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中载宫刑：“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中。”汉代《白虎通》中也说：“宫者，女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其势也。”对于女子宫刑的手法，历来争论较多。今人陈和平先生发表在《文史知识》上的《宫刑杂考》一文，认为古代对女子施行宫刑，就是反复用木棒击打女子的腹部，迫使女子的子宫垂落，坠入阴道，从而阻止女子和男子再次发生性关系。本书赞同其说。不过，本书讨论的宫刑是针对男子的。
“宫”字，本指房屋。《尔雅》中说：“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墨子》中也说：“父母妻子，皆同其宫。”宫刑，与其他的刑罚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在密不透风的房屋中进行，所以称作宫刑。宫刑又被称作“下蚕室”，因为养蚕的房屋内温度较高。《汉书·张汤传》：“太子败，宾客皆诛，安世为贺上书，得下蚕室。”唐代颜师古注释：“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颜师古先生的注释，对宫刑被称作下蚕室作了极为恰当的解释。
宫刑作为一种刑罚，大约出现在夏商时代，据考在三苗部族中就已有宫刑这一刑罚了。夏商时代的墨、劓、宫、膑、大辟“五刑”中的宫刑，最初主要是给战俘与罪犯施行，它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方式。同时，惩治的对象还包括有“越轨”行为的男女，所以也被称作“淫刑”。宫刑，还被称作“腐刑”。后人认为：“腐，宫刑也。丈夫割势，不复生子，如腐木不生实。”在古代宗法社会，繁衍子孙后代乃是天经地义的大事，男子被割去生殖器，失去了生育后代的能力，不能使祖宗的血脉延续下去，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源泉，如同腐木一样，所以称为腐刑。
古代的宫刑作为一种刑罚方式，它的执行由专门的机构施掌。史载，战国时期的秦国有所谓的“主腐者吏”；汉代“少府若卢狱有蚕室”，此即专门施行宫刑的场所。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宫廷中，有许多专掌宫刑的“阉公”。迟至清代，在内务府还保留有主管宫刑的慎刑司。
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皇帝的后宫越来越大，后宫中的嫔妃越来越多，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三千粉黛，成为一个独立于社会的女子世界。为了维护皇宫的正常运转，大量被阉割的男子进入皇宫，于是宫刑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到淫乱之外的各类罪犯。西汉景帝时规定：“死罪欲腐者，许之。”允许以宫刑代替死刑。宫刑的性质由单纯的淫罪之刑逐渐演变为免死之刑。这种变化大大扩充了宫刑阉割对象的来源。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罪当斩首，后受宫刑免死，视之为平生奇耻大辱。“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报任安书》）
宫刑所独具的残酷性，很早便引起了人们的非议，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迫于众议也曾数次下令废除宫刑。早在西汉初年，少女缇萦代父受过的行为曾一度感动文帝，加上大臣的表奏，文帝下旨：“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生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宫）刑，有以易之，具为令。”宫刑一度被废除。但景帝时，又变相恢复。南北朝时，北魏曾一度明令恢复宫刑的法律地位，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岁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隋朝初年，隋文帝颁布法律，规定刑罚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包括宫刑在内的其他一些肉刑处罚被正式废除。隋朝之后，尽管在司法实践中确实仍有宫刑的事例不断出现，但历代王朝的正式刑罚制度中已罕见宫刑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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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章制度的完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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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史料来看，中国有关宦官的最早记载，始见于《周礼》，因而古人大多认为宦官制度起源于周代。“《周礼》置官，亦备其数。”（《后汉书·宦者列传序》）宋代典籍《册府元龟》也说：“《周礼》建寺人之官，掌女宫之戒。”众所周知，《周礼》的成书年代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根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周礼》应该是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书中所记载的有关周代的典章制度非足以全信，但是大致还是可靠。
《周礼》一书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几个部分，而有关宦官制度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天官冢宰》，在《地官司徒》、《春官宗伯》也可散见零星记载。
从前文叙述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周代宦官大多来源于遭受宫刑的罪犯和战俘，主要是国君的家奴，与后代宦官亦官亦奴的身份有着本质的不同，宦官制度也没有系统化、制度化。掌管王宫上层事务的是王族成员，如太宰、小宰、内小臣、宫正、宫伯、内宰等，此职并非阉人执掌。真正又被阉宦执掌主要有四大类：一是宫廷杂务，由宫人、典衣、尚衣负责。二是内廷纠察，由寺人掌管。三是总领宫廷杂物，由阍人看管。四是通令内外，由内竖掌控。每一种大概有一人到数十人不等，所以西周时期宫廷的阉宦应该不下数百人。
不过，周代的宦官还有一些倾向值得我们注意，并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宦官的来源，除了罪犯和战俘外，同时一些被认为“淫乱”的男子也被施以宫刑，使得宦官的来源开始扩大。同时，一些职务较高、与国君接近的宦官开始插手政务。如内宰“掌书版图之法，以治王内之政令”，内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由于身处后宫，位居权力中枢中间，插手政务的趋势已经显现。不过，在周代，宦官所担任的职务并没有固定，有些正常男子也担任一些内廷的高级职务，宦官插手政务的现象没有制度上的保证。
春秋战国时期，宦官一词已被广泛使用。前面已说过，春秋时期的宦官多称为“寺人”。寺人本是内廷中的一种职官，此时成为宦官的通称。战国时期，齐国的内廷宦官系统开始组织化。赵国所设的宦者令，也是集中统一管理宦官的机构。
后来秦始皇所设的少府机构，可能也于此时出现。而且苏秦游说六国时，就曾指出韩国有少府机构，有关秦国的记载中也可零星散见一些少府属官的名称，如尚书等。由此可见，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少府，主要掌管内廷的财政、手工业，不过并无资料证明其掌管宦官。但是，秦汉时代的少府，当系由此发展而来。
秦汉时期（主要是两汉），宦官阶层开始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的常设部分登上历史大舞台。秦汉时期，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吏，习称三公、九卿，而宦官机构隶属于九卿。宦官机构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少府；二为大长秋。
少府，是“卿”系统之一。“掌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少府本是执掌帝王财政的机构，但实际上其职权涉及帝室生活的方方面面，宦官机构大多归属少府统辖。少府的宦官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侍从左右、应对、承宣传达之职，如中常侍、中黄门、小黄门；另一类是负责内廷供养杂役事务的官职，如掖庭令。前者地位较高，但无下属机构；后者地位稍低，但掌管实际职责，辖有机构。
中常侍，最早设于秦代，西汉常为加官封号，均为士人。至东汉时成为阉宦专职。中常侍地位较高，秩比两千石，常随侍皇帝左右，成为皇帝的代言人，东汉时期的权阉大多都是中常侍。中常侍能够“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地位相当特殊。东汉时期的权阉张让、赵忠等人号为“十常侍”，挟持朝政，连灵帝也称张让为“父”。
秦汉时期少府所辖内廷官署甚多，其中不尽为宦官机构。与宦官有关的有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永巷、掖庭、署长、中黄门、诸仆射。
大长秋宦官系统，系由秦代的詹事和将行官职发展而来，主要为皇后服务。秦代，将行一职，主管皇后官属，汉景帝时改为大长秋。秦詹事，掌皇后、太子家事，西汉成帝时并入大长秋系统。大长秋所辖机构，基本上是宦官机构，其属官为宦官，西汉时大长秋一职由士人和阉人轮流担任，至东汉全为阉人。宦官名称有大长秋丞、中太仆、中宫尚书、中宫谒者、中宫药长、私府、永巷、中宫黄门冗从仆射等，都是宦官担任。在皇后当政的年代，大长秋系统的宦官常常声势显赫，东汉权阉江京、曹腾、郑众都是出自大长秋一职。
另外，秦汉时期，皇太后、太子、诸侯王也有自己的宦官机构。皇太后宫中有太仆、卫尉、少府三卿，视为“太后三卿”，又因为汉代太后住居在长乐宫，因而有时被称为“长乐少府”。只是，太后宫中的宦官并非常设，因为并非每朝每代都有皇太后。西汉，太后三卿多用士人。东汉，常用阉人，但亦用士人，如李膺曾为长乐少府。不过，太后三卿所属官僚，全为阉人。
秦汉时期，太子宫中设有一整套宫官机构，设有太子太傅、太子少傅之职，由太子少傅掌管东宫。其属官有太子率更令、太子庶子、太子舍人、太子家令、太子仓令、太子仆、太子门大夫等。在上述官职中，究竟哪些由宦官担任，史籍中缺乏详细记载，只是可以说上述官职中不乏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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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章制度的完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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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之时，诸侯王宫廷中亦使用宦官，但是规模远逊于皇宫。《汉书·百官志》中所载，永巷长一职，为宦官担任。在其他的两汉时期的史籍中，与宦官有关的官职有长秋官丞、永巷长、永巷仆射、宦官丞、内官丞等。
这一时期，宦官机构虽然较为分散，但是宦官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宦官的身份也开始官僚化，并且插手中枢政治。
魏晋时期，对宦官的管理比较严格。中常侍是东汉宦官的主要职务，到了曹魏时期中常侍的职责、人选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曹丕时期，设置散骑一职，并且与东汉的中常侍合二为一，称为“散骑常侍”，中常侍一职被取消。散骑常侍的职责为“常规谏、不典事”。散骑常侍袭用士人，主要任用皇亲国戚、宗室显贵、亲信近臣。有魏一代，未见有宦官担任散骑常侍一职，这与东汉中常侍势焰熏天的情形大不相同，基本上切断了宦官插手中枢的机会。汉代设置中书令一职，悉用宦官担任，其权势后来足以与相权匹敌。曹魏政权沿袭汉代尚书机构，同时设置中书机构分散尚书职权，魏文帝曹丕时设置中书监令，到魏明帝时权力渐越尚书令。无论是尚书令还是中书监令，都由士人出任，未容宦官置喙。
晋承魏制，整个魏晋时期秦汉以来的三公九卿制一直存在，但职权已渐被中朝官所夺。尚书、中书、侍中的职权不断增长，三公九卿的职权日益消亡，同时东汉宦官执掌的中枢大权也转移殆尽。散骑常侍一职成为显职，多由宗室王族、功臣、亲信担任。太后三卿和皇后宫中大长秋，至晋仍然存在，位列九卿，但是由士人出任。两晋时期，散见的宦官职务，有寺人监、黄门令等，称谓有宦人、黄门、阉宦、阉竖等，宦官的地位相较东汉大大降低。
关于宦官在南朝的情况，史籍中较少见到。但是南朝宦官势力进一步衰落，则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