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俯视七千呎下的平静大洋；从那样的高度向下看，大洋似乎总是平静的。在我们的下面，看起来像有一艘小型的不定期的货船。它的出现，使我产生一种舒适的特殊感觉。在这种心旷神怡的幻觉下我又去睡觉了，一直睡到天亮时才醒。
我爱看黎明的来临，因此我又走到前面去。当你以每小时一百六十哩的速度向东飞行时，你很早就遇见太阳，它也升得极快。在这样的长途飞行中我坚持我的惯例，开饭的时间应按照胃口需要的时间规定，一个人在天亮以后起床，就要吃早饭；过了五小时，吃午饭。午饭后六小时吃晚饭。这样，他就不受太阳的支配，否则，太阳对他的事务会发生太多的关系并搅乱了工作惯例。马歇尔将军和我进行了非常愉快的谈话。他详细地问我关于美国宪法所容许的“弹劾”和英国议院仍保留的“褫夺公权”的分别。我没有费什么事就使他相信保存这种极其尊严的法律程序的必要。我们两人利用闲暇时间清理了一些积压文件。当行近直布罗陀时，我们找寻周围的护航机。一架护航机也没有。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一架身分不明的飞机所吸引，起初，我们以为它对我们发生兴趣。由于它不再飞近，我们断定它是一架西班牙机。但是直到那架飞机消失时为止，他们似乎都很关心。降落时大约是下午五点钟，总督在那里欢迎我们。在当夜继续飞往阿尔及尔是太晚了，他用车将我们载到他居住的“修道院”去，那里的修女们已在两个世纪以前搬走了。
关于“修道院”这个名字有一段故事。直到1908年，总督的官邸始终叫作“修道院”。可是就在那一年，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御前秘书，亨利·庞森比爵士写信给总督说，国王以为把这个名字改为“官邸”合适些。理由是，当国王在乔治·怀特爵士的总督任内视察直布罗陀时，英国报纸有一段记载，大意是，国王曾在“修道院”午膳。十天以后，国王陛下收到新教联合会通过的一份决议，对于国王不但认为有必要视察一处罗马天主教的机构，而且甚至在那里午膳，表示遗憾。然而，当国王乔治六世于1943年6月视察北非时，他表示了将总督官邸重新命名“修道院”的愿望，所以总督官邸现在仍叫“修道院”。
直到次日下午，我们才能离开直布罗陀前往阿尔及尔，所以有机会带领马歇尔将军参观直布罗陀。我们作了几小时的巡礼，视察了保证永久供应要塞淡水的新蒸馏厂，各种重要炮垒，几处医院和许多部队。最后，我走下去参观总督特别喜爱的地方，一处新的直布罗陀地道，凿在石头的深处，它的炮台装有八门快速发射的大炮，控制着地峡和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中立地区。这里的工程浩大；当我们沿着它走的时候，确实感到，不论直布罗陀可能会出什么危险，似乎从大陆来的攻击已不成其为危险了。总督对于他的这一成就的骄傲，也为他的英国参观者所共享。还未等到我们上水上飞机辞别时，马歇尔将军有些踌躇地说道，“我钦佩你们的地道，可是我们在科里几多尔也有同样的一个。日本人用大炮轰击几百尺以上的地方，在两三天以内大堆的碎石就把那个地道堵塞了。”我感谢他的警告，但是总督似乎惊呆了，所有笑容都从他的脸上消失了。
我们在下午比较早的时候起飞，有十二架“勇士”式战斗机在我们的上面很高的地方巡逻，黄昏时分到了阿尔及尔飞机场，在那里迎候我们的有艾森豪威尔将军，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亚历山大将军，以及其他许多朋友。我乘车直趋坎宁安的别墅，就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隔壁，这是他为我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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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比在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这八天中更愉快的战时回忆。我电约艾登到这里来，同我一道，以便亲自参与我们所安排的吉罗和戴高乐之间的会面，并决定所有我们的其他事务。我向内阁说明，为什么他到这里来是特别需要的。
首相致副首相和自治领事务大臣 1943年5月29日
……据我看，艾登来这里盘桓几天是很重要的。在吉罗—戴高乐的婚礼上，他作傧相比我合适得多。他应该对周围的气氛有所理解，并在容易演变为一出严肃的戏剧中同演员保持联系。乔治将军刚来拜访了我，他的精神抖擞，现在密切地同吉罗一起工作。
我打算在这一带地方停留到下月6日，因为我在华盛顿经过一阵忙乱之后，需要在这种阳光充足的地方休息一下。对于现正开展的军事问题讨论，这里的意见是听其自然发展。我们英国人都有相同的看法，只要稍具耐心，就可得到所希望的解决办法，正如我们在华盛顿所做的一样。
如果认为应当占领西西里的话，我决心在离开非洲以前就进攻意大利的问题作出决定。布鲁克将军和我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了亚历山大将军、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和特德空军中将，后来又告诉了蒙哥马利将军。所有这些将领在最近的战斗中都倾向于进行大规模作战，并且认为征服意大利是从阿拉曼战役以来我们一系列胜利的自然结果。然而我们必须得到我们伟大同盟国的同意。艾森豪威尔将军非常谨慎。他倾听我们的一切论点，我确信他会同意他们的意图。但是，马歇尔一直到最后的时刻仍保持沉默，令人看不透他的意思。
我们开会时所处的环境是有利于英国的。我们同美国人比较起来，我们的军队数目三倍于他们，战舰四倍于他们，实际作战的飞机差不多与他们的相等。不必提到更早的年月，只从阿拉曼战役算起，我们在地中海的损失，人数是八倍于我们的盟国，船只是三倍于我们的盟国。但是，为了保证美国领袖们对这些有力的事实予以最公正而又最周到的考虑，尽管我们的力量占巨大的优势，我们却继续接受艾森豪威尔的最高指挥，并在整个战役中保存美国作战的特征。美国领袖们不喜欢在慷慨行为方面被人超过。对于公平合理的事情，没有人比他们有更自发的反应。如果你对待美国人好，他们总是想对你更好。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说服美国人的那些论点，在道理上是无可辩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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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下午五时，我们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阿尔及尔别墅举行第一次会议。艾森豪威尔将军以我们的主人身分主持这次会议，同他一块出席的有他的两位主要人物，马歇尔和比德尔·史密斯。我同布鲁克、亚历山大、坎宁安、特德、伊斯梅，还有一些别的人坐在他的对面。
头一个讨论题目是“小鬼”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将军解释道，这是攻打班泰雷利亚岛的代号。它的攻占日期拟定为6月11日。从地图上一看，对这次战役在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就很清楚。为了袭击西西里的南部，占领该岛飞机场差不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种军事行动也是清除西西里海峡的必要步骤，所以没有理由假定这种攻击会对突袭西西里岛有什么妨碍。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说，他的目前计划是以拥有六吋大炮的巡洋舰支援空袭，但是，如有必要，他准备派一艘拥有十四吋大炮的战列舰参加。我说，“这种军事行动可以为突袭能使海岸防御工事破坏到何种程度提供一个很有用的实验。联合王国内有一派思想认为，空军很足以攻破海岸防御工事，从而实际获得无抵抗的登陆。”布鲁克说，困难在于在空袭的终了和攻击部队到达之间有一段时间，而这一段时间会给敌人以进行恢复工作的机会。海军上将说，八艘驱逐舰将一直跟随登陆艇，并在近距离射程内保护登陆。我也确信，攻击部队内包括十九辆“谢尔曼”式坦克。意大利的实力大约有一万人。其中包括海岸防御部队，另有坦克车约百辆。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我的请求下，对于进攻西西里的计划作了一个简短的说明，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似乎是都可及时运到并且数量是充足的。以后我们就谈到至关重大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告诉我们，他曾同艾伦·布鲁克爵士长谈过一次，布鲁克着重说，俄国陆军是能够（在1943年）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唯一地面部队，因此，我们陆军的努力应当以迫使德军从俄国战线撤出兵力为宗旨，以便俄国军队能够使德军遭到决定性的失败。谈到1944年，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认为，如果我们掌握制空权，那么，譬如说，五十个师的英美兵力就可以在大陆上牵制住七十五个师。如果我们要击溃意大利，我们就应该在占领西西里以后立刻利用我们一切可以采用的方法，进行攻打意大利的战役。西西里的抵抗方式可能就是在意大利本土所要遇到的抵抗方式。如果占领西西里顺利，我们就应该直接进入意大利本土。这样得到的战利品会比攻击任何岛屿大得多。
后来我谈到一个主要问题，我们确实没有可能把一个在数量上可与俄军相比的英美联军派到欧洲去。俄军现在在他们的战线上牵制住二百一十八个德国师。可是，到1944年5月1日，我们就能在联合王国境内聚集二十九个师的远征军，其中有七个师是从北非调来的。联合王国必须是一个我们能够积累最大兵力的聚集点。也必须订好计划，准备在德国人崩溃之时随时进行大举横渡海峡的战役。正如马歇尔将军屡次所指出的，法国北部是大规模的英国本土空军和在联合王国的美国空军能够发挥全力的唯一战场。我着重声明，英国人民和英国陆军都急于想渡过海峡作战。
马歇尔将军说，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已经决定了横渡海峡作战的明确日期，而且已决定在袭击阶段要用五师军队。
艾森豪威尔将军探询道，他应在什么时候提出他的击溃意大利的（地中海）作战计划。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觉得，非到攻击西西里的结果和俄国的情况知道以后，不能作出决定。合理的办法是建立两支兵力，每支兵力设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参谋人员。一支兵力训练对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作战；
另一支兵力训练对意大利本土的作战。当局势已经充分明显而能作出一种抉择时，必须的空军、登陆艇等就要移交给负责完成选定计划的那一支兵力。艾森豪威尔立刻说，如果西西里能够轻易攻克的话，他愿直接进攻意大利。亚历山大将军同意他的意见。
帝国总参谋长随即提出他的一般性报告。俄国人和德国人的一场激烈战斗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应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尽力帮助俄国，并分散德国的力量。德国人已在许多地方受到威胁。我们已经以我们出现在北非和巧妙应用掩护计划，分散了他们的兵力。攻占西西里又是这一正确方向上的另一步骤。德国人面临在俄国的战役、在巴尔干的可能灾难，以及在意大利、法国和挪威的威胁。他们的兵力已经广为分散，不管是在俄国还是在法国，他们已不能再进一步地削减了。最便于他们削减兵力的地方是意大利。如果我们发现意大利的脚部已驻满了部队，我们就在别的地方试试。如果意大利被逐出战争，德国就必须拿出兵力来代替在巴尔干的二十六个意大利师。他们也要在勃伦纳山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