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海湾战争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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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海湾战争1416- 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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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德纳斯广场被击毁的萨达姆像下,一个至少有一米九高的共和国卫队上校柱着拐杖指挥士兵往前走。在他旁边有一个怀抱婴儿的小丫头,还没有我的腿高,瑟瑟发抖着。我把摄影背心里能吃的东西全掏给了她。
  在通往Choarta的立交桥下,T—72主战坦克和装甲车封锁了桥面,逃难的人似潮涌,军队犹如防波堤。士兵们仔细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后方许通过。空中的SA—3小羚羊直升机用库尔德语大喊:“一切安全,马上回自己家去。”
  我和吉姆爬上立交桥顶,从这里俯瞰前进的军队和逃难的难民相对而行,似滚滚蚁群。我不由得想起《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士兵和市民的尸体并排静卧,因为他们同属于人民。”
  我身旁就是一辆T—72坦克,巨大的滑膛炮直指进山的路口,我身上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引起士兵的好奇,我干脆摘下昨天摔坏的那台尼康相机递给他们,任其乱按一气。我用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几句阿拉伯语,得寸进尺地上了T—72坦克。可刚按了两张,跑过来一个少尉,大声命令我下来,两手比划着戴手铐的样子。我磨磨蹭蹭地往下爬:“雅嘿(兄弟),西尼夏比(人民中国)。”我被带到一位上尉跟前,主动交出相机,任其制裁。
  上尉上下打量了我好半天,笑了。“你不知道上面是军事机密吗?”
  “不知道。我是想和上面的‘雅嘿’(穆斯林兄弟)合个影。”
  “是人民中国吗?”
  “百分之百的人民中国。”说着我转了一个圈,让他看清我前胸后背上的字。
  “下次别往上爬。”
  “知道了。你没听昨天的新闻,人民中国正提议取消制裁,援助伊拉克人民药品粮食呢。”
  上尉连连点头“知道,知道。”我真不知道他知道什么,因为这条新闻是我刚从B#C吉姆那儿听说又添油加醋发挥的。我趁机收起相机,朝他连挥了三遍“V”手势,就象我拍反美游行一样。
  三十、撞车    再撞车
  三十、撞车    再撞车
  90年受命采访海湾战争,行前,北大气功师、我的大学同窗石松给我占了一卦,说我海湾之行不会有大凶,但车祸不断。这一算可吓坏了中文系的平岛由美,她特地让弟弟从日本找了个小蛤蟆要我挂在身上,因为日语蛤蟆念“凯露”,与“回家”发音相同。
  我头一次撞车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灾情不重,仅撞瘪了出租车的右门。我一看石松的卦算得挺灵,从此坐车只坐后排,而且总是系紧安全带。
  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的小陆是北大七五级的,为人特仗义,开车技术也高,四年来从未出过事,眼看一笔数目可观的行车安全奖就要到手。我在塞浦路斯转飞机、办签证,他没少帮忙。
  由帕福斯到尼科西亚的高速公路好得不能再好,小陆开的是使馆的沃尔沃740GL,据说是世界上最经撞的好车。小陆轻车熟路,可我总是习惯不了靠左行的英式公路。远处海面上三块巨石,就是爱美女神阿佛洛迪成诞生处。可由于滂沱大雨,什么也看不清。眼看离尼科西亚还有20英里,我们就要到家。不料斜刺里钻出一辆粉红色的小福特,没给灯光就上了快行线。当时我们的时速至少有95英里,一下子就顶在了小福特的屁股上。
  眼前仿佛是在演慢镜头,小红车在大雨中向右前方旋转着滑去,扫断十二根中心隔离桩,车内杂物飞得满天都是,小陆一脚刹车停在路中。
  我弄不清我是怎么从后排座位上飞起来,撞断前排枕头的靠垫,又打在小陆脖子上的。路过这里的塞浦路斯交通部长目睹了全过程,立即用他车上的无线电话通知了中国大使馆。警方当即裁决,责任全在小红车一方。可我的左臂和小陆的脖子全不能行动自如了。
  第三次撞车是在伊拉克。当时听说美军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难民营,我们就开始摩拳擦掌,由于路途太远,我们几个轮着干。首席老朱技术最精,从凌晨五点开到上午九点半,跑的全是没有灯光的夜路,险情丛生。我照例坐在后排,将自己紧紧捆在座位上,估计我们的新式奔驰260不会撞不过别人,除非有人撞我们屁股那我可就惨了。因为行李箱里装了200升备用汽油,一着火我先得变烤鸭。
  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盘交给了英文记者江亚平,江是新华社驻开罗记者,有两年开车经验。老朱关照他先把速度摇起来,再上快车道。
  前方视野很好,自动换档的大奔驰眨眼速度就上了一百三,速度表电子音响发出动听的鸣鸣声。就在这眨眼之际,只听江亚平大叫了一声“羊”,几团黑呼呼的东西就越过奔驰的风挡,从我们头顶呼啸过去。车身猛然一抖,安全带勒得我心脏狂跳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本傲视群车的奔驰,前脸五官全挪了位,仅剩左前角还残留一只转向灯。冷却系统彻底撞坏,挤在引擎中。车身上满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开外,两只死羊倒卧路中,几只伤羊正落荒而逃。
  老朱老跟我说,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气温可达八十多度。我说这不可能,并要与他打赌。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无际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汽腾腾,金光万丈,仿佛有十万个太阳从三百六十个角度围着我转,弄不清哪边是地,哪边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象一条晒干了的死带鱼,泛着死光。刚才开着空调不觉热,现在一切全来了。
  烈日下无处躲无处藏,眼看着奔驰260内的液晶温度计已经跳到了60℃,可还在逐步前进。连截了几辆小车,都说拖不动这个大个儿的奔驰。昨天我还为我们车有六个缸得意,今天却恨它为什么不是辆“飞鸽”,骑上就可以走。
  终于来了一辆大拖车,我穿上摄影背心,模仿标准的交通警察姿势,左手上伸,右臂轻微向左挥动。这辆大车还居然停下了。老朱夸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来了劲:“是魅力。”
  拖车司机一听我们是中国人,很愿意帮忙。但翻遍全车仅找到一根丈把长的绳子,可好歹把我们的奔驰260与他的庞然大物联在了一起。
  汽笛一声长鸣,我们总算颤颤巍巍上了路。由于绳子太短,前面大车尾灯一亮,我们就手忙脚乱踩刹车,生怕给已经没面目见人的前脸再锦上添花。就这样,还是险象环生,三抢两拽丈把长的绳子上又打了两个结。
  车速只敢维持在60公里上下,车内的空气总算又流通了。可扑面而来的全是热风,液晶温度计降到55℃就再也停滞不前了,体内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壮的汗毛有如干柴根根直立。这种感觉不知算蒸还是算烤。似睡非睡,从曼苏尔到巴格达两小时的路程却足足花了五个半小时,我们几乎也全似涅磐了的乌鸦,肉体干瘪,只剩下一丝游魂。等见到巴格达郑大使,我只剩下说“水”的劲。
  三十一、海湾战争和北大人
  三十一、海湾战争和北大人
  79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的,这全怪我那九十多岁的爷爷,我爷爷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国文学门。当时,他老人家硬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会变得勇敢诚实,乐于助人,一辈子受用不完。其实当时我更想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象所有多梦的中学生一样,幻想当个古德里安式的好军官。(海因茨·冯·古德里安,普鲁士贵族,第三帝国装甲兵创始人,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创始人,由于在奥地利、波兰、法国、苏联等战役中以快速锲入敌后而著名,有“飞毛腿海因茨”之称。著有《闪击英雄》、《坦克进攻》等著作)。为了能和我爷爷历数的毛泽东、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们成为校友,我狠心放弃了当装甲师长的念头,咬着牙进了北大。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因为我爷爷一句话,竟会引出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传统,六十年前刘半农就在此建立过“光社”。在末名湖南岸,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大37楼,我冲了我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的美国战地摄影记者闯进了我的生活。这位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与海明威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于世。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海明威。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响地雷还不忘按下快门,含笑死去。我被这家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列策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辞抄在了日记中:“他不仅留给我们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给我们一种精神。”
  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正果法师告诉我,人类的私欲不外为“名、利、色”。可象卡帕这样早已闻名于世可仍奋斗不惜、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私利呢?
  1983年我从北大毕业。家住美国加州埃尔森彻(EL CENTRO)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地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书。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将我推荐给新华社摄影部。
  1986年底被新华社摄影部录用后,我才知道,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当时我向她表白我决心当中国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说:“现在我一台相机也没有,可我知道怎么培养使用人。”就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如果没摄影部老板的知遇,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经伊斯坦布尔、安曼辗转进入巴格达。在金色屋顶的中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神态凝重的郑达庸大使对我的冒然前来似乎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心情,他公而忘私的自我牺牲精神正是鲁迅引以自傲的北大精神。郑大使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一个中国人负责。自海湾危机以来,巴格达使馆已组织成千上万的驻科威特、伊拉克劳务人员经约旦撤回祖国。郑大使钻进挂着五星红旗的奔驰300匆匆而去,他正在为最后一批劳务的安全奔波。
  巴格达使馆屋顶已用红油漆画了一幅巨幅的五星红旗,赤日当空,一丝风也没有。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陈我的四条理由:一、我是奉总社之命来采访战争的,为任务理应坚守巴格达。二、我是摄影记者,其工作特点是亲临一线。三、在国内我搞了四年突发事件采访,有应付危险的经验。四、有老学长的帮助。我保证服从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这种北大精尤的魅力,大使终于开了口:“你马上去领一套防化服。”
  在巴格达追踪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难度最大的采访。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在恰当的时候抵达最恰当的地点,这全凭一流的通讯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机、无线电话和到处是朋友的脸,可在这里我仅有两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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