，仅仅是因为个人在投身“革命”后饱受苦难。驱使他们对“革命”进行反思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在《多余的话》正文之前，瞿秋白借古人语作卷头引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正是对“革命”的“心忧”，促使瞿秋白不顾身后的荣辱，提笔写下了《多余的话》。《多余的话》刚开始，瞿秋白写道：“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在《多余的话》快结束时，又写道：“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为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不应该的。所以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这是在说明为何要写《多余的话》。瞿秋白非常清楚，以他的政治身份写出《多余的话》这样的东西，一定会举世哗然，也会令人百思不解。例如，丁玲这位知心好友，就至死不能理解瞿秋白为何要在临死前留下这样的东西。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丁玲在肯定《多余的话》的同时，也说：“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我认为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笑柄，发生误解或曲解。”连丁玲这样的知心好友都不知“我”实因“心忧”而“谓我何求”，那我的“心忧”要在短时间内广被理解，实不可能。这一点，瞿秋白是充分意识到了的。甚至死后的戮棺鞭尸，瞿秋白都应该想到了。但他还是要说出这些“多余的话”。这固然可以理解为是瞿秋白超乎寻常的真诚使然。“革命家”、“革命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等等，诸如此类的头衔，本不过是舞台上的戏装，瞿秋白内心对之厌恶已久，如果在临死之前不将这些戏装扯下，那就要在尸体上罩上“革命烈士”这样一件新的戏装，而这是瞿秋白决不愿意的，于是，他以这些“多余的话”撕扯下套在身上多年的旧戏装，也以这种方式预先表示了对“革命烈士”这件新戏装的拒绝。扯下和拒绝这些戏装，不仅仅是要以真面目面对历史，更在于让真实的自己成为“以后的青年”的一面镜子，让“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韦君宜在《思痛录》的“缘起”中，则这样解释自己为何以余生进行反思：“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在《思痛录》之四“我所见的反右风涛”中，韦君宜说到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人们为了自保，往往不惜相互陷害、吮血卖友时，有这样一番慨叹：“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之食？我不会听众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监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真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据韦君宜爱女杨团说，在“文革”后期，韦君宜就开始在极为隐秘的情况下写《思痛录》：“而‘四人帮’粉碎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向我公开了她的秘密。她要写一部长篇回忆录，从抢救运动开始，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她讲，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她十八岁参加共产党，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9）瞿秋白也好，韦君宜好，他们之所以反思，实在不是为了倾诉个人苦难、发泄一己委屈。《多余的话》、《露沙的路》、《思痛录》等，是他们的“心忧书”和“心伤书”，但他们为之心忧和为之心伤的，与其说是“革命”给他们带来的苦痛，毋宁说是“革命”本身。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